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廣東改革開放奠基者

人物簡介

習仲勳(1913-2002),出生于陝西省富平縣,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習仲勳1926年加入共青團,1928年轉為中共黨員。1930年至1932年在西北軍中從事兵運工作。1932年至1936年在陝西、甘肅領導農民運動,開展遊擊戰爭,曾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領導了粉碎敵人對陝甘邊蘇區的一、二、三次“圍剿”戰役。1936年至1943年任關中地委書記、分區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職。1943年至1949年任陝甘寧邊區集團軍政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西北野戰軍政委,西北軍區政委,與彭德懷、賀龍同志一起參加領導了保衛延安、保衛陝甘寧邊區和解放大西北的鬥爭。建國後曾任西北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西北土改委員會主任,領導了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運動。1952年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秘書長、副總理。粉碎“四人幫”以後,任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廣州部隊第一政委。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被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002年5月22日因病逝世。

1978年4月5日,一位時隔16年重新“出山”的開國元勳,踏上廣東的土地,出掌祖國的南大門。他就是習仲勳。

在這片南國土地上,時年65歲的習仲勳煥發青春,以只爭朝夕的精神,一天當兩天干。他走遍南粵大地,大膽實踐,開拓創新,籌劃推進廣東的改革開放,主導了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建立。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習仲勳主政廣東》執筆人之一盧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習仲勳主政廣東不到三年的這段時間,正是廣東發展的關鍵時刻,“他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奠基者,是中國當代史上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一位重要人物。”

習仲勳也深深愛上了祖國南方的這片改革熱土,把廣東當作第二故鄉,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以熱切的眼光注視著深圳經濟特區的成長。

重新出山 拼命工作

1978年初,考慮到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相當重要,“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比較複雜,根據葉劍英的提議,中央決定派習仲勳這位資格老、級別高、從政經驗豐富的幹部坐鎮廣東,由他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

4月5日,習仲勳從北京乘飛機抵達廣州。他帶著黨中央和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個老戰士的姿態,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擻地抵達南海之濱,投入到緊張而又嶄新的工作。

這一天,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代表省委專程前往白雲機場迎接,琚立銘和其他幾位工作人員也在現場。時隔33年後,琚立銘在廣州接受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仍記憶猶新,當時的習仲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顯得很精神,幹練,說話中氣十足”。

琚立銘時任廣東省委辦公廳機要秘書,後來擔任省委副秘書長,記錄了不少習仲勳在廣東主政時的活動。“習仲勳同志一來,就顯得很著急。”他回憶說,“有一天,我們在習仲勳同志家裏,跟他一起散步,他說時間不多了,16年沒有工作,大好年華都浪費了。”原來,從1962年起,因《劉志丹》小說冤案,習仲勳飽受嚴重衝擊和摧殘,被流放河南洛陽16年。

多年後,已回中央工作的習仲勳1987年視察廣東,憶起當初南下時感慨萬千,“我再次出來工作就來到了祖國的南大門廣東,覺得任務很重,心裏不踏實。”“心裏不踏實”,是因為他當時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既要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穩定局勢,又要狠抓工農業生產,改善群眾生活,更要籌劃廣東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創辦特區。

琚立銘回憶說,“習仲勳來廣東以後很拼命。中午不休息,晚上經常是淩晨一點才睡,要是打個盹的話,就到淩晨三點才睡,早上五六點又起床工作。上衛生間的時候,都在批閱文件處理問題。他說,現在我要用一天的時間,幹兩天的工作,把損失的時間彌補過來。他在廣東不到三年時間裏,幹的可能是平常人六年的活”。

這位當時已經65歲的老一輩革命家,在遭受16年磨難之後,為何還有如此好的身體和旺盛的精力?這一度讓琚立銘很好奇。後來他才瞭解,習仲勳一直堅持高強度的鍛煉,即使在洛陽被關小房子,仍堅持每天兩次轉圈散步,轉圈開始腳步從1數到1萬,而後再倒著走,從1萬倒數到1。

