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習仲勳（１９１３－２００２），出生于陝西省富平縣，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習仲勳１９２６年加入共青團，１９２８年轉為中共黨員。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２年在西北軍中從事兵運工作。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６年在陝西、甘肅領導農民運動，開展遊擊戰爭，曾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領導了粉碎敵人對陝甘邊蘇區的一、二、三次“圍剿”戰役。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４３年任關中地委書記、分區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職。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９年任陝甘寧邊區集團軍政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西北野戰軍政委，西北軍區政委，與彭德懷、賀龍同志一起參加領導了保衛延安、保衛陝甘寧邊區和解放大西北的鬥爭。建國後曾任西北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西北土改委員會主任，領導了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運動。１９５２年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秘書長、副總理。粉碎“四人幫”以後，任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廣州部隊第一政委。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１９８２年９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１９８８年４月被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２日因病逝世。

１９７８年４月５日，一位時隔１６年重新“出山”的開國元勳，踏上廣東的土地，出掌祖國的南大門。他就是習仲勳。

在這片南國土地上，時年６５歲的習仲勳煥發青春，以只爭朝夕的精神，一天當兩天干。他走遍南粵大地，大膽實踐，開拓創新，籌劃推進廣東的改革開放，主導了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建立。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習仲勳主政廣東》執筆人之一盧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習仲勳主政廣東不到三年的這段時間，正是廣東發展的關鍵時刻，“他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奠基者，是中國當代史上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一位重要人物。”

習仲勳也深深愛上了祖國南方的這片改革熱土，把廣東當作第二故鄉，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以熱切的眼光注視著深圳經濟特區的成長。

重新出山 拼命工作

１９７８年初，考慮到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相當重要，“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比較複雜，根據葉劍英的提議，中央決定派習仲勳這位資格老、級別高、從政經驗豐富的幹部坐鎮廣東，由他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

４月５日，習仲勳從北京乘飛機抵達廣州。他帶著黨中央和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個老戰士的姿態，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擻地抵達南海之濱，投入到緊張而又嶄新的工作。

這一天，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代表省委專程前往白雲機場迎接，琚立銘和其他幾位工作人員也在現場。時隔３３年後，琚立銘在廣州接受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仍記憶猶新，當時的習仲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顯得很精神，幹練，說話中氣十足”。

琚立銘時任廣東省委辦公廳機要秘書，後來擔任省委副秘書長，記錄了不少習仲勳在廣東主政時的活動。“習仲勳同志一來，就顯得很著急。”他回憶說，“有一天，我們在習仲勳同志家裏，跟他一起散步，他說時間不多了，１６年沒有工作，大好年華都浪費了。”原來，從１９６２年起，因《劉志丹》小說冤案，習仲勳飽受嚴重衝擊和摧殘，被流放河南洛陽１６年。

多年後，已回中央工作的習仲勳１９８７年視察廣東，憶起當初南下時感慨萬千，“我再次出來工作就來到了祖國的南大門廣東，覺得任務很重，心裏不踏實。”“心裏不踏實”，是因為他當時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既要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穩定局勢，又要狠抓工農業生產，改善群眾生活，更要籌劃廣東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創辦特區。

琚立銘回憶說，“習仲勳來廣東以後很拼命。中午不休息，晚上經常是淩晨一點才睡，要是打個盹的話，就到淩晨三點才睡，早上五六點又起床工作。上衛生間的時候，都在批閱文件處理問題。他說，現在我要用一天的時間，幹兩天的工作，把損失的時間彌補過來。他在廣東不到三年時間裏，幹的可能是平常人六年的活”。

這位當時已經６５歲的老一輩革命家，在遭受１６年磨難之後，為何還有如此好的身體和旺盛的精力？這一度讓琚立銘很好奇。後來他才瞭解，習仲勳一直堅持高強度的鍛煉，即使在洛陽被關小房子，仍堅持每天兩次轉圈散步，轉圈開始腳步從１數到１萬，而後再倒著走，從１萬倒數到１。

