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剛

含冤辭世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林彪在中央軍委常委會上公然誣衊賀龍“是個刀客，到處伸手奪權，搞顛覆活動”。8月下旬，林彪一夥炮製了一個所謂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要追“後臺”，把矛頭直指賀龍。江青到清華大學等處活動，她在群眾大會上鼓動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此後，在不同歷史時期和賀龍共過事的許多同志都遭到了審查。1967年1月，紅衛兵小將瘋狂地沖入東交民巷賀龍的住宅抄了賀龍的家。1月20日淩晨3時，周恩來派專車把賀龍夫婦秘密遷到了京郊西山玉泉山下的臥佛寺象鼻子溝一棟平房裏住下。

2月中旬，林彪一夥指使兩個人分別寫了一封誣告賀龍的信，林彪、江青利用這兩枚重磅炸彈蒙蔽了毛澤東，“賀龍專案組”最終成立，西山的賀宅重新處在嚴密的監視中。監管人員對賀龍夫婦的迫害變本加厲：他們曾被停過45天的水源，每天只定量供應一小壺水；兩年中賀龍只有兩套衣服可供替換；賀龍的糖尿病日益惡化卻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療。

1969年6月，在西山被監禁2年零6個月後，賀龍的健康每況愈下。6月8日，賀龍聽完廣播後不斷嘔吐，出現了糖尿病中毒現象。整個白天，在薛明的多次催促下，只有一個醫生給賀龍打了一劑“止吐針”。又經過5次催促，到晚上8點才來了兩個醫生。他們給賀龍分別吊上葡萄糖和生理鹽水藥水瓶後，便匆匆地去接受“指示”去了，危害糖尿病患者生命的葡萄糖整整輸了一夜，共2000CC。6月9日，醫院來了醫生，強制賀龍去301醫院“治療”。

賀龍8時55分入院，由於多方阻撓，醫生於10時25分才開始給他進行治療。10時55分，賀龍的血壓降到70／40。11時30分，一位主治醫生提出組織有經驗的專家會診並組織搶救，但那個秉承邱會作旨意的醫院負責人，不顧賀龍病情危急，拖了兩個小時後，才於下午1時30分同意開始會診。會診只允許“背靠背”地進行，醫生見不到病人，只能根據彙報情況，結合化驗單和X光片來討論病情。由於時間一拖再拖，儘管在場的醫護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但這一切已無濟於事，賀龍於1969年6月9日15時零9分含冤去世，時年73歲。

賀龍逝世後，北京衛戍區的一個參謀到西山通知薛明，要她到醫院核實一個材料。到了301醫院，薛明才得知賀龍已經去世的消息。賀龍的3個子女也被通知來到醫院，他們攙扶著薛明，經過一個長長的走廊，來到第14病室，在賀龍遺體旁默哀悼念。

神秘火化

1969年6月9日晚，一輛藍白相間的中型靈車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開出，順著長安街由西向東奔馳，車上的工作人員去執行的是一項非同尋常的“政治任務”。靈車上只有駕駛員張克安和八寶山殯葬處的副處長彭志剛、火化廠副主任王鋒，三人都是黨員。那時，凡是執行此類政治任務的人，首先政治上要絕對可靠，組織觀念要強，嘴要嚴，同時業務上也要熟練。

靈車開到西單路口，向北拐彎後經甘石橋來到缸瓦市，最後開進了兵馬司胡同。執勤戰土查驗了三人證件後，彭志剛和王鋒從車上取了擔架和張克安一起邁進了大門。進了西屋，賀龍遺體已用白布單從頭到腳裹得嚴嚴實實，兩頭用繩子紮得緊緊的。三個人誰也沒說話，把賀龍的遺體輕輕地從床上抬到擔架上，向屋外走去。他們把賀龍遺體送入靈車後部，隨即進了車，幾個軍人也跟著坐進了靈車。靈車在前後兩輛軍用吉普車的“保護”下向八寶山開去。

已近子夜12時，靈車剛在八寶山火化車間的門口停下來，吉普車便一左―右“保護”在兩旁。在軍人命令下，彭志剛等三人把賀龍遺體抬進車間，放在運送屍體的軌道車上，軍人隨即下了逐客令，三人退出。這類政治任務為了保密起見，各業務環節的人是不讓互相照面的，接屍的、火化的、收骨灰的各負其責，各司其職，不准互通信息。火化的人不知道是誰接的屍，燒的是誰；收骨灰的人不知道是誰的骨灰，什麼時候燒的；接屍的人不知道是誰燒的，骨灰存放在哪里――負責安排的人可謂用心良苦。

火化車間的劉占海（黨員）已在崗位上等了好幾個小時。他在幾個軍人十幾隻眼睛的注視下，按動電鈕把軌道車調到爐口後，回頭看了看負責的軍人，那人肯定地點點頭。劉占海就把軌道車送人爐內，車子自動打開，屍體落在坑面上。由於爐子白天燒了―天屍體，這時爐溫還很高，屍體一進去便燃起烈焰，裹著屍體的白布燃起了桔黃色的火苗。火焰嚴實地包圍了賀龍遺體，劉占海根本看不清爐內是何人。淩晨1點多鐘，劉占海打開爐子的出灰門，把一塊塊雪白的骨灰放入了軍人們提供的白色骨灰袋中。軍人把骨灰袋紮好放入車內，驅車消失在夜幕中。

無人知向

6月11日，兩個軍人來到八寶山業務科辦理骨灰存放手續，骨灰證上寫的死者名叫王玉，其它幾欄都是空白，他們點名要將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於是，業務人員就給他們辦理了存放證，骨灰盒的號碼是34號。

