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百花齊放都沒有了”的情況，毛澤東在1975年7月提出要調整文藝政策。在這之前，毛澤東已經指示重新印行古典小說，提倡讀《紅樓夢》、《水滸》。

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於1975年8月就《水滸》這部小說發表評論。本來是一場文藝評論，但是它最後又怎麼演變為愈演愈烈的政治運動的呢？隨著對文革檔案的逐步披露，這場運動的內幕終於被揭開，種種謎團有了答案……

毛澤東“評《水滸》”的源起

1974年8月，毛澤東被醫生診斷患了“老年性白內障”，讀書受到嚴重影響。為了消除毛澤東不能讀書的煩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副主任張耀祠為他尋覓了一個“講史”的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女教師蘆荻。

1975年8月14日淩晨，蘆荻接到毛澤東秘書的電話，讓她過來陪毛澤東讀書。那天，毛澤東與她聊的是古典文學問題。當毛澤東談到《水滸傳》時，蘆荻猛然想起一件事：那是1974年時，她聽說毛澤東認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她想，何不向主席問問，那八個字究竟是什麼意思，於是說：“主席，聽說你講過《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毛澤東點點頭，說道：“那是我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在1973年12月2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志時說：“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為了引起大家的重視，他引用了《水滸傳》的例子說：“《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後來接受了招安。”

主席非常推崇魯迅，每次談話，都要提到他。當他聽我說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說史稿時，便說：魯迅評小說評得好，要好好學習魯迅的思想觀點。他更盛讚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對《水滸傳》的評論，稱讚魯迅對金聖歎的批判。他對《水滸傳》研究中長期沒有貫徹魯迅的評論精神，對金聖歎的腰斬《水滸傳》和大量發行這一腰斬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滿，

毛主席說，應該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門印行。

張玉鳳便對蘆荻說：“蘆老師，你把主席的指示，寫一下吧。”

於是，蘆荻就在毛澤東的書房裏，很快整理出了剛才的談話記錄。全文如下：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她萬萬沒有想到，這份談話記錄會在全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

姚文元借題發揮居心叵測

就在毛澤東談《水滸傳》的那份記錄整理出來的當天，“四人幫”就提出了“貫徹”毛主席指示的“辦法”。姚文元看到談話記錄後，立即寫信給毛澤東說：關於《水滸傳》的評論，“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為此，他還向毛主席提了三點宣傳建議。

秘書給毛澤東讀了這封信，毛澤東大悅。他沒有發現姚文元的險惡用心，姚文元的建議迎合了他始終倡導的文化批判，當即揮筆寫下批示：“同意。”有了毛澤東的批示，姚文元當即開始發揮他的政治才能和搞陰謀的本事，夥同其親信開始秘密炮製黑文章。1975年9月起，短短幾天，全國就掀起了“評《水滸》”的浪潮，報刊上批《水滸》、批“投降派”的文章，鋪天蓋地而來。

1975年9月17日，江青又趁熱打鐵，召集寫作班子和電影界、新聞界一百多人講話，說：“‘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還說：“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江青還要求會議上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稿。

毛澤東知道以後，憤怒地斥責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還說：“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上邊（指政治局）沒有多少人信她的。”

當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向毛澤東請示如何處理江青的要求時，毛主席作了如下批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毛澤東對江青這套政治陰謀的反感，也打擊了“四人幫”的反動氣焰。

“四人幫”的別有用心

“四人幫”評《水滸》矛頭之一就是指向已重病在身的周恩來總理。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這次會議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召開的。毛澤東聽了翻譯的話，認為周恩來在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會談中犯了右的錯誤。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表現得特別激憤，指責周恩來“是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

毛澤東後來說：“這次會開得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也不是。對總理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在這裏，毛主席說的“他”是指周恩來，“她”是指江青。

197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四人幫”對周恩來進行圍攻，還是毛澤東嚴厲批評才平息下來。

