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春光》影片風波

攝製於1950年的《內蒙春光》,因對民族政策的反映出現問題,上映不久即遭“停映”,後在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下進行修改,並由毛澤東主席親自更名為《內蒙人民的勝利》後恢復公映,在國內外廣受歡迎,曾在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獲獎。它所邁出的第一步雖然不乏坎坷,卻成功開啟了新中國少數民族電影之先河。

烏蘭夫提議拍攝

在中國電影史上,可追溯有影響的少數民族題材故事影片,解放前僅有1942年陽翰笙編劇、應雲衛導演的反映蒙漢團結、一致抗日的《塞上風雲》和1948年唐紹華編劇、何非光導演的反映臺灣高山族、漢族青年男女愛情生活的《花蓮港》。真正關注少數民族電影創作生產並呈現蓬勃生機的,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截至“文革”前的17年間,此類影片就有40餘部,其中首部影片是1950年春由東北電影製片廠(以下簡稱“東影”,即後來的“長影”)攝製完成的《內蒙春光》(後改名《內蒙人民的勝利》),無論在主題思想的確立,還是選用少數民族演員以及表現少數民族特性等方面,都對新中國民族電影產生了積極而有益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該片取材於內蒙古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自治運動,創建內蒙古自治政府的史實。1945年8月15日,蘇蒙紅軍配合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進兵東北,日本帝國主義者隨即倒臺。內蒙古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了翻身鬥爭的浪潮,動搖了內蒙古王公、貴族的封建統治基礎。為了統一領導內蒙古人民的解放鬥爭,於1945年末在張家口召開了盟、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了以烏蘭夫為主席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派遣大批幹部深入各盟、旗做群眾工作,積極宣傳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綱領,組織盟分會、旗支會。影片就是通過對當時比較典型的一個旗工作情形的描寫,展示了開闢新區幹部怎樣團結群眾、爭取上層、孤立敵人,成功團結蒙漢各族人民打垮了國民黨軍隊進犯的歷程。

片中著重借助貧苦牧民頓得布如何從錯綜複雜的鬥爭中辨清敵友,終於成長為一個有覺悟的戰士的刻畫,表現了少數蒙古族群眾由於受反動統治階級挑撥造成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尖銳地揭露了國民黨大漢族主義者的反動本質。 影片還較為深入地揭示了內蒙古社會階級鬥爭的現實,這在當時也是很重要的。內蒙古的封建統治者一直否認內蒙古有階級存在,外界不瞭解內蒙古社會也認為草原上是自由天地。事實則是內蒙古曾經存在著非常黑暗、殘暴的封建統治,王爺對人民有生殺予奪之權,而牧民連結婚的自由都沒有;王爺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而勞動人民的生活卻不如牛馬駱駝。影片以一定的情節、場面,對此作了具體而形象的表現。

該片系由時任中共內蒙古工委書記、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烏蘭夫親自提議,由內蒙古文工團和東北電影製片廠合作拍攝而成。因系內蒙古有史以來的第一部影片,為確保其創作和拍攝成功,烏蘭夫親自向主創人員交代創作和拍攝意圖,親自主持討論劇本,直接指派其子、時任內蒙古文工團副團長、後長期主持內蒙古文化工作的布赫擔任該片顧問,並要求內蒙古文工團作為重點任務全力投入拍攝工作,在拍攝過程中還親自給有關盟的領導人打電話,要他們全力支持,切實解決拍攝中的實際問題。“東影”方面也極為重視,選派很早就投身左翼文藝運動、又曾在延安魯藝從事戲劇工作、首批從解放區轉入電影戰線的王震之、干學偉,分別出任編劇、導演,專門配備了一個很強的攝製班子,包括特地抽調一位技術優良的原“滿映”留用日方攝影師參加拍攝。由於烏蘭夫高度重視,各方面有力配合,創作和拍攝進展十分順利,於1949年的仲夏開始外景拍攝,初冬下雪回到“東影”再拍內景,至1950年初就全部完成了影片的攝製工作。

意外突遭“停映”

《內蒙春光》很快通過審查,在首都長安戲院隆重舉行的首映式上,得到各界領導的好評,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府和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特贈錦旗表示感謝和鼓勵。由於是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題材的影片,其主題鮮明,沖突尖銳,情節生動,形象地展現了內蒙古草原風土人情,具有濃鬱的民族風俗特色,當年3、4月在北京、天津一度上映後,令觀眾耳目一新,很受歡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相繼發表文章予以稱贊,認為“是一個成功的作品,無論是主題的積極性上和藝術表現手法上,都是我們從過去的基礎上躍進了一步。這部影片,使我們看到了內蒙人民的真實生活與鬥爭,我們希望再拍一部描寫內蒙建設影片及描寫其他少數民族的影片。”

專程攜片赴京的導演干學偉,原曾擔心自己第一次執導拍片觀眾是否認可,沒想到上映後獲此反應,心裏的石頭也落了下來。就在他為獲悉發行公司因上座很好討論繼續擴大上映而高興之時,突然接到中央電影局通知,去北影放映室接受複審。

當天夜裏前來複審的是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和戲劇電影界前輩,時任中華全國電影工作者協會主席、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陽翰笙。他們與干學偉見面時都很親切,可看完影片後卻嚴肅了起來。李維漢提出一些具體意見,著重對於學偉說道:“你在影片裏雖說要團結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可在形象處理上卻大量暴露他們,以至最後被國民黨反動派殘兵敗將由搶劫而槍殺……”

