中國國家博物館政治史

北京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兩邊,坐落著兩座巨大的建築,坐西朝東的是人民大會堂,與它遙遙對望的是中國國家博物館。

這棟建築在天安門廣場東側屹立已有50多年,但它以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身份面對觀眾,卻是2003年2月27日以後。那天,由郭沫若和鄧小平題寫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牌子被摘下。次日上午,由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題寫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掛牌:由曆博、革博合併組成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正式啟用新名稱,並行使其相關職能。

2007年3月,籌備多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啟動。據新華社報道,當時預計的是2009年底基本建成,2010年上半年投入使用。近日,國家博物館館長呂章申在接受《鳳凰週刊》記者採訪時介紹,根據工程及各方面進度,6月份以前對外開放已不可能,不過今年年底基本可以陸續重新開館。“因為奧運會、建國60周年耽誤了工期。博物館又不能搶工,一旦開館,就不可能閉館再修。而內裝修更需要精細。”

“改擴建後的國家博物館建築面積將達19.2萬平方米,超過了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等世界著名的博物館建築面積,為世界最大的博物館,”呂章申說,“今天,國家能拿出25億元用來改擴建國家博物館,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象徵,是一個國家的形象和窗口。”

天安門前“左祖右社”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博物館學家蘇東海看來,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使命,不僅因為其名稱的唯一性和地處天安門這樣一個政治中心地帶,也源於博物館在中國產生之日起就有的歷史使命。

194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政權成立的同一天,“國立歷史博物館”更名為“北京歷史博物館”,隸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此後,為了豐富博物館的革命歷史館藏,一場全民參與的文物大徵集就開始了。當時,中央宣傳部就發出《關於徵集革命文物的通知》,並指示組建革命博物館接受文物。

1950年3月,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成立。辦公地點在北海團城文物局機關內,不久遷入故宮西華門武英殿。同年6月,再次以“中央政府政務院”的名義發佈《關於徵集革命文物的命令》。

中國共產黨與蘇聯一樣,也很看重“革命文物”的徵集和保護。1949年4月,時任北平軍管會文物部副部長的王冶秋多方尋找,在第二監獄找到1927年殺害李大釗的絞刑架。7月,王冶秋根據一野政治部提供的消息,在山西文水縣徵集到殺害劉胡蘭的鍘刀。

在徵集文物的同時,一場大規模的博物館理論和專業知識的學習運動也在全國博物館範圍內展開。翻譯自蘇聯的關於博物館科學研究、材料徵集、陳列方法等工作經驗的參考資料,成為中國博物館界的教科書。

蘇東海說,蘇聯社會主義博物館一開始建立就強調蘇聯博物館是向人發進行科學文化知識和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陣地,加上中國博物館產生的特殊歷史背景,這直接導致了建國後一段時間內博物館的意識形態化。“圍繞階級教育、勞動教育和各項政治運動,博物館推出了許多展覽配合政治需要。如土改展覽、革命運動史展覽、解放臺灣展覽等,一時間博物館的政治功能成了第一功能。”

1951年4月,文化部提出博物館工作人員和社會一起進行思想改造。1950年3月,為配合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革命博物館籌備處舉辦了《美蔣特務大屠殺圖片展覽》

1958年8月,為了迎接建國10周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北戴河會議決定,在規劃中的天安門廣場東側,興建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與人民大會堂遙遙相望。

雖然遍查當年的文獻資料,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國傳統的“左祖右社”的思路曾經影響了天安門廣場的規劃,但今天人們提到天安門廣場,總愛以這四個字解釋其建築佈局。也有人做出進一步解釋:位於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就像一個天平中間的那根支柱,它的兩端,則分別是歷史和現實。事實似乎也正如此,如何正視歷史、面向現實,這一話題與中共政權相伴了60年。

意識形態包圍的博物館

博物館最初的陳列設計,主要參照蘇聯博物館陳列體系化的基本方法,即陳列主結構,同時又吸取了1930年代蘇聯對陳列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的批判,以實物為主。“所以一開始的時候,中央就提出了‘實物掛帥’,讓實物說話。但我們的體系還是教科書似的,章節題目也都是書面性質的題目。”蘇東海說。

1953年開始到革博工作的沈慶林回憶,革命博物館籌備期間的基本陳列是中共黨史。1958年建新館時,改陳為中國革命史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歷史。為建新館,中央設立了一個以文化部黨組書記錢俊瑞為組長的建館領導小組和以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為主任的建館領導小組辦公室。建館之初,領導小組主要針對內容設計提出組織陳列的六項原則,包括陳列的範圍、政治傾向性和歷史真實性相結合,體現國際主義原則和黨的民族政策,陳列要少而精,以及出現領導人照片肖像原則的掌握等。

1959年國慶節前夕,陳列經中央書記處審查後,認為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不突出,陳列的展線過長,氣勢不夠,沒有批准對外開放。