琚立銘說，“他常說，我還要為黨為人民再工作，我要鍛煉身體，鍛煉毅力。”

重視實踐 深入基層

習仲勳到了廣東以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旗幟鮮明地帶領廣東省廣大幹部和群眾，積極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習仲勳從當年６月開始，領導廣東全省開展真理標準的討論，主持召開了為期將近一個月的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他在６月３０日的總結講話中強調：“最近報紙上有些文章要好好讀，如：《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

盧荻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習仲勳主持和支持的一系列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十分重要，這讓廣東幹部群眾擺脫了“左”傾錯誤思想的嚴重束縛，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從而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奠定了思想基礎。

琚立銘表示，習仲勳本人非常注重實踐，重視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他常說，長期呆在機關裏，不下去，就無法瞭解實際情況。習仲勳主政廣東不到三年時間內，幾乎走遍了整個廣東，全省各地市只剩下茂名沒去。”

“十年浩劫”給廣東造成了深重災難，特別是經濟工作的重心農業瀕臨崩潰。習仲勳經常深入到山區和農村，翻山越嶺，深入田間、工廠、豬場，利用一切機會接觸農民、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廣泛向社會做調查。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兼肇慶地委副書記的郭榮昌，曾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１９８０年８月，習仲勳視察湛江地區，在電白縣時，縣委安排住在縣委招待所，招待所的下面是縣委禮堂。他在休息的時候，聽到下面吵吵鬧鬧，就問縣委的工作人員怎麼回事？工作人員回答說，禮堂正在召開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會議。習仲勳一聽，立即提出要去參加會議，並在會上講了話，讓當時的基層幹部們非常感動，許多人說：“從來沒有聽過省委書記給我們作報告。”

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習仲勳還親自掛帥，領導省委圍繞大力發展農業這個工作重心，開始恢復和發展農村的多種形式經濟責任制，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使廣東農村經濟從此進入一個繁榮昌盛的新時期。

首次外出考察就到寶安調研

１９７８年７月上旬，習仲勳到達廣東後第一次外出到地市縣考察，選擇了逃港現象最嚴重的寶安縣，親眼所見的情景，讓他百感交集。

當時陪同習仲勳到寶安考察、時為南方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漢青回憶說：“那次考察是七八月份，可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裏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裏只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習老看了非常不好受。”

在收容站裏，習仲勳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對方老實回答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做了一輩子群眾工作，習仲勳已經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於內地經濟極端貧困，這一點不解決，外逃就會一直持續。

琚立銘認為，在寶安的這次考察對習仲勳的觸動非常大，此後他為解決偷渡外逃開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認為防範外逃要標本兼治，‘標’，是採取反偷渡外逃的專項鬥爭，這能一時奏效；‘本’，是要對外開放，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儘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風。”

這之後，習仲勳派時任省計委副主任的張勳甫率領工作組，到寶安、珠海調查研究，並整理出一份報告。報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內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遊客的旅遊區、新型的邊防城市。當年１０月，廣東省革委會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的報告。盧荻認為，從一定角度來說，中國創辦經濟特區的想法這時已經有了雛形。

１９７８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在北京召開歷時３６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習仲勳在發言中提到，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以及開展“三來一補”等，他的觀點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和支持，這更加堅定了他對外開放的決心。

參加完十一屆三中全會，習仲勳回到廣東後立即進行傳達。琚立銘認為，習仲勳是一個思想十分解放的人，“凡是看准了的，說幹就幹，立即行動。”正是有了這種作風，廣東才能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

殫精竭慮主導特區建立

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１日到６月６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領中央工作組，赴粵、閩兩地進行考察。５月１４日，習仲勳、楊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組作了詳細的彙報，提出了試辦進出口特區等初步設想。盧荻認為，正是這個時候，特區的想法逐漸浮出水面了。

６月６日，廣東省委向黨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６月９日，福建省委也提出類似報告。７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也就是“中發（１９７９）５０號文件”。中央指出：“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主動權。”

“５０號文件讓廣東的幹部群眾無比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