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時代課題，同羅斯福當年面臨的有某些相似之處。羅斯福“新政”，可以概括為“均貧富，抑豪強，軟獨裁，結民心”這12個字，頗有借鑒意義。

基於當今中國的現狀和建立人道的市場經濟的考慮。我們提出“均貧富。

抑豪強，嚴吏治，強中央”這12個字。

均貧富:公平就是效益

解決貧富懸殊。實現社會公正，是完善民主和法制的基礎，是保障大多數人自由的基礎，是實現社會穩定的基礎。公平對少數精英也許是一種最差的體系，但是對所有其他人則是最好的體制。

我們曾經討論過，社會經濟效益的增加=GDP的增加+公平的增加。提振公平。就是提振社會經濟效益。“均貧富”的核心就是將降低基尼系數作為人道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的目標。

從體制的角度看，就是要構建公平的體制。通過兩次分配的調整，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構建必要的社會保障網絡(如養老、失業、貧困、殘疾等方面的社會保險)，建立新型的醫療衛生體系、住房體系和教育體系，恢復公共產品的公共性質，讓社會經濟資源(如醫療資源、住房資源、教育資源等)大規模和大幅度地向大多數人傾斜。

構建這個體系，需要大量的支出。為此政府必須大幅度提高富有階層的稅率，開征新的稅種。比照發達國家的做法，可以提高高收人人群的累進稅率，開征投資收益稅、遺產稅、財產贈與稅、奢侈品消費稅、高檔物業銷售稅、房地產稅等等。在稅制方面，中國應當迎頭趕上。其實，遺產稅是防止財產高度集中的有效手段。

從政策層面來看。中國需要把充分就業作為經濟政策的直接目標和首要目標。那些動輒要降低工人工資，甚至讓工人下崗的私有化政策一定要停下來。要讓許多沒有關系和門路的中下層人員有平等就業的機會，從而有向上移動的正常通道。

在解決就業問題上，尤其應當花大力氣解決年輕人，包括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年輕人處于人生的起步階段，他們目前的生活狀況，他們未來的成功和失敗，他們對前途是期待還是失望，他們對現狀是肯定還是否定，在很大程度上都決定於他們的就業狀態。當代的年輕人掌握著現代的通信手段，面對各種思潮的影響；同時他們又喜歡利用現代通信工具表達自己的情緒，是非常有影響力的一個社會群體。假如一個社會無法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為他們提供人生最起碼的基石和起點，他們就很容易接受一些其他思潮。非洲動蕩的導火索就是那裏年輕人的失業。當然，解決年輕人就業是兩個方面的。除了多創造機會外，還要教育年輕人，引導年輕人，激發他們將人生的理想同時代結合起來，鼓勵他們面向基層，面向工農，面向西部，面向艱苦地區。但是，這種做法需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價值氛圍。如果一個社會物欲橫流，道德淪喪，那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解決貧富懸殊一定要有緊迫感、歷史感。歷史給每一個民族的機會都是有限的。以埃及為例，早在2006年，由於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埃及的社會矛盾就已經相當尖銳，不斷有中下層舉行遊行和抗議。而埃及前政府在2008年對這個問題就有了一定認識。比如，當時埃及國內有聲音建議取消能源和食品補貼，它沒有完全采納，而且在2008年就決定給勞動者漲工資。同時促進就業。穆巴拉克在2008年5月對工會的演講中，明明白白地提出了兩點:一個是要保証低收人人口的食物安全；另一個是要保持工資與物價的平衡。埃及政府本來最初計劃工資增長15％一20％，最後決定馬上漲30％，也算是雷厲風行，出手不凡。但是，由於大規模私有化的結果，政府缺乏實施這些政策的手段，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增加工資和就業主要是在政府控制的企業中實現的。對私人企業，政府囿于市場原則，不能直接幹預，只能勸告。結果這場“宏觀調控”最後不了了之。更重要的是，埃及政府在經濟改革過程中。大量削減稅收，政府稅收只占GDP的百分之十幾。結果，政府債台高築，人不敷出，拿不出錢來有效解決貧富懸殊和其他社會問題。前政府眼睜睜地錯過瞭解決問題的時機。

而富有階層從長遠利益計。應當高高興興地買這個單，主動均一下自己的富。中國歷史上的士大夫，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相信在這種傳統薰陶下，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富人，也有這種隋懷。而且，分配的公平會刺激內需，增加市場容量，推動經濟增長，最終也將推動利潤的增長。這是一場共贏的合作。

總之，我們相信，均貧富，當年羅斯福能做到的，中國一定能做到，並且會做得更好，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抑豪強:不能讓少數人妄為，否則民心難安孫中山要節制資本，羅斯福要抑制資本。羅斯福推行“新政”，一方面讓富有階層買單，另一方面建立和加強政府的監督和管制。建立市場規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就是讓利潤動機服從於社會價值，並建立起一套體系，有效地規範、監督和矯正資本的缺失。

“抑豪強”要制度建設和重拳治理相結合。當今中國，許多民營資本家遵紀守法，平等競爭，回饋社會；許多人艱苦創業，努力打拼，成績斐然。但是，也有一些人對抗政策，擾亂市場，為富不仁。

