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博彩業快速發展的法哲學思考

馬進保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賭博一直是備受鄙視的不良行為,新中國成立後,這一與吸毒、嫖娼並稱為“黃賭毒”的陋習已從社會面上消失。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賭博現象又重新出現,特別是澳門回歸後博彩業的快速發展和我國周邊地區賭場數量的持續增加,以及內地部分先富起來的民眾借旅遊之機到境外參賭現象的日益嚴重,使賭博已成為一個涉及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社會問題,需要在進行法理分析的基礎上採取有效措施進行綜合整治。

一、澳門博彩業快速擴容報告

繼英國人以“鴉片”為武器打開中國的大門之後,葡萄牙當局也於1847年宣佈賭博為澳門的合法產業。澳門回歸祖國後,特區政府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18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的規定將賭牌一分為三,後又三分為六,“七年間,這座不足30平方公里的賭城又雨後春筍般地建起29座賭場”, 還有一些新建項目正在加緊施工。遊客只要通過關閘或者到達碼頭、機場,在那裏等候的各種交通工具就會將其免費送到任何一家賭場。如果是在白天,遊客可以一路領略澳門這個中西合璧、小巧玲瓏現代都市的風采,倘若是在晚上,舉目所見盡是閃爍著“casino”霓虹燈的豪華賭場。就澳門的經濟發展態勢來看,在其他行業不斷萎縮的情況下,博彩業收入卻直線上升,已於2007年超過美國的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第一賭城。據權威人士披露,2008年度與2000年度相比,當地GDP由489.72億元增至1718.67億元,實際增長3.5倍;財政收入山153.38億元增至510.76億元,實際增長2.33倍;人均GDP由113793元增至31309l元,即從14171美元增至39036美元,實際增長2.75倍, 超過香港、新加坡、日本,位列亞洲第一;並將人文發展指數刷新到0.943,進入世界高發達國家、地區的水平。

在舉國歡慶澳門特區成立十周年,“一國兩制”方針取得巨大成就的時刻,我們不能不看到,上述經濟指標中與博彩業有直接和間接關系的就達到80%以上。此外,在輸澳賭資中香港大約占10%左右,來自內地的已超過70%,而受澳門賭博文化影響較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又佔據了其中的絕大部分。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美國威尼斯人旗下的澳門“金沙”賭場於2004年5月18日開業,僅用了7個月時間便宣佈收回全部投資,1年之後,金沙中場收益就占到整個澳門中場份額的70%。

受這一利好消息的刺激,國際社會都把目光轉向東方,企圖通過發展賭業來從中國經濟騰飛中分一杯羹,從而推動澳門的世界博彩中心地位快速形成。其具體表現,一是外資已控制澳門營運賭場的一半。二是周邊地區,如越南、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緬甸、新加坡、日本、俄羅斯和中亞各國,都在靠近中國的地方開設賭場,專門吸引中國遊客參賭,卻不允許本國人進場;海峽彼岸的台灣省也把建立澎湖賭場的計劃付諸行動(雖在居民公投中遭到否決,但是這一舉措還會重新啟動)。三是內地在急速的社會轉型期內,許多普通民眾靠經濟發展很快致富,而思想認識卻沒有及時跟上,不知道這源源不斷的財富該如何使用,在缺乏投資預期的困惑之下;便以好奇心到境外參賭,希望能品味一下過去只有闊人才能享受的尊貴與瀟灑。

上述情況說明:世界各國在仰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正在使用各種絕招,以便能從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獲取更多利益,而圍繞中國掀起的賭博風暴便是其中的一環。僅從澳門賭場的經營風格來看,大小莊家不僅眼盯著中場裏眾多一般來客的錢袋子,還通過設置貴賓廳、豪華遊輪吸引身份高貴的大款、財神光臨豪賭,甚至採用給中介、導遊提成的方式,將許多一向對賭博深惡痛絕的旅遊觀光者送進賭場。

二、澳門博彩業快速擴容的隱患

為了避開來自社會的質疑之聲,經營者刻意將賭博包裝成博彩,想用溫馨平和的色調來消除人們心頭的疑慮。而事實上博彩原本是一種流行於民間的遊戲,反映的是人性中熱衷功利的本質,主要表現形武有體育競技、智慧競猜、舞龍賽獅、鬥雞比狗等,現已發展成通過下賭注的方式來博得彩頭的群眾性娛樂活動。按照組織經營的日的不同,可以將博彩劃分為公益性博彩和贏利性博彩兩大類。公益性博彩具有娛樂和集資興利的雙重功能,它不僅規模較小而且還將所得贏利全部用於改善公共設施和社會服務,因而受到政府的倡導和積極支持,如發行福利彩票、體育彩票、賽馬鬥牛等。贏利性博彩就是被包裝起來的賭博,經營者所獲收益除了交納稅款之外,大部分轉化為既得利潤。常見的設賭方式有賭球、六合彩、老虎機、百家樂等。對於以贏利為目的的賭博活動,內地法律一向持嚴格禁止的態度。但是,在解決香港、澳門、台灣等歷史遺留問題時,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僅首創“一國兩制”的政治體制,還通過基本法授予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繼續開辦旅遊娛樂業的特殊權利。

