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言

博彩業為本澳帶來豐富經濟收益，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可是博彩業亦會為本澳社會帶來眾多的負面博彩問題，這更是眾所周知的現實問題，利與弊，孰輕孰重，或許會見仁見智。日前司警揭發的馬場大馬路百利新村電單車維修行無頭碎屍案，消息指當中的被害人在生前就常活躍於賭場之內，懷疑他的死會與賭博拉上一定的因素。同時，多年來亦發生過多宗因涉及賭博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及賭場爭食黑社會、女荷官因偷籌碼畏罪燒碳自殺等不良的情況。或許有些情況可以避免，或許有些情況可以避免的，對於致力推動本澳博彩業健康發展之餘，更是需要關注及重視的是市民的身心健康同時能成長起來，以及市民的人生觀不受博彩業的不良因素的感染。

博彩業是澳門龍頭產業，為本澳帶來經濟效益，但同樣帶來負面的社會影響。周所眾知賭博分三種形態：一是娛樂遊戲，數目有限，輸贏不太在意；二為職業賭家，精通賭術，不受賭場歡迎；三是病態賭博，呈漸進式行為失調，持續反復不知節制特點，造成個人、家庭生活的重大損害。賭博可分為社交賭博和病態賭博（pathological gambling），病態賭博是指沉溺於賭博不能自拔，參與賭博已成為強迫性行為，演變到影響工作甚至傷害家庭的地步。社交賭博是良性消遣，對金錢時間有一定控制，認識到輸是遊戲一部分，沒有非要把輸掉的錢贏回來不可的想法；病態賭博是一種病，當一個人的賭博行為出現失控，甚至在因賭博而產生各種問題和壓力而無法自拔時，仍有持續賭博的念頭，便是病態賭徒。賭博帶來的傷害不僅是金錢方面的損失，受害者在心靈、情緒以致身體健康上受的傷害，更非金錢可以衡量。病態賭博往往禍延三代，包括父母、本人與配偶、兄弟姊妹及子女。賭客不少屬於“病態賭徒”，不能諱忌疾醫，一定要尋求心理輔導才能解決問題。

病態賭徒一詞在本澳社會是熟悉不過的名詞，其實也是引起問題博彩，其就是最為主要的因素之一，亦是最難解決的問題，無論是政府當局或是社會團體都一直尋求解決的方法及政策。其實為了預防有更多的市民成為病態賭徒，“澳門賭王”何鴻燊日前就建議過賭徒見好就收，遠離“行大運，發大財”的“心魔”，並建議過“閒錢來玩耍，保持娛樂性”。同時，日前就有病態賭徒輔助團體統計過，近年接獲涉及博彩從業員的病態賭徒求助個案，每年遞增約1成，並建議政府當局應制定禁止博彩從業員賭博條例，以及希望當局正視問題，與民間團體加強合作，防止病態賭博蔓延。其實，“負責任博彩”政策已在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實施多年，對預防和減低病態賭博引致的禍害有一定成效。因此，本澳亦是需要立法執行強制的“負責任賭博”，政府應儘快訂定“負責任博彩”內部執行指引，規範博企營運。

有學者認為即使澳門賭業百花齊放，“澳門人不賭”的傳統信念不會改變，博彩業不會導致澳門社會出現病態賭博的問題。但是也有學者指出，自澳門賭權於2002年開放後，“澳門人不賭”的神話其實就已破滅了。據瞭解，本澳病態賭徒出現增加的趨勢。根據調查，在2003年病態賭徒占澳門人口4%，2007年已急升至6%，情況令人擔心。病態賭博問題已影響賭徒的家庭。每一個病態賭徒可能牽涉三個人，即有澳門五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間接受影響，人數不少。本澳的病態賭博問題尚未發展至極端情況，因為博彩城市的病態賭徒比例一般較高，如美國內華達洲病態賭徒也占人口的6%。

