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人”侯德健和“紅歌”《龍的傳人》

侯德健從來都認為《龍的傳人》就是一首“紅歌”,他也從不介意任何人、任何團體以怎樣的方式運用它。“好萊塢也有愛國歌曲、愛國電影,他們的聰明之處在於,不是官方組織做這些事,而是在自由市場中,由民間自己去做。那樣,效果肯定會更好。”

許多80後、90後知道歌曲《龍的傳人》,是因為臺灣偶像歌手王力宏。2000年,王力宏在專輯《永遠的一天》裏翻唱了《龍的傳人》,中間還加入了一段英文說唱(Rap)。王力宏的歌迷追根溯源,追到了王力宏與李建複的甥舅關係,一部分鐵杆順勢刨出了歌曲的原作者——侯德健。他們不知道的是,1988年侯德健在央視春晚上親自彈唱了《龍的傳人》。

2011年5月2日,侯德健在鳥巢與李建複合唱了《龍的傳人》,這是臺灣滾石唱片公司30周年的紀念演出。“滾石”老闆段鐘潭本是侯德健的老相識,近些年兩人失去了聯絡,“滾石30”想請侯德健,托李建複捎話。李建複是臺灣校園民歌早期的代表人物,也是《龍的傳人》首唱者。侯德健聽說之後當即表示“沒問題”,他很想體驗一下在鳥巢唱歌的感覺。

侯德健的出場成了這台6小時超級演出的最大新聞。壓軸時段,周華健以簡短介紹引出侯德健、李建複,前奏響起,現場九萬人開始大合唱——這也是他22年來第一次在北京登臺演出。

“姑息”

時至今日,提起《龍的傳人》,侯德健忘不了一件事和一個人。

1978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那一年,侯德健正在臺灣政治大學讀書,從會計轉修國語的他正打算退學。1978年12月16日早上,侯德健還在睡覺,同學推醒了他,告訴他:“出大事了,外國廣播說美國和我們斷交了。”那天,學校陷入一片悲情之中,不少同學譴責美國背信棄義,拋棄朋友。侯德健對周遭的悲情不以為然,在他看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一直被悲情籠罩,受外國人牽制,他憤怒於這種懦弱的悲情,寫下了《龍的傳人》。“海峽兩岸的矛盾衝突是兄弟之間的紛爭,容不得外國人在其中挑撥離間、漁翁得利。”33年後,侯德健回憶起創作初衷時,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它當然是一首愛國歌曲,宣揚的是民族主義,只不過,我的愛國與民族主義與許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和當時的臺灣當局更是大相徑庭。”

當時,正值臺灣校園民歌浪潮的高潮,侯德健是其中的重要人物,《龍的傳人》很快在以挖掘校園民歌著稱的新格唱片錄製完成,由李建複演唱,推出後立即成為熱門歌曲,被迅速傳唱。國民黨政府於是也大力推廣,十天后,臺灣《聯合報》刊出歌詞全文。

那時臺灣依然處於“戒嚴時期”,歌曲的出版發行需要交由“新聞局”審查。原詞中“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劍”被改為“姑息的劍”。侯德健感到哭笑不得,他認為,被修改的原因是,有人認為“奴才”二字過於敏感,對鼓舞士氣不利。

之後不久,宋楚瑜出場了。那時候的臺灣大學男生在入校前,都要在台中的成功嶺進行為期六周的軍訓,《龍的傳人》誕生後不久,宋楚瑜在成功嶺向正在軍訓的學生演講,題目乾脆就叫“龍的傳人”。

對於《龍的傳人》,宋楚瑜在原詞第三段後面又加了一段,以表達自強不息的鬥志。歌詞裏添加了“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的詞句,新聞局官員通過唱片公司傳達了修改的意圖,侯德健明確表示“無法接受”。

宋楚瑜沒有甘心,先是叫人把侯德健、李建複請到辦公室,對兩個年輕人的創作進行了一番表揚,然後又請侯德健的老師和長輩們吃了一頓飯,席間提出想讓大家一起幫助勸說侯德健修改歌詞。侯德健的師長們當場反過來勸宋楚瑜,如果非要表達另外一層意思,不如另找人寫歌。

當時的臺灣,政治人物親自修改歌詞並非新鮮事,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蔣緯國就曾對劉家昌寫的歌曲《梅花》的歌詞“動過手術”。政治人物們認為這是為歌曲增色,顯然侯德健並不買賬。他認為,宋楚瑜的詞是國民黨的政治口號,而他無意成為政治宣傳工具。宋楚瑜最終沒有成功。

“叛逃”

1983年,侯德健做了一個震驚華人世界的舉動:在臺灣依然處於戒嚴狀態下,在香港新華社的幫助下,繞道英國來到了北京。

由於侯德健拒絕按照宋楚瑜的意思對《龍的傳人》進行修改,很快,臺灣“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開始派人出面遊說,邀請他寫一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歌》,還定好了演唱者鄧麗君。據侯德健回憶,當時,儘管“文工會”沒有強人所難,但他也沒敢當面回絕。

1983年3月,侯德健申請到香港參加抗議日本修改教科書的示威活動,被臺灣有關部門拒絕。此時,“文工會”傳來消息,說是“老闆”想請他吃飯,侯德健以為是“文工會”的負責人,仔細一問,要請他吃飯的竟然是幕後大老闆蔣經國。侯德健把這件事告訴了外公,外公說怕是“鴻門宴”。侯德健由此下定決心出走臺灣。

