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兩個凡是”社論究竟是誰起草的?

核心提示:社論是李鑫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思想是華國鋒、汪東興的,最後也是他們審定批准交宣傳部發表的。耿飆看過社論說:“發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

“兩個凡是”與“兩個不管”“凡是不實之詞,不管什麼時候,不論什麼情況下,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改正過來。”

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汪東興有兩句用來指導人們思想行為的“名言”:“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大家稱之為“兩個凡是”。本來人們對華國鋒、汪東興懷有好感,因為他們在關鍵時刻同葉劍英站在一起,粉碎“四人幫”有功。萬萬沒有想到,起來反對思想解放,維持那套極“左”路線的不是別人,正是人們心目中的有功之臣。“兩個凡是”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同時發表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名為“兩報一刊”社論,但“兩報一刊”的總編輯事先並不知曉,連負責宣傳口的耿飆都不知道。社論是李鑫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思想是華國鋒、汪東興的,最後也是他們審定批准交宣傳部發表的。耿飆看過社論說:“發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兩個凡是’,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了。”它的出現,理所當然要遭到全國人民最廣泛的反對。

首先起來挑戰“兩個凡是”的是老一輩革命家。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葉劍英、陳雲、王震都鄭重提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恢復鄧小平工作。鄧小平則用“準確完整”來批駁“兩個凡是”。隨後,在十屆三中全會的閉幕會上,鄧小平對什麼是“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了詳細說明:“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同志在這一個時間,這一個條件,對某一個問題所講的話是正確的,在另外一個時間,另外一個條件,對同樣的問題的講話也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同的時間、條件對同樣的問題講的話,有時分寸不同,著重點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與眾不同,他不指望什麼“指示”、“語錄”和“文件”,他要找的是客觀標準,是“實踐”,他相信只有“實踐”才能駁倒“兩個凡是”。1978年9月,中央辦公廳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胡耀邦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兩個不管”:“凡是不實之詞,不管什麼時候,不論什麼情況下,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改正過來。”中辦副主任張耀祠對此進行無理批駁,並堅持要將它從文件中刪除。

胡耀邦是得人心的,你可以刪除文字,但刪除不了思想。“兩個不管”並非一時心血來潮,早已是他深思熟慮的一條重要原則。1977年3月他第二次複出,先後擔任中央黨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宣傳部部長。“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不管到哪里,他始終把思想解放、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放在第一位。短短一兩年時間裏,解放了那麼多“文革”中被誣陷的“叛徒”、“特務”、“走資派”、“階級異己分子”;推倒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為沉冤莫白二十餘年的數十萬“右派分子”摘帽……他的勇氣、膽略和速度無人與之相比。胡耀邦曾說過:“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真可謂“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胸襟”。

兩位老報人激烈交鋒

檢驗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讀過《實踐論》的人都知道:“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靠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毛澤東選集》,273頁)實踐是個常識,為什麼還發生問題呢?只能一個解釋,那就是維護既得利益。

曾有人說,如果幾何公理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自然科學理論觸犯了神學的陳腐偏見,引起了並且直到現在還在引起最激烈的鬥爭。既然人們可以反駁幾何公理這樣人人承認的數學常識,為什麼不可以反駁並不見得人人承認的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呢?所以有人反對不足為奇。

但這關係到思想解放、撥亂反正,關係能否順利開展四化建設的大事,不能不辯清楚。《人民日報》早在1978年初就開始組織實踐問題的討論。1月,發表《文風和認識路線》,3月,發表思想評論《標準只有一個》,文章只有1000字,卻是《人民日報》理論部負責人何匡、汪子嵩和編輯張德成的精心之作。文章強調檢驗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文章發表後,有人贊同,有人反對,認為真理標準應該是兩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6月,發表邢賁思的文章《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回答了一些糊塗認識。但這還不是大討論的開始。

真正揭開實踐標準大討論序幕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稱《實》文)一文的發表。這篇文章引起的轟動,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當時,人們對文章的認識只停留在理論學術層面上,還沒有把它當政治問題看待。更不曾想到會在全國掀起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等到兩位老報人吳冷西同胡績偉發生激烈交鋒之後,情形就大不一樣了。

