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中國開會，就在去中國開會的路上。”這句中國網民“義務”為外國政要和商人量身創作的口號，在財政部和外交部2月13日聯合發出的一紙通知面前，註定更加形象和生動－－後者明確指出要“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

為什麼要“嚴格控制”？那些曾經象徵著中國各個地方都在大步邁向國際化的各種國際會議，如今在中國已經演化成了什麼模樣？有會展界業內人士說：就像中國人能把全世界的房價炒起來那樣，許多國際會議來到中國後，規格和身價也就眼見著水漲船高。而除此之外，很多在華舉辦的國際會議本身亦別有一番奧秘和玄機

到中國開會去

自從擔任英國某知名媒體駐華記者以來.安格斯‧韋其已經被那些大大小小的國際會議邀請搞得有些頭大。

剛開始，他還覺得參加這些會議“不僅浪費時間還有悖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規茫”－－會議的主辦方會幫你打點好從機票到食宿的一切，盡管會議常常很枯燥，但午餐十分豐盛，下午的遊覽更是”貼心”，最後還會在信封裏收到“意外驚喜”。但時間久廠，安格斯‧韋其還是決定選擇大約每10個邀請中的一兩個出席。事實上，安格斯‧韋其的困擾，也幾乎是每一個境外駐華記者的必修課。

兩種生態的兼容長期以夾，除了國家層面正規的國際會議之外，各地大小城市似乎也染上了“國際會議癮”。會議多數由地方政府直接或間接主辦，由財政埋單。有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09年，中國主辦的國際會議不斷增多，從每年83個上升至245個、馬來西亞《星報》北京分社主任周豪文透露，在他駐北京的四年多時間裏，曾先後參加二十多場國際會議，而至於曾收到的邀請，則數不勝數。

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中國人愛開會，而不少外國名人政要也著實樂章來中國出席。

在中國會展經濟研究協會副會長陳澤炎看來，國際會議可分為兩類，一是由國際會議組織(ICCA)發起.各國申辦、不佔用財政撥款而完全市場化運作的國際性會議；另一種則是完全由政府牽頭、消耗財政撥款、付高額出場費請國外專家、討論所謂“經濟形勢”等較為空泛議題的國際會議。嚴格意義上而言，後者並不能稱之為國際會議，它在中國，有一個更為貼切的叫法：官辦國際會議。

大包大攬的“官辦會”“既然是國際會議，首先得有洋面孔吧，花錢請；還得有國際影響力大的媒體吧，花錢請。錢不是問題，只要面子好看。”近年來，官辦國際會議在全國各地“高歌猛進”，規模越來越大，檔次越來越高，排場亦越來越驚人。

盡管消費水平不一，每場會議具體花費無法計量，而官方也尚未公佈中國每年花在國際會議上的錢到底有多少，但是從個別國際會議中透露出的汛息卻可以讓我們窺得一斑。“北方有兩個城市在爭辦某個國際會議時曾打得不可開交，還沒開呢就已經扔出去幾千萬，真正操辦起來的花費，也就可想而知。”陳澤炎坦言，近些年中國叫停國際會議的聲音一直都有，但卻越冶越亂，歸根結底是一個利益問題。而目前，國際會議支出已經成為政府財政的一大負擔。

當“首屆”“規模最大”“規格最高”“人數最多”等關鍵詞，頻頻在地方官員的報告中出現時，從國際會議到官力、會議的變形記，也就悄然完成。

“在國際會展界，中國基本已經成為免費的代名同。”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不少在華召開的國際會議，外賓都能享受如下待遇：頭等艙，五星級住宿，吃大餐，高出場費，高規格出行、觀光，等等。幾年前央視的一檔節目裏中外市長的對話，亦為“免費”提供了相當形象的注腳。在該節引夫結束吋，主持入邀請外國市長來華訪問，該市長說當年的預算已經花完，沒有錢來中國。此時，中國的市長反應很快:“沒問題，您來吧，費用我們解決。”與之相比，多年釆，中國的不少官辦國際會議，幾乎每一個毛孔亦部滲透著如此財大氣粗、一擲千金的豪氣。

前述業內人士指出，一向以組織正規國際會議著稱的ICCA，也被中國慣出了一身毛病，“達沃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夏季達沃斯本身價值多少先不說，關鍵是到了中國要價就翻番。”這種說法，得到了《人民日報》前國際部記者王南的佐証。曾到十幾個國家參加過數十場國際會議的王南表示，達沃斯這樣的會議在西方已經走下坡路了，但是到中國來，收的參會費很高，一般要三萬塊錢買一個參會指標。“這已經變成一種變相圈錢的形式了。”

要政績，還是要會展市場事實上，從市場角度而言，一次會議完全有可能成為贏利的買賣，這也就是為什麼“會議經濟”以及“會議產業”能在中國方興未艾的關鍵。

以行業國際大會為例，陳澤炎揭示了一次會議有可能成就的商機:先是有民營公司從決策層面提出會議創意和主題，分別向行業內專家和企業發出邀請，雙方－旦產生需求，與會者同意繳納注冊費，便能形成市場；決策之後，由專業的承辦組織負責落實，發信息、做網站、聯絡、接待、注冊登記收費服務，而下游環節則涉及會場的佈置、設備、同聲傳譯、宣傳及會後旅遊””就這樣，由一場會議為中心的產業鏈就此形成。“每個環節都能產生效益，像日內瓦，就是會議養出來的城市。”

