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不久，方方以八路軍少將身份，作為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中共首席代表，到廣東監督執行停戰協議。1946年7月，當東江縱隊2000多名指戰員剛剛北撤抵達山東煙台之後，方方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代表，前來香港領導華南地區的全面工作。1947年5月7日，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任命方方為書記，尹林平為副書記。從此，方方就與香港分局的戰友一道，在香港仍然處于英國管治並與國民黨有著正式外交關系的複雜環境中，巧妙地運用秘密工作與半公開工作相結合的方式，將香港實際上變成為中共充分利用的一個基地，並從三方面調整組織工作系統:一是設立農村工作委員會，專管華南地區的武裝鬥爭；二是設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在廣州、香港、澳門等華南大中城市秘密開展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三是設立半公開的中共香港工作委員會，全面開展港澳地區和海外的統戰、外事、宣傳、財經和群眾等工作。

一、「與宋子文對壘」

1946年6月26日，全面內戰爆發。為了把廣東變成戰略後方基地，國民黨到處捕殺東縱複員人員，迫害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學生，大肆推行「三征」(徵兵、征糧、征稅)苛政。方方一到香港，就以東江縱隊北撤代表曾生將軍的名義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國民黨挑起內戰和殘酷殺害進步人士的罪惡行徑，號召廣大群眾起來進行自衛鬥爭。

從1946年下半年起，華南地區大多數的中共武裝隊伍，由於在軍事上執行了方方提出的「實行小搞，准備大搞，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穩步前進」的戰略方針，在政治上建立了反對蔣介石、反對「三征」的統一戰略，力量得到迅速壯大。到1947年9月，人員由北撤後的不足2000人發展到1萬多人，粉碎了國民黨的所謂「拔打」計劃，打下了華南地區普遍發展遊擊戰爭的堅實基礎。蔣介石為了把廣東變為它最後的內戰基地，於1947年9月30日任命宋子文為廣東省主席。在宋子文到任之前，方方就通過各種報刊公開揭露蔣介石的陰謀，提出了「和宋子文做力量發展的競賽」和「走在宋子文前頭」的響亮口號，並具體部署了打擊宋子文的鬥爭。

當時宋子文一到廣東，就調集兵力，揚言要在6個月內「肅清匪患」。針對宋子文的剿共部署，1948年2月，方方主持召開了香港分局會議，作了《劉鄧大軍渡黃河後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並隨後向廣東各級黨組織和武裝部隊發出了《粉碎蔣宋進攻計劃，迎接南征大軍的指示信》，針對宋子文「分區掃蕩，重點進攻」的「第一期綏靖計劃」，提出了「和平發展，大膽進攻，建立地區主力部隊」的方針。在這個方針指引下，廣東各地的人民武裝節節勝利，不到半年就打碎了宋子文的如意算盤。1948年夏，宋子文又集結15個保安團、12個保安營、3個補充旅及所在地方的武裝，發動了第二期對人民武裝的「清剿」。在方方和香港分局領導下，東江南岸的遊擊隊堅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術，於1948年7且中旬，先後連續組織了沙魚湧襲擊戰、橫崗伏擊戰等戰役，取得了擊敗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的勝利，南路、粵北、粵中、粵東、西江、瓊崖等地的人民武裝也連戰皆捷。宋子文的「第二期綏靖計劃」又被粉碎了。1948年10月，宋子文不得不以悲涼的心情發表就職周年的廣播演說。與此相反，方方則以勝利者的姿態在香港《群眾》上發表了題為《誰戰勝誰》的文章。到1948年底，經中央批准，首先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粵贛湘、閩粵贛、滇桂黔、粵桂邊、粵中等幾個大邊區均已建立主力部隊，根據地和遊擊區也由山地向平原發展，逐漸逼近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帶。1949年工月24日，宋子文結束了在廣東近一年四個月的「使命」，敗走香港。

二、宣傳上身體力行

方方十分重視宣傳工作。1946年7月，剛到香港不久的方方，為擴大和發展宣傳陣地，及時召集黃文俞、李超、楊奇等人開會，決定將《正報》改為期刊，以便於同《華商報》分工，並決定設立以毛澤東題字的「中國出版社」，出版解放區的政治、文藝書籍。香港分局又決定在香港工委之下成立報紙工作委員會，並於1947年春籌組新華社香港分社，以加強對解放區的報道。此外，還建立起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以及中國歌舞劇藝社(簡稱「中藝」)、虹虹歌詠團等文化機構。

