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劉少奇 批判鄧小平 提出“砸爛公檢法” 謝富治在“文革”中的罪惡行徑

謝富治曾是開國上將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82年1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將謝富治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那麼,謝富治是如何從一位開國上將墮落為反革命集團主犯的?

搶先批鄧“受重用”

謝富治(1909~1972),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59年9月,謝富治調任公安部部長。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是謝富治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措辭十分激烈的講話,翌日更是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嚴厲指責劉少奇,並涉及到了鄧小平。這個彎子轉得太急了,大多數人思想不通。在分組討論的同時,中央政治局開了幾次生活會,批評劉、鄧二人。

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江青十分活躍,她策動一些人打頭陣向劉、鄧開炮。謝富治搶先放了“頭炮”,把靶子對准了鄧小平,誣陷鄧在全國解放以後變得越來越不尊重毛主席了。江青對謝富治的表現很滿意。此後,謝富治開始受到江青的“重用”。在這次會議上,謝富治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為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

在當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謝富治作了長篇發言,建議將劉、鄧的錯誤在更大範圍內、起碼在縣團級範圍內公佈和批判。這一建議,實際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劉、鄧的運動推向全社會。

從1967年起,由於謝富治的“突出”表現,他擔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成為中央軍委的領導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1971年1月,謝富冶任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迫害劉少奇、王光美的元兇

新中國建立後最大的冤案,當屬國家主席劉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製造這一冤案的過程中,謝富治是主要元兇之一。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決定對劉少奇、王光美“歷史問題”設立專案進行審查。鑒於當時劉少奇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不便直接審查,便先設立王光美專案組。謝富治擔任了“王光美專案組”的組長,組員有江青、蕭華、葉群,顧問為陳伯達。

1967年3月起,中央正式決定將劉少奇所謂的歷史問題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此後的劉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1968年9月,謝富治指揮專案組終於整理出3份所謂的“罪証材料”,送到了住在釣魚台11號的江青的手中。經過江、康、謝3人在釣魚台的緊張策劃,把逼供而來的3份“罪証材料”綜合改寫成了(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最後經張春橋修改定稿;在10月13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批准了(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造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

反“二月逆流”的幹將

在“文革”開始後林彪、江青一夥人迫害老幹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謝富治都非常賣力。1967年2月,謝富冶參與製造了所謂“二月逆流”事件。

從2月8日開始,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研究“抓革命,促生產”問題。在2月11日的會上,葉劍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夥搞亂軍隊。徐向前電跟著拍了桌子。16日.譚震林、陳轂、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了大義凜然的鬥爭。這些老同志的正義抗爭,被江青、康生、謝富治等誣陷為“二月逆流”。

從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懷仁堂開了7次“政治生活批評會”。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冶等以“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後稱“二月逆流”)的罪名,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進行了圍攻、批鬥。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帥”、“三副(總理)”要麼受沖擊,要麼靠邊,一下子倒了7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剩下的政治局委員只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5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只有謝富治一人。於是,經毛澤東同意,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黨的領導機構,名曰“中央文革碰頭會”。

炮製《公安六條》製造冤案

謝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統,他對公安系統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謝富治炮製了一個《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即《公安六條》)。

這個《公安六條》造成了大量的冤案。該文件規定、凡是攻擊毛澤東、林彪的,都是“現行反革命”,“以現行反革命論處”。而在實際工作中,又擴展到了凡對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不滿的,也是“反動行為”,要“依法懲處”。謝富治起草的這個文件,不僅使人們不能對毛澤東和林彪有一句不滿的言行,而且也不能對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有不滿的言行,稍有不滿便治以重罪。

1968年1月,康生夥同謝富冶製造了雲南“趙健民特務案”,使雲南大批幹部群眾受到迫害,致使1.4萬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夥同謝富冶製造了內蒙古“內人黨”冤案。“內入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經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批准成立,大革命失敗後就已不復存在。但康生說:“軍隊內也有內人黨,這個問題很嚴重。”謝富冶也附和說:“內人黨明裏是共產黨,暗裏是內人黨,要把它搞掉。”在這一冤案中,34.6萬餘人受到誣陷,1.6萬人被迫害致死。

公然提出“砸爛公、檢、法”

“文革”剛一開始,身為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就策劃奪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權。1966年5月,謝富治派出了由44人組成的聯合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一個月以後,工作組的人數竟增加到313人。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獄。不僅如此,謝富治還夥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動奪取了北京市的領導權,北京市領導幹部13入遭到誣陷迫害,原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書記鄧拓和副市長吳 等人被迫害致死。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實行軍事管制,受到謝富冶重用的軍管會副主任劉傳新掌握了軍管會的實權。在謝富治的授意下,軍管會先後炮製出《關於北京市公安局問題的匯報提綱》和《關於徹底改造舊北京市公安局的苦幹問題》兩個材料,誣陷公安局“是彭真、劉仁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長、117名正副處長、分(縣)局長都是特務、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壞人”。同時,謝富治還要求全國加快砸爛公、檢、法的步伐。周恩來對此憂心忡忡,在接見山西代表時一針見血地斥責了謝富治的行徑:“公安部把所有局長的權都奪了,只剩謝富治一個人,這怎麼做工作?這是剜心戰術。”

在謝富治的煽動支持下,“砸爛公、檢、法”成為當時造反派一個主要的口號。全國的公、檢、法機關被強占,監獄遭到沖擊,甚至有人提出“打開監獄找左派”,廣大公、檢、法人員遭到揪鬥、迫害。據統計,“文革”中除西藏外,全國公檢法人員中有3.4萬餘人遭到打擊迫害。其中被逼死、打死的1200餘人,打傷致殘3600餘人,拘捕判刑1300餘人。謝富冶在“文革”期間的各項罪行,以提出“砸爛公、檢、法”這項罪行波及面最廣、造成的危害也最大。

身後結局

在“文革”中劣跡斑斑的謝富治,因為身體的原因沒有能夠繼續危害社會。1970年,謝富治經診斷患有胃癌。此後,他的活動明顯減少,6月,其公安部的工作移交給李震。

1972年3月26日,謝富治在北京病逝,終年63歲。3月29日,謝富治的追悼大會舉行時,天安門廣場、新華門等處均降半旗志哀。悼詞稱謝富治的死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謝富治、康生進行審查。1980年10月16日,中央批轉中紀委關于康生、謝富冶的兩個審查報告,決定把康生、謝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黨公佈,同時撤消這兩人的《悼詞》,並開除黨籍。他的骨灰匣也被遷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揭下了覆蓋的黨旗。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確認,謝富冶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6名主犯之一。

謝富冶人雖已不在,但仍未逃脫人民的審判,被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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