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9日12時40分，臺灣中國生命集團董事長劉添財胸前抱著一個白色桶狀旅行袋，走進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的一間貴賓室。

早已守候在貴賓室的徐雲初和丈夫李揚，以及幾位民政幹部和學者朋友都默默站起來。徐雲初從劉添財手中接過那只白色旅行袋，用近乎耳語的聲音說：“外婆，回家了。”

劉添財千里迢迢從臺灣護送回的骨灰，是1950年與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一同被槍殺的中共女交通員朱諶之（即朱楓）的遺骸。

1950年1月14日，朱諶之從臺灣寄來的最後一封信中寫道：“鳳將於月內返裏一行。”那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條歸家的路，她竟然走了60年……

帶血的老照片

1950年6月10日16時30分，在臺北馬場町刑場，朱諶之身中6槍，壯烈犧牲。與她一同被害的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以及曾任吳石副官的上校聶曦。

60年前，這起涉及國民黨在台級別最高將領的間諜案曾轟動一時。在“間諜案四要角”中，朱諶之是中共華東局派遣到臺灣、專門聯絡吳石的交通員。她在黨內的名字叫朱楓。

朱楓犧牲一個月後，已經成為某軍區總醫院醫生的女兒朱曉楓得知了噩耗。

“在這之前，我媽媽被組織上派到香港工作了一段時間。臨近解放時，她本來已經移交了香港的工作，準備要回上海跟我們團聚了，可又接受了去臺灣的任務。她在信中說：‘這個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提起往事，已年過八旬的朱曉楓一臉悲戚。

1949年，朱楓前夫的女兒陳蓮芳(別名陳志毅、小名阿菊)在臺灣生了小孩。名義上，朱楓是去臺灣探望女兒和小外孫的。可朱曉楓知道，媽媽一定是接受了不同尋常的任務。“媽媽沒有說，我們也不問。”在長期地下工作中，母女間早已有了默契。朱楓在給家人的信中說，去臺灣兩個月就回來。可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去竟成永訣。

得知母親犧牲的噩耗，朱曉楓既驚訝，又有幾分思想準備。“幹地下工作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

關於母親犧牲的經過，她僅從《參考消息》上轉載的海外文章中略知一二，更多的細節無從查考。

歲月悠悠，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朱曉楓一直把對母親的懷念珍藏在心底最深處。而那段壯烈往事，似乎也要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直到2001年，朱曉楓在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輯上，看到了朱楓就義的照片。

照片上，朱楓被國民黨士兵五花大綁，平靜地面對即將來臨的死亡。“她身上穿的小花旗袍，還是在上海家裏常穿的那件。”朱曉楓的心擰成了一團。

時隔半個多世紀，第一次看到母親臨刑前的最後一刻，朱曉楓的心情無法用言語描述。她給《老照片》寫了一封信，一則想表達對挖掘史料者的謝意，另外還想知道更多關於母親犧牲時的細節。

經聯繫，朱曉楓得知，這幀照片的提供者是筆名秦風的臺灣著名文史研究者徐宗懋。1999年，為了編輯《20世紀臺灣》畫冊，徐宗懋在臺灣許多單位的檔案室裏搜尋有價值的老照片。一天晚上，他在一家曾頗具影響力的報社的檔案櫃底部，發現了一個沾滿灰塵的檔案袋，發佈單位是“軍事新聞社”，時間是1950年。

打開袋子，徐宗懋赫然看到一批血淋淋的槍決照片，朱楓等人受審和就義的照片便在其中。後據徐宗懋考證，照片本來是要刊登在報紙上做警示之用的，但由於畫面太過血腥，大部分從未公佈。

2003年，在正準備撰寫《朱楓傳》的南京作家馮亦同的幫助下，朱曉楓和老伴在上海見到了在大陸度假的徐宗懋。也許因為照片的緣故，徐宗懋與朱曉楓等人一見面，就感到十分親切。

談話中，朱曉楓內心升起一種強烈的願望尋找母親遺骨，迎奉她歸葬故里。

恰逢其時的來信

60年了，朱楓的骨灰還在不在？怎樣才能找到它？朱曉楓毫無頭緒。她只知道，當年母親是以探望阿菊的名義到臺灣的，最有可能為母親收屍的就是姐姐阿菊和姐夫王朴。

1949年2月，朱楓在給前夫的長女陳宜的信中問道：“阿菊他們現在不知在哪里，我很想寫信給王樸，如果你知道或者他們來上海，你告訴他們我在香港的地址，叫他們寫信來，有機會到公司來看我。”

阿菊大名陳蓮芳，雖然不是朱楓所生，但從七歲起就由朱楓撫養，母女感情甚篤。當時，阿菊已跟著身為臺灣省警務署電訊管理所主任的丈夫王朴（又名王昌誠）到了臺灣。而朱楓彼時在香港一家中共地下黨辦的貿易公司做財務工作。除了明裏做一些貿易工作外，她還兼做迎來送往的地下交通工作。

沒想到，不久阿菊真的給朱楓來信了。信中阿菊說，她剛生了小孩，不能到香港看媽媽，不過歡迎她去臺灣小住。

對於當時正苦於尋找交通員的中共華東局駐港負責人萬景光來說，這封信猶如雪中送炭。

1949年初，解放軍在大陸已勢如破竹，全面解放指日可待。華東局開始著手加緊對台工作。負責人萬景光後來被國民黨保密局稱為“中共對臺灣工作的主角”。

當時的香港魚龍混雜，糾結著各方勢力。很多民主人士通過香港轉向北平，也有不少國民黨要員取道香港前往臺灣。已經被任命為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赴台前在香港秘密會見了化名為劉棟平的萬景光。這次會面中，一直思想左傾的吳石，接受了為共產黨搜集軍事情報的任務。而萬景光則表示會在短期內派一名可靠人員到台，專門負責為吳石傳遞情報。