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員把軍人引入地下室，按指定號碼把骨灰放好。工作人員見這個骨灰盒是最廉價的一種，價值僅7元，因而揣摸死者可能是個平民百姓。可奇怪的是兩個軍人把骨灰盒放下後，轉身便走了，而不像其他死者親屬或單位代表，一般要舉行個小儀式或獻個小花籃，工作人員搖搖頭，感歎人間的世態炎涼。具體承辦人員不瞭解死者是誰，以為是軍人親屬或是普通軍人，所以就按順序將骨灰盒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裏，誰也猜不到這就是大名鼎鼎的賀龍元帥的骨灰。

就這樣，賀龍元帥的骨灰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裏與百姓們安放在一起了，享受不到和他的那些老戰友、老同事―起進入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的殊榮和待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外面的世界不斷發生著變化，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和科技的，唯有這裏沒有變化，真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歲月的塵埃覆蓋在骨灰盒上。每年的清明節，老山骨灰堂總要有成千上萬的死者親屬前來掃墓、祭奠親人。他們把久藏在地下室的骨灰盒拿到外面，讓它重見天日，享受一下陽光的溫暖和空氣的清新，體味到人間的親情。人們抹去骨灰盒上的灰塵，把鮮花、美酒和食物敬獻在亡人的骨灰盒前，鞠躬致哀，寄託情思。唯獨這個骨灰盒從未有人祭掃過，孤獨地呆在地下室骨灰架的最底層。

重見天日

一晃就是6年，這期間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林彪反黨集團被粉碎；“文革”初期被打倒的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複出，開始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一部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幹部開始被平反，有的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被冷漠遺忘了6年的黑色骨灰盒終於熬到了出頭之日。

1975年6月初的一天，八寶山業務科來了兩個不同尋常的人物，一個是軍委辦公廳的石科長，另一位中等身材穿一身藍色中山裝的人是中央專案組一辦的同志。兩個人要求業務科的工作人員趙德路帶他們到老山骨灰堂去認領一個骨灰盒。趙德路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來取骨灰的人又是中央、又是軍委的，死者肯定是高級領導，骨灰怎麼會存放在平民百姓放骨灰的地方呢？

副主任趙玉亭肯定了兩個人的說法，趙德路不便多問，和石科長坐進前邊的那輛白色牌照的軍車，中央專案組的人坐進後面藍色牌照的轎車，一前一後向老山骨灰堂駛去。進了骨灰堂大門，中央專案組的人從公文包裏取出一張骨灰證給趙德路，要其按證取盒。趙德路接過寫有姓名為“王玉”的骨灰證，跟隨工作人員劉春生走向了骨灰堂的地下室。

劉春生在前引路，趙德路沿著地下室一級級的臺階走下去。迎面撲來一股地下室特有的陰濕氣味。拐過兩個彎就到骨灰室了，這裏豎著―排排高大的骨灰架，密密麻麻的有許多格子，都按順序編了號放著骨灰盒。劉春生熟知每一個骨灰盒擺放的大體位置，他徑直來到西邊一排貼牆豎立的骨灰架前，又看了一下骨灰證上的號碼，彎腰從架子最底層取出一個骨灰盒交給趙德路。趙德路怎麼也不能把賀龍元帥與這個當時最廉價的骨灰盒聯繫在一起。這個骨灰盒上面連張照片也沒有，蒙了不少灰塵，劉春生碰過的地方清晰地留下幾枚指印。

兩人捧著骨灰盒一步步沿著樓梯走上來，石科長快步迎上來接過骨灰盒。他見骨灰盒上有許多灰塵，便叫趙德路和劉春生找塊布擦拭了一番，結果骨灰盒被擦得一乾二淨，現出了黑色大漆的本色。在把骨灰盒移交給石科長之前，中央專案組的人要求他寫個字據。石科長掏出鋼筆，在趙德路從辦公室裏拿出的―張信紙上寫下一行字：“今收到中央專案組一辦交來王玉(即賀龍)骨灰”，下麵是落款和時間。趙德路這才知道了這個骨灰盒的真實主人，驚得良久合不攏張開的嘴巴。石科長把收條交給中央專案組的人，鑽進轎車去了公墓禮堂，趙德路也坐上另一輛車緊隨其後。石科長捧著賀龍的骨灰盒走進第一休息室，趙德路接著進來，見一室已經有所準備，迎面的長茶几上鋪著雪白的緞布，上面擺放著一個高級領導人用的價值百元的楠木骨灰盒。

石科長輕輕地把賀龍的骨灰盒放好，讓趙德路幫忙給骨灰換一個盒。石科長把賀龍的骨灰盒打開，取出白布袋裝著的骨灰，趙德路把自楠木骨灰盒裏取出紅綢布的骨灰袋撐開，石科長小心翼翼地把賀龍的骨灰倒進紅綢布袋裏。這時，他倆身後傳來賀龍親屬們的哭泣聲。石科長倒完賀龍的骨灰，把那廉價的骨灰盒放到一邊，把紅綢布骨灰袋疊好放進骨灰盒，兩人起身站在了一邊。這時，趙德路發現這只楠木骨灰盒上放著一張賀龍的照片，他從照片和骨灰盒的規格上敏感地猜到賀龍的問題要解決了。賀龍的親屬們緩步向前，在賀龍骨灰盒前列成一排，三鞠躬，嗚咽聲響成了一片。

戰友送別

6月9日，在賀龍逝世6周年之際，元帥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賀龍的骨灰盒取出來後，就在禮堂一室設立了靈堂，骨灰放在靠東牆的地方，西面安放賀龍的一幅遺像，四周擺放著數個花圈和幾盆鮮花。軍委辦公廳和安葬處的幾位領導輪流守靈。在賀龍骨灰盒兩側各有&#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