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社會主義，一邊是資本主義，作為“一國兩制第三地”的橫琴，始終處在兩種制度交織與融合中，也正努力共享“兩種制度”的不同優越性

魏德福正把成串的蠔從水裏撈出來，身後的農家小院升起炊煙，山邊小道，櫛比鱗次的梯田，偶爾會傳來一聲雞啼。每到傍晚，踩著雜草和礫石，行至河邊，魏德福習慣性地仰起脖子望向河對岸。

河對面是澳門。有人在奢華的賭廳裏一擲千金，威尼斯人酒店裏佈置著人造天空，新葡京酒店裏陳列著保時捷跑車。

橫琴島距香港特區34海裏，與澳門一水之隔，水面最近距離不過200米。

以前，這裏是“一國兩制”的交匯點，眼下，它正被打造成一國兩制第三地。2011年10月，橫琴開發滿兩年後，珠海市委書記甘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一國有融合，兩制有競爭，融合與競爭，創造第三地。”

為六億人民站崗無限光榮

1976年，魏德福出生在橫琴島最古老的村莊：舊村。據說建于明朝。他還記得，小時候，島上路不通、水不通、電不通、通訊不通，父母往往要走一兩個小時去種田。

橫琴下轄11個自然村，常住人口7000多人，其中擁有橫琴戶籍的原居民約4000多人。除了海水，橫琴沒什麼資源，多數人以養蠔、打漁為生，少許人還種植些香蕉。資源匱乏，當地自古以後就有“生不到橫琴，死不到廣州”的說法。

連接橫琴島與珠海的橫琴大橋尚未落成時，島上居民坐船去珠海需要3個小時，相比起來，去澳門卻只需幾分鐘。因此，多數橫琴島居們選擇將自家的農海產品運到澳門出售，會獲得更高的回報。

雖然窮，橫琴卻比內地更早接觸了“資本主義玩藝兒”：澳門的老婆餅，順水漂到村口的塑料袋、塑料瓶，或者塑料花，都被村民們當成稀奇物件撿起來，看半天。不過，順海漂流而來的都叫“海上漂浮物”，必須上繳，私藏資本主義玩藝兒，要犯政治錯誤。

作為離資本主義最近的地區之一，橫琴既是社會主義的最後堅守陣地，同時也是宣傳陣地。村民們回憶，當時入橫琴便可見一條醒目的標語，這邊是“為六億人民站崗無限光榮”，對面碼頭是：“風景這邊獨好”；兩條標語之間，站崗的哨兵都荷槍實彈，面孔嚴肅而緊張地注視著兩岸的動靜。

雖然窮，橫琴人也有內地人羡慕的特權：擁有橫琴戶口的居民，憑橫琴島村民證，可以自由進出澳門。在紅旗村所設的碼頭，是專為島上居民來往澳門所用。但是，“自由”只能在早7點30分至下午4點半之間，若有人逾時不歸，留宿在資本主義社會，將視情節獲得幾個月至一年不得去澳門的懲罰。

碼頭附近停著很多漁船，魚販在碼頭附近收魚，漁民大多是外來的。在碼頭排隊的人不屑於去打漁：橫琴人是不會幹這些的，去澳門打工才體面。

去了澳門，橫琴人一般也是出苦力，男人去挖墳場、做建築工人，女人則是做幫傭。40歲以上的橫琴女人出門，多要戴帽子或用花布包著頭，她們怕曬黑——曬黑了，或穿得差，就不容易在澳門找到工作。

魏德福在五六歲時就跟著父母去過澳門。他至今仍記得，每次準備去澳門時，魏德福都很興奮，四點就起床，走兩個小時到碼頭，然後坐“叭叭”叫的木頭船，五六分鐘後，就到達了夢想的彼岸。船費為葡幣兩元，相當於人民幣幾毛錢。

初到澳門的魏德福伸長了脖子，哪里都想看。他現在還記得當時的感覺：街上每一個青年都穿著一條褲腳很大的牛仔喇叭褲，女士都有一頭飄逸、靚麗、帖服的直發，不過每個人走在街上都急惶惶的，好像被狗追的兔子一樣。

在資本主義賺錢，回社會主義睡覺

謝速蓮是1988年從廣東梅州來橫琴島的。當時只有十六七歲，得知橫琴島離澳門只有一條河，謝速蓮花了兩塊錢從梅州坐船來到橫琴。“覺得怎麼都好，比大陸好。”儘管身邊很多人去廣州、深圳打工，謝速蓮都覺得比不上自己在橫琴，她堅信成為橫琴人就是成了澳門人。澳門對謝速蓮來說，有“國外的感覺”，兒子將來也上澳門大學。

最初靠發豆芽謀生，之後開了一間雜貨店，丈夫做水電工，謝速蓮漸漸站穩了腳跟。2003年，她終於通過購房入戶，拿到橫琴戶口，她和家人開始和橫琴的原住民一樣，早上7點一過，就到紅旗村碼頭上熱鬧地去排隊到澳門。

終於可以自由出入澳門，謝速蓮卻沒感到嚮往的自由。4點半必須返島，但澳門許多工作通常這時還沒下班。為了保證島民按時返島，橫琴與澳門方面分別制訂了出入政策，早上出橫琴時，用村民證換來一個黃色的上街證，入了澳門港口後，再用黃上街證換一個澳門發放的白色上街證。

“還不如回來做個小生意。”謝速蓮最後還是老老實實在橫琴做起了小買賣。

魏德福很少提澳門兩個字，他總是說“那邊”。他也不願談起父母的澳門人身份。1990年，在澳門賣菜的母親正好趕上澳門大赦：當天在澳門的人，都可以申請成為澳門人。魏德福的母親當天剛好在澳門，怕人家覺得她是賣菜的看低她，連秤桿都扔了。那一晚回到橫琴，知道這個消息的一家人有些興奮和忐忑。

