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首崔世安對小潭山超高樓項目表態，呼籲社會放心，並指出小潭山項目仍在公開諮詢階段，特區政府將會聽取不同意見，繼續進行透明、公開的諮詢，充分考慮各方意見及現行法規審批，希望社會給予工務部門時間之後，土地工務運輸局昨日決定，因應社會的訴求，將收集公眾對該項目意見的時間再延長十五天至六月十七日。政府歡迎市民對個案積極發表意見和建議，審批部門會綜合公眾意見作為參考，並按法定程序對有關個案進行各種專業技術分析。
這個事例顯示，澳門特區社會已經逐漸形成了「全民社會」的態勢，其影響力也已經對特區政府的施政發生重要作用；而特區政府也已逐漸轉變思維，適應了這種變化，並有心在施政中踐行群眾路線，籍以提高施政能力和水平。這是兌現「以人為本」、「施政為民」承諾的具體表現。
湊巧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開會議，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問題，並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擺到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的高度，要求全黨要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目標，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發社會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的總要求，積極推進社會管理理念、體制、機制、制度、方法創新，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加強社會管理法律、能力建設，完善基層社會管理服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
公民社會和社會管理，在性質上不同，前者是社會形態，後者是管理方式，但面向的都是公民社會的問題，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了改善管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當然，但由於澳門實行「一國兩制」，「公民社會」是符合《澳門基本法》關於言論和結社自由的範疇的，因而內地的一些做法，不會也不必引進澳門特區。
不過，仍有一個必須正確對待「公民社會」的問題，亦即是面對澳門「公民社會」的初瀾，作為澳門特區社會的管理者的特區政府，該如何對待？正確的態度應當是，一不能將之視為「洪水猛客」，必須正面對待，將之作為有利於監督和促使自己提高管治能力和水平的正面事物；二是善於引導，使之引向正確的方面發展，使之更具活力，更有生氣。這樣，就能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即社會督促政府進步，政府改善管治能力也反過來有利於社會民生，經過多次的循環，澳門社會就必然會更符合和諧社會的要求。這也可算是另一種形式的「螺旋式上升」。
這對於被一些人視為能力相對不如何厚鏵的崔世安來說，更為有利。實際上，澳門剛回歸時，治安混亂、經濟凋零、失業率高攀，人們對首任特首何厚鏵的寄望甚高；而何厚鏵本人也是行事決斷有魄力，這在當時來說，是有利於迅速扭轉頹勢，予人驚喜的。
但這種強勢作風也會容易導致出現偏差。比如，人們早已對向地產商一面倒傾斜的政策導向有意見，但仍如願及早停止「置業移民」政策，直接導致本來最適合中低收入階層的低價樓宇價格急升，從而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民怨迅速積聚。誠然，樓價急升不單止是由這一因素促成，在周邊以至是內地都房價急升，熱錢到處亂竄之際，要想澳門樓價能長期保持人們所想像中的「低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倘政府政策得宜，採取「市場」與「管理」兩手抓，一方面尊重市場規律，放手讓熱錢炒賣高檔樓宇，讓地產商繼續「有得撈」，另一方面以措施保護低價樓宇，提高「置業移民」的購樓價門檻，並加緊推出經濟樓宇，保障低收入階層以至是中產階層的購樓能力，幫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是可以解決這個矛盾的。
而且，倘能放手社會加強對政府施政的督促，也就不會出現「歐文龍事件」。即使退一步，因歐文龍的貪賄行為十分隱蔽而不易被發現，倘能接受社會意見，在第二屆政府成立時實行高中級官員輪崗，也就使歐文龍失去繼續貪賄的條件。實際上，從案情看，歐文龍的主要貪賄行為，是在其第二個任期內發生的，而且其貪賄動機也很明顯：第三任特首未必會繼續委任他，因而趁著尚有權在手，瘋狂撈錢。這與內地曾一度盛行的「五十九歲現象」－－趁臨近退休尚有一點權力而大搞貪賄，是十分相象的。
「歐文龍事件」的爆發，是促使澳門「公民社會」興起的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此時不少學歷高、見識廣的年青人投入服務社會，及外面的「公民社會」活動也在發生影響，使得這些年輕人都不存在剛回歸時那種普遍的靠「強人」打救的思維，而是積極參與社會，對各類社會政策提意見，組織新興團體議政，甚至是籍著遊行等形式，表達自己對社會事務的意見。「公民社會」已初步形成。
而與此同時，第三任特首也已產生並走馬上任。崔世安的個人特質，與何厚鏵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如何厚鏵的強勢。但在「公民社會」興起之下，卻令這項弱項變成了強項，因為可以避免發生「火星撞地球」，以高壓措施至少是「當佢冇到」的不屑態度來對待群眾的呼聲，而是不恥下問，認真聽取群眾的意見。也正是如此，又反過來促使「公民社會」有了更能茁壯成長的豐潤土壤。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崔世安上任後，儘管曾遇到一些「不尊重」、「不禮貌」的對待，但仍能堅持與民主派對話，與青年學生座談，擴大諮詢群眾社團的範疇，從過去的「學者專家座談會」擴大到各界社團，逐個界別座談，認真聆聽意見，尤其是注意聽取異議人士的意見。而且並不是「聽過就算」，對合理的、在目前階段能夠實行的，都予以接納，如近日宣佈提高私校教師津貼額等，都是聽取了意見之後決定的。
但也並非盲目接納，做群眾尾巴。比如，在前日的座談會上，就緊緊抓住有青年義工關注政府的現金分享計劃可能對青年人造成依賴，甚至減少參與學習的機會的「活思想」，指出政府已經明確提出，現金分享措施將「兩步走」，除了現金分享，更希望為全澳居民設立退休保障制度。為此，他建議政府的政策研究室應就此作出研究，探討青年人自多年來收取現金分享後的心態，當局日後在推動各種福利政策過程中亦會檢討，以完善有關措施。－－曾記否？當去年底宣佈今年的現金分享是四千元時，曾掀起軒然大波？特區政府各相關部門倘能有崔世安這樣的敏感度和及時抓住議題的能力，及時將這個「依賴說」引導為社會主流思想，就將能為「現金分享」轉入「中央儲蓄制度」的實現舖平道路。
雖然，無論是推動「公民社會」的新興社團及青年積極分子，還是適應「公民社會」的特區政府，都在探索之中，今後可能還會有碰碰磕磕，還將會有人過猶不及地藉著「公民社會」的名義販賣私貨，但這都並不緊要，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之比，只要能堅持九個指頭就有進步，就不但能彰揚「一國兩制」的正確性，而且也能促使特區政府不斷提高和完善施政水平，更為建設和諧社會添磚加瓦，這正是人們所熱切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