方方身先士卒，勤於筆耕，經常為香港的《正報》《群眾》雜志和《華商報》撰寫文章。在革命戰爭年代，方方發表的73篇政論文章中，解放戰爭時期占了63篇，而在香港《正報》和《群眾》上發表的文章就達45篇。幾乎每隔一期，《正報》便有方方的文章發表。涉及政治、軍事、文化、思想修養、形勢任務和方針政策等方方面面。《正報》曾把他所寫的《談團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論領導》等12篇文章，匯集成冊，題為《獻給人民團體》，於1947年9月在香港出版。這些文章是作者實踐經驗的總結，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讀性，對當時華南地區如何開展革命鬥爭，加強幹部的思想修養，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1948年，方方以「野草」的筆名，在香港《正報》週刊第96期至第111期上連載了《三年遊擊戰爭》一文，一時引得香港紙貴。該文記述了中央紅軍長征後，他與張鼎丞、譚震林、鄧子恢等人一起堅持閩西鬥爭的歷史。正如他在該文中所說:「三年遊擊戰爭，在中國革命鬥爭史上，是和二萬五千里長征同樣的輝煌昭亮，表示工農階級的子弟不可屈服，同樣的在抗日階段以及當前的愛國民主革命階段，發揮了中華民族優秀子弟的豐功偉績，是不可磨泯的一頁。」郭沫若在該文的《序言》中寫道:「象本書的作者這樣，以歷史的創造者而兼歷史記錄者，這是很少有的事，因此也就是彌足珍貴的事。」方方的《三年遊擊戰爭》也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給香港文壇注入了清新的空氣。

三、籌辦達德學院

方方在港工作期間，對幹部的培養不遺餘力。東江縱隊北撤後，方方和香港分局針對部分人員對形勢認識不清、組織鬆散的情況，及時進行了思想教育和組織整頓。為貫徹落實中央1946年11月6日關于全面開展武裝鬥爭的指示電，從1947年1月起，方方指導廣東區黨委在九龍土瓜灣連續舉辦了5期幹部培訓班，方方親自作了《當前時局的特點》《關於廣東形勢和赤色割據問題》等報告，使幹部認清了南方武裝鬥爭的新形勢、新特點和鬥爭前途，增強了奪取新勝利的信心與決心。在這3年間，雖然條件艱苦、環境惡劣，但香港分局還是舉辦了20多期各種類型的幹部學習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領導幹部，從組織上保証了華南地區武裝鬥爭的順利進行。

1946年初夏，中共廣東區黨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與在港民主黨派負責人組成了達德學院籌備小組。方方來港後，立即支持籌備工作，設法籌集經費，建立達德學院董事會，推薦李濟深為董事長，聘請著名教育家陳其瑗為院長，使建校籌備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1946年9月，達德學院經注冊立案後，登報招收商業經濟、文哲、法政3個系一年級新生和商業經濟二年級轉學生，共錄取200人。1947年後又增設了新聞專修班和先修班。同年10月，達德學院開學不久，方方主持召開了討論達德學院辦學方針、學制和中共在達德學院的工作的專門會議，他說，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達德學院擔負著培養人才、准備幹部的重要任務。學校是中共領導，和民主黨派共同創辦，由民主黨派出面主持的，因此，一定要貫徹民主舉辦的方針，與各民主黨派合作共事，支持陳其璦院長，團結全校師生員工辦好學校。達德學院的各項工作很快步人正軌，學校的教學質量不斷提高，在海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

達德學院的發展，引起了國民黨政府和港英政府的注意。1949年2月23日，港英政府強行取消達德學院注冊，限期停辦。全校師生十分憤慨，社會震驚。方方一方面通過輿論指責港英當局。一方面立即召開分局會議，討論善後事宜。達德學院全校600多名師生職工和部分家屬沉著應變，有組織地邁上革命的征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達德校友有的成為專家教授，有的擔任了省、市重要領導工作。

同一期間，在方方和香港分局領導下，香港工委還推動民主人士複辦了中國新聞學院，由葉啟芳、劉思慕先後擔任院長。這家學院在1946、1947年辦了兩屆，同時還辦了函授班。它不僅為中國人民新聞事業造就了大批骨幹，而且也像達德學院一樣，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培養了人才。

四、財經工作

香港分局成立之初，方方與香港工委財經委書記、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一起研究決定，在資金十分短缺的情況下，從小本生意做起，逐步開展工商活動。1947年初，方方又與尹林子商議，決定將原來東江縱隊做生意的資本以及中央撥給東縱北撤餘下的經費17萬港元，全部調給財經委運用。

不到三年，香港分局不但發展了安達公司、啟源貿易商行和新僑公司，而且新建起東台運輸公司、新聯公司、南方影業公司等一批骨幹企業。經濟工作的開展，在財政和物資上支持了中共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有些經濟管道對後來中國打破西方的經濟封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7年我到香港，在方方的指導下，也積極開展經濟方面的工作，先後創立了寶通銀號和其他一些貿易機構，並協助方方策劃、設計在廣東解放區發行「南方券」，建立南方銀行，為華南地區的經濟工作盡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我清楚地記得:在全國解放前夕，方方和他的夫人蘇惠約我到他家談話，方方說:「香港可能不會馬上收回」。「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還要利用香港」，「香港作為我國對外貿易通道的地位，別的港口是難以代替的，將來，我們的貿易結匯，海外華僑的匯款，都需要由我們自己的機構負責。現在如果不是這樣去想，並積極籌劃自己的陣地，我們將會對歷史失誤。」在方方的啟發下，在新中國誕生兩個多月後，由我負責籌劃的香港南洋商業銀行及時地在12月14日正式開業了，緊密地配合了國家對外收匯付匯服務的需要，並高高地掛起新中國的五星紅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