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警察局昨日發佈「新聞稿」，公佈了有關「五一」遊行的路線及警方呼籲內容，呼籲遊行活動的發起人及參與者，其所組織的遊行活動必須在合法及安全的情況下進行，且盡量減少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影響；而參與遊行之人士也應遵循治安警察局修訂後之路線行進，否則將被視為不合法。治安警察局還提醒遊行發起人，應當自行組織糾察隊，以維持自身隊伍秩序；控制參與人士的情緒，避免出現過激行為；理性表達訴求，免受外來人士幹擾、煽動或教唆；注意同行的長者及小童的安全，將其安排在隊伍較安全的位置，避免安置其在隊伍的前方；遊行期間禁止燃燒物品，以免造成意外或引致遊行秩序混亂；注意天氣變化，做好個人保護措施-遊行必須在和平及合法的情況下進行，包括遵守集會示威法及國旗法。
從治安警察局發出的「新聞稿」看，今年的「五一」遊行，是發起團體最多的一次，達到九個；但卻又是集合出發地點最為分散，竟達到五個，而且訴求也最為雜亂無章的一次，大多是民生議題，但也有社區議題，如「輕軌路線」、「紗紙契」等。至於以往也來湊興的「超齡子弟」團隊，雖然曾經提交遊行預告，但後來又宣佈取消，或許是感到他們的訴求得不到絕大多數澳門居民的認同，再遊行就更引起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治安警察局對遊行發起人所作的呼籲中，第一條就是應自行組織糾察隊，以維持自身隊伍秩序；第二條也是必須控制參與人士的情緒，避免出現過激行為。這是預先打預防針，要求遊行發起人必須必須對自己所帶領的隊伍負責。早在二零零七年「五一」遊行演變為「全武行」後，本欄就參考我國台灣地區有關遊行集會的法律和實務，提出了遊行組織者必須設立糾察隊的建議。在此後的實踐中，本來應是「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有組織紀律性，是最先進、最有前途的階級」的工人隊伍，卻刻意背離與警方達成的路線共識，衝擊警方的路障，甚至使用國旗作為「武器」，因而只能是淪落為對革命事業具有最大破壞性的「流氓無產階級」；而一群「遊行初哥」青年及公務員、教師，則自覺地組織了糾察隊，秩序整然，既向特區政府和全體市民宣示了他們的訴求，充分享受了自己的基本權利，又在最大程度上沒有對其他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做成妨礙，爭取到「雙贏」的局面。
從這兩年的情況看，澳門特區的遊行活動已經向多元化發展，激進做法已失去人心，理性訴求正逐漸成為遊行的主流。而且，遊行的訴求主題也根據三大節慶的不同性質而有所「分工」。「五一」既然是國際勞動節，國慶是全民同慶的日子，因而議題就集中在民生權益方面，希望讓弱勢群體也能與民同樂。至於澳門回歸紀念日所舉行的遊行活動，則帶有政治性質，要求加快民主改革。
如果說，某些工人團體遊行過程中的過激表現，得不到大部分市民的認同；社區性團體提出的「紗紙契」訴求，由於有悖於《澳門基本法》的規定，而且與大多數居民的切身利益無關，無法獲得大多數居民的共鳴；而有關「輕軌走向」的訴求，也被大多數居民認為必須服從全局利益，從而引起盼望輕軌早日建成通車的居民不耐煩的話，對比「八零後」青年人遊行提出的訴求，不但是較為理智，而且講事實、擺道理，提出的問題既沒有否定特區政府為紓解民困所做的工作，更指出政府的不足並提出許多新的建議，則令人感到這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八零後」青年人的遊行宣言，也提出了言論自由的問題。而就在這節骨眼上，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於前日發表了題為《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的評論文章，指出在當今的多元社會，需尊重不同聲音及意見，這既是尊重公民表達權，亦是紓解社會焦慮、疏導矛盾衝突的必然要求。評論認為，只有允許不同聲音存在，才能瞭解掌握各方面情況，做出理性判斷及正確決策，才能讓中國更好發展，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番話，有可能是針對內地出現了以並不符合法治原則的手法對待一些「異質思維」人士而說，但對澳門也有很大的啟迪。
實際上，正如這篇評論文章所言，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在對話中協調立場，在交流中化解矛盾，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識，推動思想觀念的進步。相對於普通民眾，手握權力的執政者尤其需要這種「包容」。如果說前者的狹隘只是語言暴力，後者的狹隘則可能帶來真實傷害；如果說前者的包容體現的是素質修養，後者的包容不僅是一種「雅量」，更是執政為民的需要、法治社會的要求。批評或許有對有錯，甚至不乏各種偏激聲音，但只要出於善意，沒有違反法律法規，沒有損害公序良俗，就應該以包容的心態對待，而不能主觀地歸之為「對著幹」。相反卻應看到，在一個多元社會，尊重不同的聲音和意見，既是尊重公民的表達權，也是紓解社會焦慮、疏導矛盾衝突的必然要求，「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
其實，有關的言論，早就有之，毛澤東一九五六年一月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就指出：「在湖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將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拔樹上的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我把你的巢搞爛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一九五七年四月，劉少奇在上海黨員幹部大會上的分析更加理論化。他說人民內部矛盾，是我國的主要矛盾，表現於「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與人民群眾的矛盾」。激化起來就成為「鬧事」。但有些同志總想搞成敵我矛盾以便於「一棍子打死」，如此粗暴對待群眾，「打來打去，打得一塌糊塗，問題還是解決不了。」他還指出，「群眾鬧事中的，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參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夠利用群眾中的切身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來鼓動群眾鬧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網領和口號來發動群眾鬧事。所以，群眾鬧起事來，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參加，也要當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毛澤東和劉少奇當年的講話反映出他們的政治智慧：承認他人乃另一個自我，確保他人的尊嚴等於我的尊嚴，體會他人的恥辱等於我的恥辱。
當然，任何事務都是相向的，《人民日報》評論文章還引用魯迅的話，「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我們也應看到，遊行人士所提出的訴求，政府正在想方設法解決之中。現任特區政府所面臨的許多問題，並非是由現任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是回歸前及回歸頭十年的積累，有的已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了。尤其是「地產霸權」所造成的居住難問題，是過去的向地產商傾斜的政策所造成的。要求第三任政府一上場就將之完全改變過來，恐怕也是操之過急，欲速不達。但是，政府近來還是加緊了步伐，所公佈的公屋計劃，就將超越「萬九」的承諾，而且各方面都在努力，這需要時間，操之過急可能會造成失衡。
不管怎樣，我們既尊重澳門居民明日參加遊行表達訴求的權利，也尊重另一部分居民不參加遊行的自由。與此同時，我們既歡迎特區政府能認真傾聽聲音，又希望遊行群眾能體諒到政府的難處，不要做出過激的行為，彼此寬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