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在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融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形態，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對多元、包容、和諧的澳門文化進行學理上的解釋與抽象，使澳門文化的內涵融人人類知識體系，為不同民族、文化和諧相處提供啟示與借鑒，是澳門研究者面臨的艱巨任務。1986年以來，澳門及內地學者提出了建設“澳門學”的設想，並對澳門學的概念、對象以及方法等問題，開展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學術界對上述有關澳門學學科建設的重大問題還沒有形成比較一致的看法，這顯然不利於今後澳門學的建設和發展。為此，本文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就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其方法作簡要的辨析，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澳門學:研究澳門的學問

澳門學的提出，是基於澳門豐富的歷史文獻與文化遺存以及獨特的文化特徵。但是如何界定“澳門學”，澳門學如何區別於“澳門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關於澳門學的概念，主要有三種觀點:

黃漢強認為，澳門學作為一個“地區學”，其研究對像是澳門社會。澳門學從發展的流程來剖析澳門的縱切面，即研究澳門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尋找和闡明其發展的規律性；從社會各領域來剖析它的橫切面，即分門別類地研究澳門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社會以及同外界關系等各方面的架構、特點及其規律。通過縱向和橫向的研究，澳門學成為一門反映和闡明澳門社會及社會各領域的矛盾、規律及其相互關系的學問。可能是覺得上述概念及其對象過於寬泛，幾年之後，黃漢強修正了其觀點，乃將澳門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澳門的歷史文化”。他認為，澳門學是以澳門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研究澳門400多年來在東西方經貿互動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形成和積澱的澳門文化，研究澳門文化獨特的個性、質量、功能及其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性，從而揭示人類社會異體異質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規律及其價值，為人類的真正的持久和平與合作發展找尋有益的啟示。

湯開建則認為，澳門學的研究對象，如果“澳門社會”過於寬泛的話，“歷史文化”又偏於狹窄。“歷史文化”只是澳門學的一個分支，因為澳門學既然是區域性學科，那發生和存在於這一區域的有關問題均應是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不應局限於“澳門文化”、“澳門歷史文化研究”。如果澳門學只是研究“澳門文化”，那就限定我們對澳門的研究只能在“文化”的範疇之內了。與“文化”平行的政治、經濟、社會又置於何處呢？“澳門文化”實僅為“澳門學”這一大學科屬下之一科目，而澳門學才是涵蓋所有澳門問題研究的學科。

吳志良等學者指出，澳門學不是僅冠上“澳門”兩字的鬆散學科聯合體，而是各學科融會貫通的綜合區域學科。澳門學具有多學科性，是綜合研究澳門問題的地區性學科。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澳門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包羅萬象的，也不應是鑽“故紙堆”的，而應該是研究澳門現在和未來的主要問題。澳門學應該是以研究澳門社會和文化為主體，以探討澳門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為主要研究對象，各學科融會貫通的綜合性學科。

上述觀點，顯然將歷史文化作為澳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又不局限于歷史文化，而是包括澳門歷史與現實的諸多領域，甚至還要探究澳門未來的走向。那麼，何謂“澳門學”？趙相林曾經指出，“澳門社會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特徵，以及她在東西文化融合中的歷史貢獻，從而宣揚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發展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深遠意義。在此基礎上，帶動或推動全國範圍內對澳門歷史文化和現實社會，以及對東西方文化交融發展趨勢的普遍關注和研究，從而形成一個以澳門為具體考察對象，以東西方文化交融為研究重心的新的研究領域，這就是多年以來學界熱烈討論的澳門學。”我們認為，概而言之，澳門學就是研究澳門的學科。具體來說，澳門學是一門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探尋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及其國際效應的綜合性學科。

從學術內涵來看，澳門學，就是透過“小地方”看見“大世界”，即從政治制度、物質生產、社會結構、人群組織、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研究澳門社會的形成、變遷和發展的過程，從全球視野中審視澳門的今與昔及其特殊的發展道路，透過對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綜合比較，發現澳門特有的發展模式及精神特質，由此揭示澳門模式和澳門精神所呈現的規律及其對人類社會、人類文明所蘊含的意義。

從學科特徵上看，澳門學不僅僅是“歷史學”，而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涉及澳門歷史發展以及現實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澳門的歷史、文獻、政治、經濟、社會、語言、人種、地理、宗教、民俗、建築等諸多領域。當然，歷史文化是澳門學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礎。幾百年間，在澳門發生的中西文明接觸、碰撞、交融的種種事跡，其真相和特點，至今仍然無法全部揭櫫於世，其間所形成的浩瀚文獻仍然無法全部解讀，甚至塵封於世界各地。如果有一天，在解讀文獻的基礎上，澳門的歷史真實得以“顯現”出來，中國歷史、葡萄牙歷史，乃至於全球史，都有改寫或補充的可能，更不用說對澳門相關問題的認識了。因此，如果不瞭解澳門的歷史發展及文化養成的過程，則無法解釋今天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諸多現象。

