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0日，澳門和平回歸祖國，這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持之以恆努力的結果。鮮為人知的是，在中共歷史上，葉劍英是最早探索澳門和平回歸道路的領導人，對澳門和平回歸做出了多方面的獨特貢獻。

另辟蹊徑　 經濟紐帶強基礎

澳門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大歷史遺留問題。三大戰役結束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開始謀劃這一問題。1949年2月，毛澤東同蘇聯代表米高揚會談時表示：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採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原來的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后決定。中央最終決定，對港澳實行“暫時不動、維持現狀”的政策。所以，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解放廣州之后，並沒有一鼓作氣收復港澳。港澳工作的具體事務，中央交由葉劍英領導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負責。澳門與祖國分離了三四百年，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與西方國家保持了密切的經濟聯系。無疑，經濟手段是密切澳門與內地關系的最重要、最可行的途徑。當時，澳葡當局奉行敵視新中國的政策，發展與澳門的經濟關系，困難重重。葉劍英是如何開展對澳門的經濟工作呢？

首先，葉劍英把澳門確立為“海洋戰略”的一環。葉劍英在領導廣東經濟建設時，創造性地提出了“海洋戰略”。1949年9月，他在贛州會議上提出了“海洋戰略”的最初設想，即：“抓住龍頭帶動龍身龍尾”。在他看來，廣東就是即將奮飛的“龍”，而“龍頭”就是以廣州為中心的城市，“龍身”則是廣大的農村，而“龍尾”就是沿海島嶼。這一構想的實質就是，以發展城市經濟為中心，帶動農村和海島。葉劍英把廣東的中心工作分為三類：農村工作、城市工作和海島工作。此三類工作互相依賴，互相支持，構成了一個整體。實施“海洋戰略”的關鍵是加強海島工作，即控制海島，保衛海洋主權，開發海洋資源。“把海島的工作搞好，國防才能有保障，而且海上生產事業也能大大地發展”。做好澳門工作是海島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次，利用民間途徑，與澳門進行經貿交流。葉劍英把澳門與內地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利用兩地民間渠道互相往來，互通有無，積極開展經貿交流活動。1950年初，廣東各地城鄉面臨著春荒，在鄉村征糧已很困難。葉劍英一方面發動廣東城鄉人民自力更生，節約用糧，度過春荒，一方面設法從國外進口一部分糧食。但是，當時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禁運和封鎖，一些中立友好國家尚未同我國建交，彼此難以開展貿易。葉劍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又名柯平)兄弟在澳門成立貿易機構——南光有限公司,設法籌集內地急需的物資,通過澳門進入廣州。葉劍英還通過歸國華僑蟻美厚先生，以及澳門愛國人士何賢、馬萬祺等人，進口了大批糧食、五金、鋼材、汽油等戰略物資。這既支援了內地的經濟建設，也支援了港澳地區，還密切了澳門與祖國內地的經濟聯系。

再次，積極組織有關方面，向澳門輸送大量的生活物資和生產物資，保障澳門同胞各方面的需要，使澳門同胞體會到祖國對澳門同胞的感情以及新中國日益增強的經濟力量。

最后，積極推動澳門同胞投資內地。1950年5月，港澳工商界觀光團到內地觀光。全團由港澳工商界及文化、新聞、醫務等各界人士共70多人組成，澳門知名人士黃長水任團長，馬萬祺任副團長。觀光團一行抵廣州后，受到葉劍英的熱情接待。港澳工商界觀光團從東北觀光回到廣州后，馬萬祺倡議組織廣東省政府和港澳海外僑胞合資經營實業公司，以推動海外僑胞投資，促進廣東和國內的工業建設，發展經濟。這個倡議得到了葉劍英的支持。從此以后，馬萬祺在葉劍英的鼓勵下，積極帶頭推動澳門工商業人士回內地參加祖國各類工業建設投資，參加物資交流會、出口商品交易會等活動。

就在澳門與內地經濟聯系日趨密切之際，1953年，葉劍英被調到北京，負責國防和軍隊建設工作。盡管如此，他仍然一直關心著澳門問題。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葉劍英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全力支持鄧小平，贊同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1979年4月，廣東省委負責人習仲勛和吳南生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向葉劍英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頭各劃出一塊地方，用優惠政策吸引外資。葉劍英當即表示贊成，囑咐廣東省委盡快制定經濟特區條例，呈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廣東省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上述要求。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了廣東省的要求，決定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並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試辦出口特區，作為華僑和港澳商人的投資場所。葉劍英旗幟鮮明地支持在廣東創辦特區，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發展與港澳地區的經濟聯系，促進港澳回歸祖國。

特區的蓬勃發展，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加強了澳門與內地的經濟聯系。

經濟猶如一條無形的紐帶，把澳門與祖國內地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這種經濟上的融合，是澳門和平回歸祖國最堅實的物質基礎。