琚立銘說,“他常說,我還要為黨為人民再工作,我要鍛煉身體,鍛煉毅力。”

重視實踐 深入基層

習仲勳到了廣東以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旗幟鮮明地帶領廣東省廣大幹部和群眾,積極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習仲勳從當年6月開始,領導廣東全省開展真理標準的討論,主持召開了為期將近一個月的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他在6月30日的總結講話中強調:“最近報紙上有些文章要好好讀,如:《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

盧荻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習仲勳主持和支持的一系列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十分重要,這讓廣東幹部群眾擺脫了“左”傾錯誤思想的嚴重束縛,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從而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奠定了思想基礎。

琚立銘表示,習仲勳本人非常注重實踐,重視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他常說,長期呆在機關裏,不下去,就無法瞭解實際情況。習仲勳主政廣東不到三年時間內,幾乎走遍了整個廣東,全省各地市只剩下茂名沒去。”

“十年浩劫”給廣東造成了深重災難,特別是經濟工作的重心農業瀕臨崩潰。習仲勳經常深入到山區和農村,翻山越嶺,深入田間、工廠、豬場,利用一切機會接觸農民、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廣泛向社會做調查。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兼肇慶地委副書記的郭榮昌,曾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80年8月,習仲勳視察湛江地區,在電白縣時,縣委安排住在縣委招待所,招待所的下面是縣委禮堂。他在休息的時候,聽到下面吵吵鬧鬧,就問縣委的工作人員怎麼回事?工作人員回答說,禮堂正在召開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會議。習仲勳一聽,立即提出要去參加會議,並在會上講了話,讓當時的基層幹部們非常感動,許多人說:“從來沒有聽過省委書記給我們作報告。”

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習仲勳還親自掛帥,領導省委圍繞大力發展農業這個工作重心,開始恢復和發展農村的多種形式經濟責任制,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使廣東農村經濟從此進入一個繁榮昌盛的新時期。

首次外出考察就到寶安調研

1978年7月上旬,習仲勳到達廣東後第一次外出到地市縣考察,選擇了逃港現象最嚴重的寶安縣,親眼所見的情景,讓他百感交集。

當時陪同習仲勳到寶安考察、時為南方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漢青回憶說:“那次考察是七八月份,可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裏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裏只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習老看了非常不好受。”

在收容站裏,習仲勳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對方老實回答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做了一輩子群眾工作,習仲勳已經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於內地經濟極端貧困,這一點不解決,外逃就會一直持續。

琚立銘認為,在寶安的這次考察對習仲勳的觸動非常大,此後他為解決偷渡外逃開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認為防範外逃要標本兼治,‘標’,是採取反偷渡外逃的專項鬥爭,這能一時奏效;‘本’,是要對外開放,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儘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風。”

這之後,習仲勳派時任省計委副主任的張勳甫率領工作組,到寶安、珠海調查研究,並整理出一份報告。報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內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遊客的旅遊區、新型的邊防城市。當年10月,廣東省革委會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的報告。盧荻認為,從一定角度來說,中國創辦經濟特區的想法這時已經有了雛形。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在北京召開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習仲勳在發言中提到,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以及開展“三來一補”等,他的觀點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和支持,這更加堅定了他對外開放的決心。

參加完十一屆三中全會,習仲勳回到廣東後立即進行傳達。琚立銘認為,習仲勳是一個思想十分解放的人,“凡是看准了的,說幹就幹,立即行動。”正是有了這種作風,廣東才能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

殫精竭慮主導特區建立

1979年5月11日到6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領中央工作組,赴粵、閩兩地進行考察。5月14日,習仲勳、楊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組作了詳細的彙報,提出了試辦進出口特區等初步設想。盧荻認為,正是這個時候,特區的想法逐漸浮出水面了。

6月6日,廣東省委向黨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類似報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也就是“中發(1979)50號文件”。中央指出:“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主動權。”

“50號文件讓廣東的幹部群眾無比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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