日前澳門工福問題賭徒複康中心公佈相關數字指出，目前求助個案較○四年增加了近三倍，可見病態賭博已成為嚴重的問題。中心亦發現青年荷官、婦女及公務員問題賭博的情況值得關注，建議特區政府擴大博彩監察協調局職權。其中，求助個案中男性占七成半、女性占兩成半，逾四成求助者為勞動階層。值得關注的是，近兩成求助者從事博彩業如荷官、賭場公關，且情況有上升趨勢，求助者用於賭博的開支占其收入比例越高，其欠債的數目和出現的病態賭博病徵越多。同時，並發現一名問題賭徒平均拖累或影響十四名家人、親戚或朋友、同事，從中可以看到對整體社會的影響，問題賭博亦令近九成的求助者出現抑鬱、情緖低落等問題，甚至有半數平均有三次自殺念頭。

在美國，賭博已從過去被視為罪惡的行徑轉變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娛樂形態。自1991年美國將賭博業合法化以來，美國民眾每年花在賭場、賽馬及購買彩券方面的金錢逐年增加，目前已經接近700億美元，超過購買電視機、影碟機、CD及書籍的總和。在內華達州，僅“賭城”拉斯維加斯和“小賭城”雷諾一年在賭博上的贏利就接近百億美元。賭博業給各州政府帶來滾滾財源的同時，也給社會安定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有資料顯示，賭博合法化的政策已經讓“病態賭徒”增加約5倍左右。在美國成年人中，有2.7％的人患有賭博成癮的精神性疾病。這些“病態賭徒”將賭博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們可以為了賭博拋棄一切，不管是房子還是祖產，任何東西都可以當作賭注。當他們輸個精光又借不到錢時，就會鋌而走險。對於賭博合法化已經有74年歷史的內華達州來說，賭博雖然帶來了巨大的財政收入，但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也不容忽視。據統計，該州成年人約有6.4％的人是“病態賭徒”，這一比率遠遠高於全美2.7％的平均數值。該州每年將投入10萬美元幫助“病態賭徒”戒除賭癮，並計劃努力把這項資金提高到每年100萬美元。可是，有人認為，對於賭場來說，“病態賭徒”並不是理想的長期顧客，只有那些精神正常的賭客才是賭場獲利的根本保證。

對於本澳問題博彩問題，議員李從正日前則表示，過去在博彩業專營時期，博彩公司禁止員工進入賭場，避免這批經常接觸博彩的高危人士變成問題賭徒。隨著博彩業開放，帶來了“問題賭博”和“病態賭徒”等社會問題病態賭徒更認為賭博模式可通過計算概率得知揭盅結果，贏錢後經常心癢癢，按捺不住時想搏殺。現時社會針對問題賭博的策略和措施未有足夠重視，所謂“負責任博彩”，不僅是政府，各間博彩企業更要承擔責任。

議員關翠杏日前則認為，監管博彩業，不單對經濟有效，更加重要的是它涉及一些社會問題。因為博彩業除了為澳門帶來經濟效益之外，同樣也為澳門帶來了負面的社會影響，政府除了要監管博彩業的運作有沒履行合約承諾，是否朝休閒、度假、會展的方向發展外，更應在推動負責任博彩方面多做考慮。

議員陳偉智亦提到，政府設賭場禁足令，雖執行守則，病態賭徒仍能自出自入；賭場又設有提款機，賭徒可以支取現金，再不夠還可以在賭場外問人借債，政府如何做到負責任博彩？

議員梁安琪日前則表示，本澳各問題賭博輔導機構接獲的求助及輔導個案有上升趨勢，而民間隱形個案更難以估計，開展對病態賭博患者的防治，以及推廣負責任博彩概念刻不容緩。

因此，政府應提高居民的賭害意識，支持專為解決病態賭徒問題的民間機構，提供適切輔導，為病態賭徒戒掉賭癮。政府可參考外國做法，定期為居民和在職員工做心理輔導和講解，像“打預防針”一樣，籲勿迷賭；或仿效新加坡進行“家居隔離”制度，禁止入場或限制時間入場形式，助賭徒戒賭；同時需將社區博彩遠離民居，制止賭風在社區蔓延。病態賭徒沒年齡之分，促成的原因廣泛，均離不開生活壓力、意志薄弱和物欲追求等。政府和博彩企業應能正視問題，儘快落實相關的政策措施監控，讓澳門進一步成為國際旅遊城市，也擁有一個健康、休閒的博彩娛樂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