廣結善緣　人心回歸固根本

澳門回歸祖國，不僅僅是主權的回歸，最深層次的是人心的回歸。這不是單純的經濟工作能解決了的。在這方面，葉劍英同樣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葉劍英就多次赴澳門，與澳門各界愛國人士結下了深厚友誼。1938年，葉劍英在駐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熱情接待過由澳門前往武漢勞軍的梁定慧女士。梁女士出生澳門，曾是北伐軍“女子敢死隊”隊員，當時正率領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的青年到澳門等地籌集抗日救亡的藥物、經費，備受周恩來、葉劍英的贊揚和關懷。同年，葉劍英經廣州去港澳治病，借機與居住在那裡的柯麟、柯平兄弟，潘居勉等老友相聚，並結交新朋友，為抗戰前線將士籌款。新中國成立后，葉劍英不忘舊交,親自修書或托人帶信邀請老朋友回內地共事或觀光游覽。在主政華南期間，他一如既往地關心澳門同胞，多次向各方面人士強調說，居住在港澳的民主人士、愛國知識分子和各界同胞熱愛新中國，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應當充分發揮他們在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的作用。

1950年5月，馬萬祺和黃長水先生共同組織港澳工商界觀光團回內地觀光時，在廣州受到葉劍英的熱情接待。葉劍英緊緊地握著馬萬祺的手，噓寒問暖，微笑著說：“你為祖國做了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葉劍英勉勵馬萬祺立足當地，團結大多數同胞，熱愛祖國，支援祖國建設，並警惕美蔣特務的破壞活動。初次與共產黨將領打交道的馬萬祺，對葉劍英的愛國愛民之心和儒雅風度留下了深刻印象。從此以后，葉劍英與馬萬祺有過多次交談，談形勢、談建設、談往事、敘鄉情，心無芥蒂，漸成知己。在葉劍英的鼓勵下，馬萬祺積極帶動澳門工商界人士回內地投資各類工業建設。

長期以來,中共在澳門一直有黨組織和黨員在秘密活動。在澳門，設有中共澳門分黨委,直屬港澳工委領導,而港澳工委的上級則是葉劍英為第一書記的華南分局。澳門分黨委的對外活動由南光有限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出面。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在澳門的組織處於秘密狀態。在抗美援朝后,中共在澳門的有組織活動逐步半公開化了。葡萄牙澳門當局承認柯正平是新中國政府在澳門的代表。柯正平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僑務等各方面的工作,經常與廣東省、廣州市負責人尹林平、曾生以及譚天度、柯麟等取得聯系，匯報工作,並向葉劍英報告。柯正平每次從澳門回到廣州時,葉劍英都與他共餐面談,聽取匯報,詳細詢問澳門方面的情況,給予具體指示。

1951年12月，葉劍英在向毛澤東、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提交報告《華南區一九五二年工作計劃綱要》中，特意就加強澳門工作提出了建議：“加強華僑及港澳方面的工作。利用一切機會向華僑及港澳同胞進行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利用各種合法斗爭形式，揭露帝國主義和蔣匪殘余勢力關於戰爭的宣傳及其他戰爭的准備工作。應該注意在華僑及港澳同胞中的中間階層、中間人物中進行工作，建立陣地。”后來，他調到北京工作后，仍然與澳門愛國民主人士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文化大革命”中，馬萬祺的兩個兒子正在內地，長子馬有建在北京首鋼工作，二子馬有恆在廣州暨南大學讀書。林彪黨羽得知馬萬祺與葉劍英的關系，便指使“造反派”拘禁他的兩個孩子，企圖逼供出“黑材料”，制造攻擊葉劍英的“炮彈”，但兩個孩子頂住了威逼。馬萬祺將這一情況及時告訴葉劍英，葉劍英非常氣憤，雖然自身處境堪憂，仍排除困難費盡周折搭救兩個孩子。葉劍英把他們接到寓所，像對待自己的子侄一樣，親自給他們講革命歷史，教他們讀書學詩，囑咐他們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謹言慎行。他與兄弟倆朝夕相處，一起游泳、打乒乓球，把他們照顧得無微不至，直到將他們安全送返澳門。

馬有恆在葉劍英身邊滯留期間，葉劍英對他的婚姻大事給予了分外的關注。在他和廖承志的安排下，馬有恆認識了榮毅仁的女兒榮智婉，由相知而生愛。經葉劍英、廖承志撮合，周恩來同意，1973年8月，馬有恆和榮智婉在北京舉行簡單而隆重的訂婚儀式，並邀請國內有關的親友參加，然后回澳門舉行結婚儀式。這一時期，馬萬祺肺病發作，時好時壞，痛苦不堪。葉劍英聞知后，要他將病歷從澳門寄來，請北京友誼醫院院長、著名教授鐘惠瀾和北京的著名肺科大夫為之診斷。后來，為了治療方便，葉劍英特邀馬萬祺到京，請名醫吳垣興、鐘惠瀾、吳應凱及北京結核病研究所、首都幾家醫院的著名專家教授會診。在醫生的精心治療下，馬萬祺的多年沉?徹底消除。后來每念及此，馬萬祺便感懷不已，稱葉劍英是他的“救命恩人”。

進入歷史新時期后，葉劍英更加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