干學偉明白是指片中對蒙古族道爾基王爺的描寫,不僅表現了其非常殘忍,如有踩著奴隸的背上馬等場面,而且還受國民黨反動派的蠱惑和挑唆,將特務暗藏在喇嘛廟裏,與之勾結准備派人刺殺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幹部,後來王府遭到國民黨敗兵的搶劫,王爺抱著金印逃跑不肯鬆手,被敗兵用沖鋒槍打死,當即對此作瞭解釋:“我其實是想通過這樣的方式,表現他勾結反動派,引狼人室自食其果。”

但李維漢仍認為“這是在‘借刀殺人’,前面暴露得太多了,後面就不可能有別的結果”,並認為這種處理方式對團結和爭取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不利,不利於統戰工作,並提出這部影片不宜再映出,最後當場做出決定該片“停映”。

干學偉事後得知,引發複審並暫停公映《內蒙春光),在於中央統戰會議上,西北代表提出此片“把一位蒙古族王爺寫得很壞”,“在新區放映與政策不符”。這一意見引起已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的烏蘭夫的注意。鑒于正值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還有一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問題尚未解決,涉及民族政策問題的宣傳需更加謹慎,應避免讓其他少數民族的上層分子引起不必要的誤解,因此責成有關方面予以過問。後來該片編劇王震之曾專門就此在《人民日報》上作了公開檢討,表示“由於對于內蒙人民革命的基本任務沒有弄得明確,因而在影片中對于王爺這一人物的處理也是不恰當的,特別是代表著共產党的蘇合同志對待王爺的態度,也是不符合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的。我只看到了王公對人民的壓迫,和少數民族中的敗類通敵叛變的事實,卻忽視了在國民黨反動派大漢族主義者的面前,這樣的王公雖然與其本民族的人民大眾之間有著矛盾,但是因為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之間也有矛盾,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人民就有把這些上層分子爭取過來或使之中立的可能。”“雖然我在寫這個劇本時,也深感到關於民族問題處理上要十分謹慎小心,但根據這次對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第六章的研究,對照著影片的內容,才深感到自己的認識與《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和人民政府對於民族問題上所採取的謹慎方針,是有著很大的距離。”

那天複審《內蒙春光》結束,陽翰笙在送干學偉回住處的車上,曾安慰道:“小兄弟,別難過……,’於學偉雖很感激,回答說:“沒關系,再拍一部……”內心卻深感痛楚,這畢竟是自己夢寐以求拍成的第一部影片呀!為了完成這部蒙古族有史以來的第一部影片,干學偉一切從頭開始,以強:烈的責任心和創作熱情,廢寢忘食地投入准備工作,特意精心研究了蒙古史;僅蒙古族民歌就收集了幾百首,從中抄寫一百多首以備影片選用;還深入遼闊大草原五百多裏,腳踏實地體驗蒙古族生活,看套馬、摔跤,參觀喇嘛廟、喝奶茶、睡蒙古皮墊子,連牧民的服飾裝扮、走路特點、端盤子的姿勢等都不放過。後來的選擇演員、實際拍攝,更是歷盡了千辛萬苦。為確保主要角色由本民族演員擔任,外形氣質既要相符,表演上還能入門,他不知跑了多少路、走訪了多少對象。當時泊攝條件十分艱苦,除了經受風吹雨淋、烈日嚴寒等嚴峻考驗,還要應對人力、物力緊缺嚴重困難,團電影膠片靠國外進口必須特別珍惜節省,每一個鏡頭拍攝都必須試拍練習多次,不到成熟程度絕不決不下令拍板開機。他因操勞過度經常失眠,只有靠不停打針治療維持,但他仍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到底,經過劇組全體人員團結苦戰,影片才以高速度、高效益完成,不料甫一面世竟遭此意外。

總理力主修改

正當干學偉為走上電影導演崗位的處女作夭折而飲食無味、通宵失眠,幾天之後他忽然接到電影局通知,說周總理要看這部片子,讓他准時出席。這使干學偉感到非常意外和不安,一部電影竟然驚動了總理!更沒想到的是這次總理看片,竟使《內蒙春光》的命運又會出現轉機。過後他瞭解到,原來是陽翰笙向總理匯報了有關《內蒙春光》停映的事情,總理指示文化部召集有關人士集體看片進行座談。

5月7日晚,干學偉准時來到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大放映廳。不一會兒,就來了中宜部部長陸定一,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副部長周揚,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劉格子,人民日報社總編輯鄧拓,還有政務院副總理郭沫若,以及電影、戲劇界的領導、專家陽翰笙、袁牧之、陳波兒、史東山、蔡楚生、洪深、歐陽予倩、田漢、老舍、曹禺、李伯釗等,甚至素未參與電影的一些作家也來了,比如丁玲、趙樹理等,到場的有一百多人,而且陸續還有人進來。後來干學偉回憶當時面對這如此盛大陣勢,仍不禁感嘆:“那時真是緊張得不知道如何接應才好。”

正在干學偉與趙樹理談話的時候,聽到有人說:“總理來了!”他急忙到門口去迎,總理已步履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