搞市場經濟需要鐵腕政府或強勢政府，需要鐵腕治市。不能讓某些人出於自己利益，擾亂市場秩序，對抗中央的宏觀經濟政策；更不能讓有些人通過錢的運作，非法影響決策程序。目前中國經濟的某些大問題，無論是有毒食品、房地產價格問題，還是通脹現象，甚至熱錢流人。多多少少都和擾亂市場有關。以熱錢流人為例。中國資本項目並沒有開放，為什麼熱錢依然滾滾流人？顯然是有人擾亂市場，通過多種方式，在貿易項目下虛報貿易收益引進熱錢。

治理市場亂象，需要重典。這方面可以借鑒美國。19世紀末期，在反壟斷法下，活生生把洛克菲勒集團給拆開了。再例如，美國2010年在搞金融立法的時候，有些巨鱷到處遊說反對。美國行政當局決定以某種別的理由起訴某些龍頭企業。政府只出了一招，就化險為夷。

政府擁有大量的經濟政治資源，只要有決心，在市場經濟裏，對那些對抗宏觀經濟政策的個體，很容易找一個由頭，敲山震虎，讓那些不安分的人很快安分下來，腦袋發熱的人很快清醒下來。市場經濟由利益驅動，法制鬆弛的結果。會誘使許多人鋌而走險，導致宏觀經濟政策失效，市場秩序混亂，資源配置失衡。

沒有重典的威懾，就沒有秩序。從社會的角度講，不能讓少數人妄為。否則，民心難安。當然，抑豪強還包括打擊黑社會。

嚴吏治：千萬不能想盡辦法去折騰老百姓

我們提倡將社會選擇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提倡政府幹預加上一定程度的公有制，提倡均貧富。在這種經濟體制下，政府將控制大量資源，為保証資源合理使用，吏治清明是關鍵。

吏治清明有幾個方面。

第一就是治理腐敗問題。治國就是治吏。吏治的關鍵是要杜絕腐敗。有人認為，官員腐敗是制度問題，為了根治腐敗必須推倒重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腐敗現象的存在同西式或中式的政治形式沒有直接關系。有人說，西方體制可以解決腐敗問題。這種童話，地球上尚未存在過。西方體制下的腐敗，不僅在亞洲存在，在歐洲和美國也長期存在。比如美國從立國到“鍍金時代”腐敗都相當嚴重。即使現在，西方體制也沒有解決腐敗問題。這不用我們論証，只要大家打開世界新聞一看就知道了。用我們中國的標准判斷，西方現存的腐敗有兩種，一種是不合法的腐敗，一種是將某種權錢交易合法化的腐敗。許多在西方體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在中國就是腐敗。比如，現在中國官員以權錢交易的方式弄了幾萬、幾十萬元都是腐敗。那麼改成西方體制以後，以政治捐款和游說金的方式，弄了幾千萬、幾億元倒成了合法的了。是不是有些搞笑？所以，以反腐敗為藉口，為推倒重來張目，悖於事實，不僅解決不了腐敗，可能導致更嚴重的權錢結合，出現全面的腐敗。

如果反對和防止腐敗的出路就是讓腐敗合法化，那會是一條讓人啼笑皆非的捷徑。

第二是民主和法制問題。要防治腐敗就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體系和群眾直接監督的體制。這方面比較廣泛和複雜，就法制建設而言，現在有些問題比較突出，應當盡快解決。比如官員的財產公開、收入公開、利益回避(在有利益沖突和可能讓人感覺到有利益沖突的地方應當回避)等。而民主的重要環節就是群眾路線。除了體制內部的監督外，還需要群眾的直接監督。可以認真研究在吏治較好時期的一些具體做法，看看有沒有可以在新時期條件下借鑒和運用的，讓那些腐敗者有一種戰戰兢兢的恐懼。

制度建設是可以有效治理腐敗的。中國香港沒有照抄西方的政治體制，腐敗卻得到了有效控制。這是一個成功的例子，一個証偽了“不照抄西方就不能治理腐敗”這個假設的例子。香港的例子還表明，腐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管治缺失，是管理不到位導致的，需要反思管治上的失誤。

第三，就是社會經濟政策一定要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大多數人服務。經濟政策和經濟資源不能大幅度地向少數人傾斜，即使合法的也要避免。只有這樣，社會選擇和社會價值才能通過社會經濟政策而實現，而政府手中控制的資源才能成為實現社會價值的手段。比如通過經濟政策合法地將公共資源轉移到少數人手中這種事情，公眾很難認定那就是吏治清廉。

其實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安民。安民，就是為人民服務。千萬不能想盡辦法去折騰老百姓。

強中央：中央權威的強弱是世界大國興衰的關鍵

可能人們會問，現在，中央已經掌握了大量的人財物，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要提倡強中央呢？強化中央權威有兩個方面的需要，一是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一是保証國家的統一。

市場經濟的特點就是權力分散、決策分散。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權威、中央政策的權威更加重要。否則，會變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弄不好，會出現各自為政、畫地為牢、政令不通、政令不暢的局面。在危機情況下，這種政令不通還可能導致國家動蕩，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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