《實》文發表當天,吳冷西給胡績偉打電話,批評胡績偉,責問他怎麼能發表這樣的文章,並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說“文章提倡懷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對真理不存在,真理在開初提出時不是真理,要經過實踐檢驗以後才是真理。這是原則錯誤。”吳冷西說,“文章在政治上很壞很壞。作者認為‘四人幫’不是修正主義,而是教條主義。”“文章結尾以為當前要反對的就是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教條上,甚至拿現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革命實踐,就是要反對所謂教條主義,要向馬列主義開戰,向毛澤東思想開戰。”他說,文章用很大篇幅講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認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當僵死的教條,不能當聖經去崇拜。很明顯,作者的意圖是要砍旗。”吳冷西說,這是他個人的意見,不要外傳。胡績偉回答說,“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這麼高,我必須和別人討論你這些意見究竟對不對。”胡績偉同吳冷西的關係非同一般。吳冷西當《人民日報》總編輯時,胡績偉是副總編緝,是他的主要助手。“文革”開始時,胡績偉保吳冷西,提出有名的“保旗論”,結果“引火燒身”,為吳吃了不少苦頭。“文革”後期,胡績偉關“牛棚”,吳冷西推薦胡績偉到國務院政研室參加編輯“毛選五卷”工作。粉碎“四人幫”後,吳冷西又向華國鋒推薦胡績偉回《人民日報》。兩人關係不說很深,至少可以說是相互信任和瞭解的吧。可是,到了思想上“兩軍對壘”的時候,一個堅持“兩個凡是”,一個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各不相讓。當然,這不是個人意氣上的衝突和個人利害的紛爭,而是從理性高度,考慮到做人的責任,朋友是朋友,原則是原則,誰也不拿原則做交易,只好分道揚鑣。

這一交鋒立刻將《實》文的重要性提升了起來,掌權的、在野的都十分重視,形勢一下變得嚴峻起來。華國鋒在胡耀邦面前點了楊西光、胡績偉、吳江的名。胡喬木在社科院一次會上說,如果說中央領導在實踐標準討論中有分岐,那就是分裂中央。

如果因此而退卻,變得鴉雀無聲,那麼,討論有可能夭折。新聞理論界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他們為了扭轉不利局面,決定組織文章用正確輿論反對錯誤輿論,爭取主動。黨校仍然高舉實踐旗幟,走在前面。第二篇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的原則》,又是吳江、孫長江寫的。文章不指名地回答吳冷西那些批評意見,說某些人拘守舊的口號,“其原因,除了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後於實際這一點以外,還因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這些舊口號聯繫在一起的緣故。”這篇文章得到《解放軍報》總編輯華楠、副總編輯姚遠方的支持。更有力的支持是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他對文章提了許多很重要的修改意見,並同意用特約評論員名義在《解放軍報》(1978年6月24日)上發表。新華社當天轉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當天轉載,各省也陸續刊登。這場大討論才真正在全國開展起來。

這時吳冷西正在住院。7月底的一天,胡績偉到醫院去看望吳冷西,吳冷西說,“我看了軍報特約評論員那篇文章以後,更認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見是正確的。”胡績偉說,“你可以寫文章進行答辯和批判嘛。”吳冷西還堅持說,“我認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根本不應該提出這個問題,根本不應該討論這個問題。”

新時期的“大眾哲學”

山西甚至提出了地方性的“兩個凡是”:“凡是大寨已有的先進紀錄不得超過,凡是大寨已有的經驗都要照著去做。”

中央高層的激烈爭論,不可避免地影響地方。1978年下半年開始,各省市黨政領導紛紛在黨報上亮相和表態,但發展很不平衡。最早起來表態的是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他以極大熱情支持實踐標準大討論,提出“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在全國開了個好頭。湖南是最後一個表態的,他們的態度是“不急”,“先看一看再說”。糟糕的是山西,那裏甚至提了個地方性“兩個凡是”:“凡是大寨已有的先進紀錄不得超過,凡是大寨已有的經驗都要照著去做。”直到中央理論務虛會上,那位來自大寨的副總理還不止一次地影射胡耀邦是“胡亂邦”。

1979年1月,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召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會議,提出要大力推進關於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要面向基層,加強對基層幹部和群眾的宣傳。中央新聞單位積極響應,加大宣傳力度,引導輿論,推動這場討論。

新華社地方部本來是一個負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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