為加強對陳列修改的領導,中央又組建了以陸定一和康生為首的新的建館領導小組。建館領導小組提出十六字的修改方針即“突出紅線、大事不漏、增強氣勢、縮短展線”,“紅線”指的就是毛澤東思想。

“中國革命史陳列”嚴格按照《毛澤東選集》四卷來擺放,陳列名稱也與各卷名稱相同。這使博物館的陳列實際上更加教科書化,也更加意識形態化?。”蘇東海說。

沒有實物,大量的陳列只好用圖模布(圖片模型、佈景箱)。“有時,為了突出‘紅線’,經常是沒有的東西做也要做一個出來。比如‘-二九運動’時,劉少奇還沒到北京,但為了體現運動是黨領導的,就畫’7–張劉少奇的畫像,因為劉少奇當時代表了毛澤東思想這條‘紅線’,”蘇東海回憶,“幾次党的代表大會都用屏風來表達。當然,屏風也分了等級,重要的會議,如一大、七大等都用大屏風,其他的用小屏風。”

經過-年多的努力,“中國革命史陳列”由鄧小平親自審定拍板,於1961年7月、日中國共產党成立40周年之際正式對外開放。鄧小平親自題寫了館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董必武參觀了展覽並為革命博物館開幕賦詩-首。

歷史博物館的陳列也經歷了類似的反復。

“實物掛帥”的陳列方武受到批評,中央負責同志指示:“中國歷史博物館是歷史陳列,不是雜貨鋪、古董攤。”“不擺事件、人物,就不成為博物館了。”

針對革命博物館的十六字建館方針也指導了歷史博物館的“中國通史陳列”。為突出“一條紅線”,主要方法就是把之前的王朝體系全部打亂,以農民起義結構聯接整個展覽。

無數次修改

1960年代開始,博物館方面,用曾任歷史博物館陳列部主任陳瑞德的話說,“就是運動不斷,修改不斷”。除了搞運動,下放勞動,就是配合形勢,搞“獻禮”,對個別場面進行局部修改。極左思想隨著階級鬥爭這根弦越擰越緊,在陳列中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除了歷史陳列中更加濃墨重彩地表現農民起義,挖空心思去尋求農民起義推動歷史前進作用的陳列方式,就是“為政治服務”,即緊跟當時形勢的變化,在陳列中作相應的展示。

“文革”開始後,文化部被批為“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文化部”後,鬥爭矛頭很快指向文化領域各方面的工作。博物館被誣為“封資修黑窩”、藏汙納垢之所。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的陳列被批為“又黑又粗的黑線陳列”,1969年9月,兩館合併為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很多展覽已無法辦下去。

之後兩館的陳列,更加忠實地“為政治服務”同時,它也成為一段時期內的政治信號。

1971年開始,在周恩來的指示下,“中國通史陳列”開始反復地進行大修改。“開始,為了‘砸爛封資修’,打破王朝體系,採取了‘以農民戰爭打頭;的陳列體系,把一部古代史變成古代農民戰爭史。這個方案被周恩來否決後,才又基本恢復原體系。但為了壓低帝王將相的氣魄,基本上不出現帝王將相的圖像。陳瑞德在-次學術講座中介紹道。

隨著。評法批儒運動”的展開一部古代史又被改造成-部儒法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中國通史陳列不得不再作調整。“孔子被稱為‘孔老二’,法家則高大起來了韓非子、商鞅,在當時都是大人物。”齊吉祥說。

後來,合併後的兩館又屍起辦“批林批孔’的展覽,但辦了以後沒通過。“後來江青又在清華大學辦了-個展覽,開始批周恩來。而我們辦的時候就是講歷史,我們是不願意去批周恩來。主要是我們跟不上……,政治疲勞了”蘇東海說。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因為政治上為總理感到不平”,於是,在時任館長的主持下,孫東海任籌備組組長,開始私自籌備周恩來紀念展。 這個展覽並沒能很快開放。1977年1月8日周恩來紀念展覽雖沒得到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士的批准開放,但在“內部預展”中接待了觀眾80多萬人。“

1977年9月26日至276真陳雲先後兩次去中國革命博物館審查《中共黨史陳列》,對博物館工作人員說:“所謂劉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問題,不要再提了是見於黨的文件的。”並強調說,“據周總理回憶,這句話是1946年1月17日國共停戰令上的原話,卻一直算在劉少奇的賬上,很不公平”。

1979年10月1日,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基本陳列修改後重新開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均以顯著標題作了報道。報道說,新的陳列內容體現了實事求是傳統,突破禁區,按歷史本來面目反映黨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七大”會場照片,劉少奇赫然其中。這-信息很快在社會廣泛傳播,人們知道:劉少奇要平反了。

近現代史,都是中國歷史

1983年,兩館重新分開,恢復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獨立建制。隨後,歷史博物館對中國通史陳列進行修改,“主要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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