辯証地看,博彩活動的適度存在有豐富社會生活的積極作用,能為長期處於緊張疲憊狀態的勞動者提供放鬆的機會,可以收到一笑解百憂的功效。然而,對于那些具有商業性質的賭博來說,不管經營者將其美化成幸運博彩還是觀光娛樂,都無法掩蓋其消極頹廢的精神實質,如果政府不加節制地任其自由發展,就可能使那些被掩蓋起來的危害性直接釋放出來。

這些危害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一是賭業的低投入高回報提升了商業經營的平均利潤,進而推動物價上漲,使原本屬於微利的其他產業在經營成本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難以為繼,更遑論實現自身的持續發展。二是賭業的廣泛面向動搖了淳樸民風和誠信務實的倫理精神,並成為不法分子明賭、暗賭、職業設賭的實習基地,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三是賭博文化的消極內涵引起廣大民眾的深度憂慮,擔心自己的後代不學無術,又缺乏艱苦創業的精神,很可能會逐漸墮落成“病態賭徒”’。四是賭博的一業獨大將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當誠實勞動沒有涉賭發財快已成為一種客觀存在時,社會的兩極分化將愈加明顯,使普通民眾處於嚴重的心理失衡狀態。五是賭博蘊藏的投機性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禍患,一旦外部經濟環境發生變化就可能因財源不暢而引發社會震蕩。六是賭博的成癮性對社會治安構成威脅。從歷史上看, “賭場是社會上色情、毒品以及經濟欺詐和暴力犯罪的滋生地”,因而導致黑社會勢力猖獗,與賭博有關的違法犯罪層出不窮,由出境參賭引發的惡性刑事案件呈快速上升趨勢。七是資本高度集中將進一步強化經濟向政治滲透的本能,因此,需要特別警惕外資賭企對政府決策和社會穩定所釋放的消極影響。

三、澳門賭業失控的法哲學分析

澳門博彩業的無序發展早已引起中央的高度重關注,有關部門相繼採取了包括收緊“自由行”在內的多種應對措施,使得澳門的博彩收入應聲下跌。然而,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澳門經濟出現衰退的情況下,為確保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又不得不停止執行這些措施,從而出現了新的出境賭博風潮。走進澳門賭場所見,無論是在五顏六色霓虹燈下全神貫注的投注人群,還是大廳裏走道上摩肩接踵的過往人流,大都是黑頭發黃皮膚的內地來客。這一極端“繁榮”現象的直接結果是經營者的收入再次大幅攀升,外資賭場以利潤形武匯出的款項越來越多。一項研究報告認為,賭客投入博弈的資金有50%要轉化為經營成本、利潤和稅收,參賭者雖有個別人暫時贏利,但是,從長期來看絕大多數人都是輸家,其中有了0%是血本無歸,靠“幸運博彩”暴富的只有賭場老闆,賭廳、賭台承包人,莊家、中介、導遊和借貸商。

毋庸置疑,澳門賭業的合法化本來就是殖民統治的產物,然而,回歸後作為具有負面影響的博彩業不僅能夠繼續保留下來,還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容,以至發展到嚴重失控的狀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解讀基本法相關規定時出現了誤區。

(一)對基本法第5條“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理解不符合立法原意

為確保澳門的順利回歸和政權的平穩過渡,我國政府在《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中鄭重承諾:“澳門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 也就是說回歸前澳門實行的以財產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為特徵的社會體制,回歸後仍保持不變;回歸前博彩業合法存在,回歸後賭場仍可以繼續依法運營。《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5條就是對這一承諾的具體落實,而其中的“原有”和“不變”的直接含義,首先應是在宏觀的制度安排上維持現狀。實踐中除了對具有殖民色彩和過時的法律予以廢止或作出修改外,其他屬於社會、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領域的常態都沒有發生改變,就連原立法會議員也多是“坐直通車”過渡到新體制中來。

其次是微觀上的有條件改變。任何客觀事物都處于發展變化之中, “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只有遵循與時俱進的原則,根據世界發展變化的趨勢進行自我調適,才能不被歷史所淘汰。所以,澳門特區政府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及時對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進行適應性調整是其法定的職責。但是,這種“變”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不違反基本法,二是征得中央的同意,不能在片面理解的基礎-亡白走極端。比如澳門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2009年及以後可以修改,但是,要推進這一修改活動必須遵循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規定的程序,在符合法定條件後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以此觀之,澳門博彩業在回歸前是獨家專營,特區政府為克服這一壟斷體制的弊端對其進行市場化改造,將賭牌一分為三,並引進外資開展競爭的做法完全符合基本法的精神,也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認可。但是,隨後出現的三分為六和賭場無節制的增加完全是特區政府的自在行為,既與基本法第5條的立法精神相悖,也沒有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更不符合行政權運作的基本規律。

(二)對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