七年後，魏德福的母親成為澳門永久居民，父親也申請去了澳門。按規定，雙方均滿60歲後，可為一個子女申請澳門身份。

與謝速蓮的感受不同，魏德福的父母對在澳門的生活非常滿意，父親做保安，母親做清潔工，“歲數大了，回到橫琴沒人聘請，在那邊工資很高”，而且每天上下午各有一次半小時的咖啡時間，“人性化一點”。但由於澳門的消費很高，二人仍選擇回橫琴居住，父親一星期回來一次，母親每天都回來。

魏德福一直慎談父母成為澳門人的事。他覺得“追求資本主義生活”不是個好名聲。但是，父母到了澳門以後，魏德福覺得，“氣質上不一樣了，衣服穿得整潔多了，說話也文縐縐的。”

儘管如此，他也承認，資本主義澳門的有些事，他不太能理解，比如，澳門路不寬，車也很多，但就是不堵車，人們之間很禮讓；還有，澳門人的房子不如橫琴的寬敞，但養老福利特別好，每年年底都發錢，還有水果金；到醫院去看病也不要錢，去衛生局的小藥店買藥也不要錢，魏德福因此不需要負擔父母太多花銷，比別的村民少了很多負擔；澳門的幼兒園免費，而橫琴島的孩子們沒有自己的幼兒園，必須坐車20分鐘到珠海灣仔，即便如此，魏德福除了要為他四歲的女兒付幼兒園的書費、飯費、牛奶費，每月賬單還有一項他始終搞不清楚的“其他收費”。

資本主義看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也不是一切如意。

澳門人李賢禮以前時常從離橫琴最近的路環島搭船去橫琴，釣上一天魚再返回澳門。但他從沒有在橫琴留宿，因為“橫琴實在找不出其他可以消費的事情”。

他因此十分理解當年從橫琴偷渡到澳門的人。澳門回歸前夕，他經常聽到街上響起的警笛聲。警笛一響，意味著發現了偷渡的內地人。十幾年過去了，偷渡問題似乎得到控制，但澳門自己的問題越來越多。

地道的澳門人卓重賢是工程顧問，他發現招人越來越難。澳門樓宇越蓋越高，窄窄的街道，密密麻麻的房子，可供開發的土地越來越少。金融風暴伊始，澳門賭業漸陷困境，隨著建築業、房地產業的下滑，就業率遭受重大打擊。“澳門太小了，既缺產業，又缺人才。”

然而卓重賢發現，原來死島一般的橫琴如今動起來了。車流潮動洶湧，打樁機的聲音此起彼伏。一入夜，與澳門夜生活的霓紅燈相輝映的，是橫琴島上挑燈施工的燈光。

2009年8月14日，國務院正式批准實施《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作為中國第三個國家級新區，橫琴新區成立近兩年，澳門大學新校區、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以及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等17個重點項目先後動工。

在十字門中央商務區橫琴片區的市政道路施工現場，百台打樁機同時施工，業內稱這是國內少有的“像蓋樓一樣來建馬路”，基礎設施按100年標準設計，埋在地下的水電氣管道，修建得像英國老城的下水道一樣，“大到可以開小汽車”。

“橫琴島的開發會對澳門經濟多元化提供新的空間。”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考察澳門和珠海時曾說。為了跟澳門產業形成互動，橫琴選擇了休閒旅遊、文化創意等產業。此外還確定了如金融創新、金融服務、高新技術、科教研發和中醫保健等產業。

魏德福和謝速蓮從來沒敢想橫琴還會對澳門有這麼大作用。魏德福只是覺得自己好幾年沒去澳門了，“去了有什麼用，他們有的我們全都有了”。

橫琴新區大開發，為島民提供了大量工作崗位，到澳門謀生橫琴居民越來越少。橫琴渡口最高峰時，曾經每天有近600人次往返兩岸，為了擺渡這些人，橫琴順達運輸公司為這條航線總共雇傭了40名船員；如今，日擺渡人次最高只有100多。

制度創新最大的障礙是舊體制

在廣東省發改委網站上，對橫琴島的描述是：“一國兩制”的交會點和“內外輻射”的接合部。

對於魏德福來說，“一國兩制”在他生活中也時時交會。一方面，他曾是村裏的民兵隊長和村幹部，負責傳達落實來自上級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要求他們向社會工作者轉型，並設定了考核標準，1000分的考核內容裏，社會工作占了900分。為了實現這種轉型，橫琴實行了基層組織委員負責制，只要村民打報告反映問題，馬上有人去落實。

曾有官員計劃修個牌坊——僅僅是為了裝飾，徵求意見後，村民們普遍認為，路燈、排水管道是最急需解決的。於是，立牌坊換成了修路燈和排水管道。

橫琴還嘗試精簡高效的新區管委會，設立了不同於內地的黨群工作部、財金事務局、交流合作局等組織架構，官員都是從全國各地公選過來，有博士，有海歸。珠海政府還打算為橫琴啟用特區立法權，起草有“橫琴基本法”之稱的《珠海經濟特區橫琴新區條例(草案)》。

但這部“基本法”還在討論中，當地官員預測，這部基本法將和許多現在體制及法律發生衝突，因此需要好好研究，“制度創新最大的障礙是老的體制”。他們說。

通過公選從珠海海關到橫琴的趙振武，現任橫琴新區黨群工作部部長，在他看來，到橫琴的官思想都比較開放，而且都是新人，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