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在那個載入史冊的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這首小詩被貼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正北面，成為當時的“００１號反革命案件”，作者王立山隨即被全國通緝……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在王立山家中的臥室牆上，至今還掛著這首1976年“四五運動”中廣為流傳的詩。王立山就是這首濤的作者。

在那個載人史冊的4月5日。這首小詩被貼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正北面，直指“四人幫”的例行逆施，被當時列為“001號反革命案件”而遭全國通緝。當年那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如今已是滿頭華發，但那段塵封的歷史記憶顯然還潛藏在他內心的某個角落。

郵局臺子上，十幾首詩一氣呵成

1976年4月5口，在王立山的印象中，那天天氣不錯，微寒的空氣中已經能嗅到春天的氣息。

他早早起床，獨自一入騎著自行車往天安門廣場奔去，懷裏揣著他前天晚上用鏡框裱好的悼念周恩來總理的詩歌。這幾天他一直在感冒，本來打算前一天去天安門的，可是卻病倒了，只好趕在4月5日一大早出門。他的這首詩寫道：

春意初發花香凝，寒夜暗寂懸冷星。漫漫哀思繞華夏，烈烈雄鷹金目瞑。白花一朵寄深情，遙望征程困難橫。錚錚純鐵孩兒骨，酷默之後有雷驚。

從3月末開始，鋪天蓋地的白花、花圈、悼文往天安門廣場聚攏，北京的學生、工人、機關幹部以及各界群眾，為了紀念1月8日去世的周恩來總理，不顧“四人幫”的阻撓，自發聚集到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前，以敬獻花圈、朗誦詩詞、發表演說等形式，悼念敬愛的周總理。

10分鐘不到，王立山已經一溜煙從家趕到了廣場。比起前一天，5日當天人少了很多，花圈少了，廣場上顯得有些空曠。因為就在前一晚，在江青的堅持下，天安門廣場的花圈和標語被決定清理。

王立山走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恭恭敬敬地將裱好的詩放在碑座前，突然他覺得還差點什麼，認為應該再插上一朵小白花，於是便騎車去了王府井。等好不容易買了回來，已經是下午兩三時了。王立山卻發現自己放置的詩已經不翼而飛。憤怒的王立山不甘心，他想今天必須把自己寫的詩全部貼出來，十幾首已經創作成型的詩詞在他腦子裏盤旋。《揚眉劍出鞘》就是他在某天騎自行車從家去複興醫院的路上即興創作的。“‘欲悲聞鬼叫’是第一句鑽進我腦袋的，我當時想，用鬼來比喻，是合適的。‘我哭豺狼笑’用了一個對比，當時腦子裏還在想豺狼是怎麼笑的。大概就是在騎自行車一來一回的路上就有了這首詩。”王立山回憶道。

下定決心當天要獻出所有的詩後，王立山正考慮去前門文具店買筆墨的時候，廣場上已經開始廣播了：“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王立山走到廣場前門十口時，天安門廣場已經開始只讓出不讓進了，他顧不得想太多了，一咬牙“出去了再說”。

然後，他飛奔向前門大街，買了筆墨、紙張和糨糊，又鑽進一家郵局，趴在臺子上，憑著記憶，奮筆疾書，十幾首詩一氣呵成。當他急忙趕回廣場時，已經是黃昏時分了，天安門廣場完全不讓進了。

他和一些群眾從胡同裏面繞行，穿到了廣場裏頭，這時天已經完全黑了。王立山趕緊朝人民英雄紀念碑走去，一群學生圍了上來，他把詩歌和糨糊散給學生，他們一一認真地貼在紀念碑上，《揚眉劍出鞘》正好貼在正北面。王立山站在一旁默默地看著人們激動地朗誦著他的作品，捨不得離開。

一直逗留到晚10時多，廣場上的人流慢慢散去，王立山才從天安門坐公共汽車回家。大概就在王立山離開後不到一小時，民兵便開始進場“清理”。

為避迫害遠赴山西

4月7日，姚文元組織人馬，以《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員和《人民日報》記者的名義撰寫所謂的報道《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顛倒是非，對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正義行動肆意誣蔑。

當晚，廣播電台裏傳出被歪曲、被顛倒了的天安門廣場事件。王立山的這首詩被當做重要“罪証”加以引用。當時一家人正在吃飯，突然聽到自己寫的濤從廣播裏傳出，王立山的心一下子沉了，他默默起身走到過道裏。母親見他神色異樣，早巳猜到了七八分。王立山告訴母親和大哥這首詩是他寫的。

事關重大，形勢危急。“這件事對我和我的家庭都是非常危險的事情。”王立山說，“1975年鄧小平復出後，我父親被萬裏重新起用派往太原鐵路局，我父親堅決執行鄧小平的治理整頓路線。當時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正在遭到批鬥。我要是出事了，我的父母肯定會遭到迫害。”

母親和大哥馬上詢問王立山有沒有人跟蹤，現場有沒有留下任何線索。他細細回想，詩是學生給貼的，有人拍照也沒用；肯定沒有被跟蹤；但自行車被扔在了廣場。大家分析了每一個細節，認為從現場遺留物來看問題不大，整個過程中他也沒有與任何人交談過，唯一的線索就是查筆跡，於是母親和大哥果斷決定，讓他馬上去山西報到上班。為了減少麻煩，母親還讓他戴了一副黑邊眼鏡，於9日清晨離開北京。

臨走前，大哥還特別囑咐他，所有有筆跡的紙和本都不要帶，到山西後不要寫字，不談政治。“我到太原工作時，各方面都很謹慎，盡量做一個不引起人們注意的人。”王立山說。其間，“四人幫”為了搜捕天安門詩抄的作者，專門印發了大本影印件，其中把《揚眉劍出鞘》列為頭號反革命案件在全市花大力氣搜捕，據說已通緝全國。形勢危急，大哥專程赴晉囑咐他不能有半點大意，平時盡可能不寫字，萬不得已要寫，也要使用歪歪扭扭的字體。

從“反革命001號案”到炙手可熱的青年楷模

直到“四人幫”倒臺，“反革命001號案”的“肇事者”王立山始終沒有被抓。追查了很久也毫無頭緒的“反革命001號案”竟然在一次偶然的旅途中被《中國青年報》記者找到了線索。1978年政治環境好轉，王立山在某次家庭聚會中談到《揚眉劍出鞘》其實是他寫的。結果這一“內部消息”被二哥在一次旅途中無意透露給了正好坐在旁邊的記者李海燕。記者迅速趕往山西尋找王立山進行采訪報道。

1978年11月11日，就在“四五運動”正式平反前夕，《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整版的《天安門詩抄》作者創作筆談，其中有一篇署名王立山的文章，這件事情在當時影響很大。1979年4月5日，《中國青年報》再次發表了長篇人物通訊《揚眉幹“四化”》並撰寫社論號召廣大青年做“王立山式”的突擊手。

報道發出以後，王立山迅速成為全國炙手可熱的青年楷模，他被塑造成了一個大無畏的勇士，一個近乎沒有缺點的“榜樣”。

多年以後，2009年的一個午後，坐在自家小院，王立山坦言道：“如果我不是最後一天去的廣場，我的詩不會在最後時刻還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正面；如果早幾天，鋪天蓋地的詩歌中，也許這首詩不會突顯出來；如果找當時放置第一首詩就走，也沒有後來的事情……”然而，歷史沒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