從時間特徵上看，“澳門學”不僅是面對“已經過去”的歷史存在，而且隨著澳門特殊的政治形態和文化形式的存在和延續，更加關注澳門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在現階段以及未來的表現形式及其走向。由此可以確定，澳門學的內涵量具有歷史學領域的文獻性和當代政治學、民族學、宗教學、人類學、文化學視野下的現實性特徵。

從區域特徵上看，澳門學不是“地區學”。作為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獨木橋”，許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澳門留下印記，澳門文化的豐富內涵及其對歐亞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和輻射，使澳門學更具全球性質。研究澳門學，不應該只是說澳門的事，而應該從澳門看到她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和影響。在幾百年間，澳門外引歐洲，內聯中國，是中國與世界聯系的樞紐，也是東西方文化相互窺探、接觸、傳播和影響的驛站，直接或間接對東西方近代歷史，乃至於全球文明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即便是今天，澳門的文化價值模式仍然對世界的和諧發展具有啟示意義。澳門學與傳統的“澳門研究”又是什麼關系呢？大體來說，兩者在概念上並不相悖。從國際視野來看，MacauStudy、Macaology逐步被國外學者所接受和使用。Macaology一詞由希臘語Macao(澳門)和ology(科學)組成，這一組合，可以看成是關於澳門學的最概括的解釋:研究澳門的學科。從這個組合，自然可以看到，澳門學不是研究澳門的某一段歷史，某一個領域，某一種文化，而是研究澳門的全部，包括她的歷史發展進程，她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她的社會生活及文化傳統。從這個組合，也可以看到，有關澳門問題的研究，包括過往的“澳門研究”，實際上都是澳門學的範疇。澳門學是在長期以來的“澳門研究”基礎上，基於學科建設的一種概括和發展。之所以提出“澳門學”，其實是希望在“澳門研究”豐碩成果的基礎上，將澳門文化的獨特價值、意義和作用放在全球視野中，放在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高度予以考察，在世界學術史的宏大敘述背景和學術體系中，挖掘“澳門研究”的學術內涵，使“澳門研究”逐步成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或者說將“澳門研究”學科化，直至澳門學的形成。

二、澳門學:歷史闡述與現實關懷

一門學科得以確立，必須具備研究材料的豐富性、研究對象的特殊性以及研究價值的廣泛性等特徵，並以能夠豐富人類現有的知識體系作為學術目標。如果說，敦煌學是以6萬餘件遺書和以莫高窟為代表的壁畫藝術作為研究材料，徽學是以約40萬件徽州典籍、文書檔案，以及眾多文化遺存為研究材料，那麼，澳門學的研究材料，則是大量散佈於世界各地的至今尚無法統計的多語種歷史文獻以及澳門四處可見的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同時，還包括五百年凝聚和養成的澳門社會生活。可以說，就研究對象具有的歷史豐富性和現實的鮮活性而言，敦煌學、徽學等諸多區域性的新興學科與澳門學是無法比擬的。

有關澳門的文獻檔案在全世界有多大的量，至今仍無法統計，僅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整理的1630-1833年的葡文檔案就有10萬份，1833-1999年所藏檔案更是難計其數。葡萄牙收藏澳門葡文檔案的還有東坡塔檔案館、里斯本公共圖書館、裏斯本科學院圖書館、里斯本地理協會圖書館、外交部歷史檔案館、儒達公共圖書館、埃武臘公共圖書館等。藏於澳門者，則有市政廳圖書館、賈梅士博物院、仁慈堂、澳門大教堂、各教區教堂及部分葡文中學內；中文檔案，廣泛存于澳門何東圖書館、葡萄牙東坡塔檔案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等。至於荷蘭、英國、印度、泰國、日本、菲律賓、西班牙、意大利、墨西哥、越南、巴西等國，也有不同文字的澳門文獻檔案收藏，其內容涵蓋政治、歷史、地理、宗教、文學、藝術、教育、經濟、法律、科技等方面，其數量之多，無法估量。 除了數量巨大，澳門文獻的價值也已引起世人的關注。2010年3月，天主教澳門教區的《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16至19世紀)》與中國的《黃帝內經》、《本草綱目》一道，人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這些文獻包括了16至19世紀的正武紀錄和個人通信、培訓教材、書籍、期刊以至領洗、婚姻和喪葬紀錄等，對研究天主教在澳門乃至亞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

如果說，檔案文獻是以文字形式記錄下來的歷史，那麼，大量的文化遺存，作為物態文化資料，可以補充文字資料的不足，也是澳門學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澳門宗教、澳門民俗、澳門建築、澳門工藝、澳門民居等課題的研究，往往要依賴於這些物態文化資料，而文獻檔案資料的記載也可以通過這些文化遺存得到驗証，以辨真偽。據統計，澳門現有各種文化遺存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