負責聯絡吳石這樣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第一要絕對可靠；第二要有合理的赴台身份。一時間，萬景光為這個交通員的人選大傷腦筋。由於交通員遲遲沒有敲定，海峽對面的吳石只好冒險讓自己的副官聶曦前往香港傳遞情報。

朱楓所收到的這封信，正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赴台理由。而朱楓本人的履歷，也足以讓萬景光放心。

朱楓是浙江鎮海一個大戶人家的四小姐，雖然受過新式教育，思想卻並不前衛。在父母之命下，早早便嫁了一個比自己大將近20歲的工程師陳綬卿做繼室。幾年後，陳綬卿染病離世，年紀輕輕的朱楓成了寡婦。每天除了照顧丈夫前妻和自己生的幾個女兒外，朱楓只有“學寫蘭花，消磨光陰”。雖說衣食無憂，但那時的她卻非常苦悶。

《鎮海的女兒朱楓傳》的作者馮亦同對記者說，如果不是抗日烽火，朱楓可能會像許多舊式婦女一樣寂寂無聲地了此一生。但民族救亡運動燃起了她的革命熱情。她參加抗日宣傳隊、上街散傳單、救護傷員、表演抗日劇目，在這一過程中，她還與第二任丈夫、革命青年朱曉光走到了一起。從此，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家庭婦女，成長為一名革命者。

此後的數年中，朱楓一直在黨組織開辦的新知書店工作，夫妻倆聚少離多，兒子朱明只能寄養在前夫的長女陳宜家中，女兒朱曉楓也早早地被送到了愛國將領李友邦辦的“臺灣義勇隊少年團”讀書。朱曉楓對記者說，抗戰後期，她一路隨著“台少團”來到臺灣，而母親則一直在日偽控制下的上海秘密工作。1940年，為了給書店採買紙張，朱楓變賣了寄存在銀行中的惟一一枚三克拉鑽戒。

“在幾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楓曾兩次被抓進日本憲兵隊，遭受拷打，拇指還落下殘疾，卻從來沒有屈服過。”朱曉楓說。

赴台

接到指令後，朱楓曾大為躊躇。

曾深入研究朱楓經歷的馮亦同認為，朱楓去信詢問阿菊近況時，完全出於親人間的牽掛，誰知陰差陽錯，阿菊竟給她發來了入台邀請。萬景光也正是在得知這一消息後，才決定讓朱楓做聯繫吳石的交通員的。

馮亦同對記者說，剛剛接到任務時，朱楓頗為猶豫。在這之前，她剛剛給在上海的丈夫朱曉光去信說，很快就要結束在香港的工作回上海了。自從分別後，朱曉光隨著革命隊伍一路北上，而朱楓卻因為工作需要越來越南下。在香港的朱楓，時刻關注著內地的戰事。一旦解放，她便可以回上海與分別幾年的愛人和女兒團聚了。

這時候又要去臺灣，這讓極重感情的朱楓舉棋難定。

一直是朱楓老上級和革命領路人的徐雪寒曾在文章中回憶說：“（1949年）六七月間，接到她的來信，說華東局有關部門要調她到臺灣去，問我的意見。我知道多年以來，為了革命工作，她與愛人和女兒天各一方，渴望回來團聚。我答復她說：可以將個人意願如實向組織說明，但最後還應服從黨的決定。”

個人的感情最終服從了組織的需要。不久，朱楓便在給愛人和女兒的信中寫道：“這個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先去做。”

1949年11月25日，朱楓使用朱諶之的本名，以探望女兒的名義，踏上了前往臺灣的輪船。

馮亦同對記者說，臨行前，朱楓曾寄給丈夫朱曉光一張照片，從照片背面的留言可以看出，朱楓是懷著極高的熱情和對未來的憧憬前往臺灣的。照片中，穿著短袖的朱楓，安詳地坐在鋪著格子桌布的茶几旁。照片的背面寫道：“她已深深體驗著：‘真實的愛’與‘偉大的感情’，從此，將永遠快樂而健康！”

不辱使命

11月27日，經過兩天的顛簸，朱楓乘坐的輪船抵達基隆港。她順理成章地住進了阿菊家。

根據組織上的安排，朱楓在臺灣只能單獨聯繫“兩條線、兩個人”，一人是中共臺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另一人便是“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朱楓在台的主要工作，就是聯絡吳石傳遞情報，再通過蔡孝乾把吳石提供的軍事情報傳遞回去。

蔡孝乾出生於臺灣彰化，生長於日本奴役下的臺灣，自幼就萌生了反抗外來侵略的革命思想。1924年，16歲的蔡孝乾來到大陸，在瞿秋白的薰陶下，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上海臺灣青年會。1928年他返回臺灣組建臺灣共產黨，不久又回到大陸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蔡孝乾是惟一一名參加過長征的臺灣籍共產黨員。抗戰勝利後，身為臺灣人的蔡孝乾回到臺灣，成為了中共在臺灣的最高負責人。

為了撰寫《朱楓傳》，馮亦同查閱了很多原始資料。島內有“活閻王”之稱的保密局特務谷正文，上世紀90年代曾出版一本名為《國防部歷年偵破匪叛亂案彙編》的書。在這本《彙編》中，馮亦同看到了關於“吳石、朱諶之案”的來龍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