毛澤東對《水滸》的評論，使“四人幫”又找到了一個機會。他們利用毛澤東的話，提出批投降派，並翻出歷史上的伍豪事件，再一次欲置周恩來於死地。

“四人幫”曾多次利用“伍豪啟事”向周恩來發起進攻，但都沒能得逞。但這次，他們覺得利用“評《水滸》”批投降派，利用“伍豪啟事”誣陷周恩來為投降派，真是再好不過了，打倒周恩來也是指日可待。於是，江青指揮手下的一些御用文人，對周恩來進行了瘋狂的誣衊和進攻。

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進行第四次手術。就在要上手術臺前，他在一份手寫稿件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並寫了一行字：“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年9月20日。”

這份文件是周恩來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彙報會上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陷、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

周恩來知道，江青一夥要打倒他，即使他活著的時候沒有被打倒，死後那些人也不會放過他。而“伍豪啟事”問題就是他們握在手裏的一枚炸彈，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們就會把這枚炸彈投向他。周恩來是懷著滿腹委屈和憂愁進入手術室的。在進入手術室時，他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對於江青一夥借“評《水滸》”來攻擊他，周恩來只有用這種獨特的方式予以回擊。

毛澤東“評《水滸》”的初衷

毛澤東對《水滸傳》這部小說的閱讀和評論貫穿了他的一生，他經常引用《水滸傳》中的故事教育後人，也用以自省。在青年時代，即主持新民學會期間，毛澤東就向他的會友建議，讓他們讀一讀《水滸》；在大革命時期，他引導農民運動的時候，也談起過《水滸》和宋江的造反；在長征途中，儘管條件非常艱苦，他仍然沒有忘記讀《水滸》。據傳說曾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長征途中剛剛打下一座縣城，毛澤東沒等安頓好，就急著讓警衛員找《水滸》，以至於警衛員錯會意，誤把《水滸》當成“水壺”，急匆匆抱來一隻水壺，以解“燃眉之急”。

1975年那次關於《水滸傳》的談話，據當事人蘆荻講，毛澤東做的完全是文學評論。她說：“毛主席評《水滸》，完全是針對《水滸》這部小說講的，並沒有別的意思。”

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也說：“評論《水滸》是怎麼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讀了3個月，讀了以後，主席發表了這一番言論。有人借這些做文章，想搞陰謀。”

對於此事件，胡喬木後來回憶說：“不要把歷史看成一個平面的問題，把無產階級革命同農民革命的問題放在一個水平去觀察。”“農民戰爭同無產階級革命不是一回事。農民起義中有革命和投降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國農民戰爭史很長，從長期的農民戰爭經驗中吸取教訓，是很需要的。”“斯大林關於皇權主義的話，要作正面的批評”，“農民戰爭也有不同情況。有擁護好皇帝的，有自己要作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綱領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統治重新建立一個地主統治的，有投降的。”“不能把投降派用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來概括。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不是農民的局限性。”“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奪取政權後本身變質，不是投降。”

胡喬木又說：“梁山這是個悲劇，但並不是不可理解的。我們現在就是從多方面來吸取教訓，來對付內部、外部的敵人。”他確定文章的題目為《宋江的投降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要求由《水滸》的評論批評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總的歸結到努力提高階級覺悟，提高識別能力。這就是我們學習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根本意義所在。”至於對“宋江架空晁蓋”的提法，胡喬木說，用不著花很多篇幅去批，只要用馬克思批評過的不應把歷史和現實作一種“膚淺的歷史對比”一句話，就可以駁倒了。總之，他們力求寫出一篇能夠正確闡述毛澤東關於《水滸》評論的學術論文來。

毛澤東聯繫實際點評《水滸》

毛澤東同志曾介紹說：《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克服山頭主義。

毛澤東堪稱研究《水滸》的專門家，一生讀了七十年的《水滸》。他欣賞《水滸》，也談到很多梁山人物。他談到梁山第一任領導人王倫，“白衣秀士王倫不准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也談到第二任領導人綽號托塔天王的晁蓋，晁蓋是好的，可是卻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讓他早死了。《水滸》的主角，是梁山第三任領導人宋江。毛澤東在４０年代初期，曾對身邊的同志說：《水滸》中的三打祝家莊，為什麼要打三次？我看宋江這人有頭腦，辦事謹慎，前兩次是試探，後一次才是真打。我們幹革命，就得學宋江，要謹慎。他也談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