侯德健的出走在當時的臺灣宛若一顆炸彈,被臺灣官方認為是“叛逃”,《龍的傳人》從此被打入冷宮,禁止在任何場合公開演唱。這一禁令直到1987年臺灣宣佈“解嚴”後才失效。

“我們家在臺灣的境遇一直不好,我的祖父是國民黨空軍,祖父曾告訴我,當年執行轟炸延安任務時,他老人家把炸彈都扔到了秦嶺上。也正是因為對國民黨的不滿,1949年到臺灣後,一直不被重用。”侯德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小時候,家裏有整套的《魯迅全集》,“你要知道,這在當時的臺灣,是十分罕見的事。”

來到北京後,侯德健被安排在王昆領導的“東方歌舞團”。那幾年,他曾在團裏的演出中唱過《龍的傳人》,他也才得知,這首歌曲在大陸也很受歡迎,包括當時很紅的香港歌手張明敏在內,有不少歌手在各種晚會和演出中都唱過這首歌。沒多久,侯德健與東方歌舞團產生了矛盾,於是南下廣州。

1988年,當時的廣電部副部長聽說了侯德健的遭遇,向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推薦侯德健演唱《龍的傳人》,那一年是中國農曆龍年。

那年的春晚已經採用直播方式進行,之前進行了許多次彩排。“我想他們是要確保安全播出,絕對不能出任何差錯。”侯德健回憶,春節晚會的幾乎每句話都是事先寫好腳本的。但在一次彩排時,主持人蔚華忽然脫稿即興發問:“你說中國人為什麼對龍這麼情有獨鐘?”侯德健回答說:“十二生肖裏,其他十一種動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只有龍是中國人自己想像創造的,希望中國人在龍年裏有更多新的創造。”這段腳本裏本來沒有的即興發揮被導演認為十分不錯,就在除夕之夜的直播中採用了。那晚,侯德健抱著一把吉他,以緩慢、抒情的方式演繹了這首歌曲——當年李建複的首唱版本採用的是進行曲節奏,侯德健一直不喜歡這首歌被配以昂揚的進行曲節奏,因此,他自己在各種場合演唱時,都會改為舒緩的抒情節奏。

1990年1月,侯德健出版專輯《下去不》,收入他自己演唱的《龍的傳人》,其中一句“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被他改回為“奴才的劍”。原詞中“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改為“不管你自己願不願意,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紅歌”

1990年之後,侯德健一直在新西蘭和臺灣兩地居住。但這個四川人顯然更想回大陸,他從來都認為自己的根在大陸,這一點從未改變過。1999年,他患上了一種不常見的恐慌症。

那段時間,侯德健進入了迷茫期,大陸也有傳聞侯德健竟然幹起了算命的事。事實上,那幾年,侯德健以研讀《易經》尋找精神出口,也將其中一些心得整理成書出版,這些書也於2010年獲准在大陸出版發行。

侯德健是2006年從新西蘭搬回北京的。回京五年,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大陸,“是個北京人”。侯德健一直想做音樂現場,他在國外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無論是音響技術上,還是藝術家方面,他希望能做出最好的中國音樂現場。幾年來,他先後到廣州、上海等城市考察,當地政府也表示支持,但苦於沒有合適的地點。

2010年底,一位朋友介紹他認識了重慶市南岸區的政府官員,很快,南岸區給侯德健在商業繁華地段劃了一塊地,於是侯德健夢想中的首個音樂現場落在了重慶。

把重慶的音樂現場叫做“龍的傳人”,也有當地政府的意思——早在2009年5月,《龍的傳人》就曾被選入中宣部推薦的百首愛國歌曲,與《東方紅》、《延安頌》、《歌唱祖國》一起,被稱為“紅歌”。

這一次將要舉行的“龍的傳人音樂現場”,侯德健是主動要在重慶搞“紅歌”演出:“建黨九十周年要到了,重慶提出能不能辦一台這方面的演出。我們就找到了一支俄羅斯合唱團。”侯德健說,這支合唱團以演唱蘇聯“紅歌”知名,也有中國“紅歌”的保留曲目。

“我不排斥‘紅歌’,儘管我聽的不多,但未來的音樂現場,觀眾喜歡什麼,我們就演什麼。”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侯德健明確表達了他對“紅歌”的看法。在侯德健所聽的不多的“紅歌”中,有蘇聯的《三套車》、《喀秋莎》,他相信重慶一定會有不少年長的觀眾對這些“紅歌”有懷舊情結。由於演出成本不高,公司還拉到了贊助,因此,這次演出的幾千張門票都是免費的。

6月的這場“紅歌”演出算是侯德健與重慶方面合作的一次實驗。

侯德健登臺鳥巢後第三天,就坐著飛機“回”重慶了。這半年,他跑了好多趟重慶了,他的“音樂現場”近萬平米的建築面積,現在還在設計草圖,到明年春節,這座建築將拔地而起。

在侯德健看來,《龍的傳人》裏“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裏,槍炮聲敲碎了寧靜的夜”已經成為過去,“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要挑釁中國,恐怕得先琢磨琢磨了”。現在的中國正處於發展的第二階段,經濟持續增長,國計民生成為最重要的。侯德健強調自己不是社會觀察家,但他覺得,“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在最初階段和現在是不一樣的,不再是口號,而是會轉化為具體的東西,比如,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比如環境保護問題。”侯德健說。

(姜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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