但中國正好相反，屬於“城市出錢養會議”。“首先是國家撥款，從源頭上就出了問題，花起來不心疼，沒收益也無所謂。官辦國際會議就等於花錢買一個樂呵、熱鬧。損耗與本身產生的價值不符，政績要求高於市場規律，等於走偏了。”陳澤炎說。

面對今年兩部委再次出面叫停在華國際會議到底能有多大成效，中國國際科技會議中心會議總監武少源持審慎態度。“這麼多年一直在叫停，但是就像中國房地產調控一樣，今天六條明天八條，能起多大作用？最根本還是有一個形象工程，有一個利益在那裏。”

那些不得不說的秘密

一場國際會議在中國的變形究竟如何完成，而所謂“官辦國際會議”的背後，到底又隱藏著怎樣的潛規則？

三明治與饕餮大餐在財政部、外交部聯合發出《關於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通知》中，餐飲一項赫然在列，且規定極為詳細。事實上，這一細則所針對的，正是在華國際會議餐飲中的嚴重浪費現象。

說起浪費，在會展行業浸淫26年的中國國際科技會議中心會議總監武少源直指餐飲:“僅僅餐飲一項，就占了一場會議總支出的將近50％。”

這一點，讓曾到澳大利亞開會連吃5天三明冶的武少源十分感慨，“你在北京，去任何一家酒店說我要吃三明冶，它給你做嗎？”而據記者調查，目前無論是北京國際會議中心還是國家會議中心，都有餐飲消費最低起步價100元的標准，統一配送的盒飯則高達80元。有趣的是，任何參會人員不准攜帶中心以外的食品人內，“我要吃麥當勞，那你不許進。”而會議期間的茶歇飲品，“2000年的時候，一杯茶一杯咖啡一個人是8塊錢，後來漲到10塊錢，現在最低都是30塊錢。”

事實上，自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之後，國內多數城市開始大興土木，“國際會議中心”紛紛大規模興建，星級酒店更是如雨後春筍。而高成本建築的高密度出現，更是為此後官辦國際會議身價一路飆升埋下伏筆。以北京國際會議中心為例，1990年開業之後，用了12年才把本還完。而近些年紅紅火火的國家會議中心呢？武少源算了一筆賬：成本是17個億，每年7%的利息，按十年還清，那麼每年光本息就將近3個億，另外每年“開辦費”、“尺碼費”，又得1.5個億，這樣下來一年能打平至少得4.5個億，“國家會議中心一共就400多間客房，4萬平米的展場，加上幾個會場，你幹什麼能一年掙4.5個億？可不最後都壓到餐飲上了麼？”而據透露，去年一年，國家會議中心僅餐飲就淨賺一個億。

100人會議，200萬預算任何一場國際會議的操辦，部離不開錢。一場宮辦國際會議的召開，必須先有財政撥款。按照常理，會議召開之前的預算報批便十分關鍵，理應了是丁，卯是卯，來不得半分含糊。

但事實正好相反－－國際會議的預算報批，經常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據曾參加－－些會展項目資金評審的武少源介紹說，他經常接到一個會議的報批單，一共就百十來人，卻跟政府伸手要近200萬經費預算，“一個人兩萬塊錢，你幹什麼使啊？”

在武少源看來，不靠譜的預算賬單太多了，基本上那些以“發展基金/資金”命名的，都有小九九。比如說，本是開國際會議，卻申請購人大批固定資產，例如買10台計算機，10台打印機，2台攝像機，甚至高檔用車都在預算之列……“買那麼多固定資產的理由是什麼？”“會議要留照片、留資料啊，再說我們還要開第二屆呢。”

事實上，據業內人士透露，那些能夠被稱為“國際會議”的預算，基本都是如此，100人的中小型規模會議，申請100萬一200萬預算並不稀奇，只要是能掛上會議兩個豐，身價立刻就能翻番。

尤其是地方政府，常常是一張預算單糊裏糊塗、驢唇不對馬嘴，但有的時候就是能批，因為都是“戴帽”來的，“這是誰誰的會，誰誰要出席的，你必須得給，可不就得給麼？”

而按照規定，即使是地方國際會議資金的審批也要先報財政局，但是問題來了，“如果我的省長或者我的市長要開國際會議，省長市長批了，財政局和財政廳，他敢卡嗎？所以這種事情最終……”

“前面一排最好全是部長”“要注意，這次兩部委的規定具有針對性，並非一刀切，好的國際會議還是需要急需辦下去的。”中國會展經濟研究協會副會長陳澤炎說。

而他所說的“好的國際會議”，中國也並非沒有，例如2008年的世界地震大會，參會代表多達3000人，每人必須繳納700美金的注冊費，在保証為國家上稅55萬之後，還略有結餘沉澱為備用基金，完全脫離財政撥款而適應市場化運作。

在武少源看來，對於地方政府而言，一次國際會議的收益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還在於“形象工程”，“我們又開了什麼什麼會，是首屆，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