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1966年間，在浪漫的鄉村理想和發展現實的雙重策動之下，知識青年遠赴窮鄉僻壤的藍圖被勾勒出來。10萬上海知青進疆的成功，拉開了此後“文革”期間上山下鄉運動的序幕。

1970年代末，隨著運動的破產，這10萬知青，有一萬多名順利回到了故鄉，剩下的人，或紮根新疆；或滯留上海，退休回城，為戶口為晚年保障，長年累月地奔波。

“我是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謝虎禮拍拍胸脯，一遍遍確認自己的身份，儘管過去十多年裏，他走在大街小巷都被直呼為“新疆人”。

在上海，謝虎禮始終有一種不願承認的隔閡感。當他大口喝酒時，他會說，我們北方人就是豪爽。可回憶起新疆，卻永遠逃不出這樣的詞語：忍饑挨凍的生活，永不停歇的勞累，夏天開荒時成千上萬的大蚊子……

1981年秋，機會終於來了。謝虎禮帶著妻子張維敏、兩個孩子謝萍和謝君回到上海。孩子是生於1974年的龍鳳胎，名字寄託了父母樸素的希望——平均。他們希望孩子得到同樣的寵愛，享受公平的命運。

回城最初的日子裏，謝虎禮一家擠在張維敏哥哥的小房子裏，佔據著半個房間。謝虎禮從來不敢踏入大舅子的房間。他成天泡在外面，做著各式小生意：擺康樂球、賣童裝。

不幸的是，這一年，國發91號文件的出臺幾乎阻斷了他所有的生路。 謝虎禮夫婦正是屬於要被“穩定在新疆”的大多數。謝虎禮的小攤不斷被沒收，他在上海街頭四處流竄，連大舅子也被停職了。他被告知：謝家什麼時候回新疆，什麼時候恢復工作。但這些都不能動搖這對夫婦的決心，直到有一天，兩個孩子從學校被驅逐出來。

1984年，謝虎禮帶著一家子，再次踏上開往新疆的列車。車上，他和妻子張維敏聽到一聲慘叫，隨後得知，一個家庭的父親跳下了火車。3天3夜後，他們抵達新疆。謝虎禮望向窗外，一股絕望之感向他襲來。

戶口人生

1992年，戶口總算對那些滯留在上海的黑戶知青開禁了，同時他們也被要求寫下保證書：不向政府要工作、要房子。再過五六年，他們又得到了每月兩三百元的補助，有一年，他們拿到了369元。從此，“369”成了這撥知青的稱呼。

謝虎禮也是這一結果的受益人。可向母親討要戶口時，又是一番爭吵，最終謝虎禮以保證書來交換戶口本——不參與分房子。此後，這個7平米的屋子充滿了緊張。同一屋簷下，母親和謝虎禮一家分開爐灶做飯。而直到老人去世，謝君未曾叫過她一聲奶奶。

這樣的故事在當時反復上演。而隨著歲月的消逝，人們也慢慢淡忘了其中的情節。1993年，擁有了戶口的謝萍理直氣壯地在大街上昂首闊步，因為戶口問題而流產的初戀也已遠去。烙印在慢慢消退。她讀夜校，努力工作，結婚生子，融入了大都市的生活。

陳莉傲氣、敏感，有一股把生活看明白不自欺的倔勁。如果可以重來，她不會選擇回到上海。1989年報戶口時，陳家把戶口給了惟一的男孩。母親李鳳嬌想，女孩子畢竟可以嫁個上海人。於是，陳莉走上了通過嫁人改變戶口的道路。漂亮的陳莉對那些看得上她的上海男人從未動心過。她早就看透了待價而沽的交換本質：對方要結婚，她要戶口。

經過兩場失敗的婚姻後，如今，她似乎看開了，對於戶口也不再執著，她想擺脫戶口魔力——她的一些知青朋友，解決了戶口問題就像變成另外的人種似的。生活告訴她：安全感必須自我供給。所有以交換為目的的婚姻都是不會長久的，在矛盾和爭吵中，終究會暴露它不堪的面目。

許多時候，她感覺空蕩蕩的。她拼命掙錢，每天一早出門，深夜才回到家裏，必須為自己的晚年生活打下經濟基礎。上海許多角落都有她打工的身影，但是，“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她這麼形容過去的生活。她甚至羡慕起母親，他們有工齡、有歷史、有群體歸屬感，他們可以隨時放聲痛哭，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賠償青春，可以大聲說“我是上海人”。她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是。

母親李鳳嬌一邊打毛衣，一邊靜靜聽著，不住抹眼淚。許多事情她也是這一晚才聽女兒第一次說。多年來，她為愧疚感所壓抑，畢竟陳莉是大女兒，戶口本應歸她的。女兒有時問，我是你親生的麼？李鳳嬌說，我看不是。女兒回答，我也覺得不是。這樣的對話讓她難受到極點。

這位 63歲的老太太，講述起往事，總帶著不自知的黑色幽默。

兩頭都是棄兒

上海虹口公園。老遠就聽見歡快的音樂聲，老人踏著節奏翩翩起舞，他們身著新疆維吾爾族服裝，扭動脖子，輕擺手腕，忘情地轉圈，臉上綻放著燦爛的笑容。

“這是新疆剛運過來的！”張團長伸開手，給記者遞來葡萄乾。這位上海阿凡提歌舞團的創辦者鼻子下還夾著兩撮往上翹的假鬍鬚，笑起來一跳一跳的。每逢週六，張團長都要和其他的老知青群體在這裏跳新疆舞。

2000年，從新疆退休回來的張團長，感到滿大街都是異樣的眼光。他一個人跑到公園跳起了新疆舞，“我想證明，新疆回來的知青不是萎靡不振的。” 張團長這麼認為。

“都是苦中作樂。”另一位退休歸來的知青則說，自己有一肚子委屈，卻無處申訴。他想，只有等到見馬克思的時候，他再慢慢訴說了。

而這樣的訴說，送葬人吳祥志已經聽得太多，他把這些故事全裝在了心裏。這幾年，他回過兩次新疆，看到從前的地窩子變成了一排排新樓，走過的泥濘小路鋪成了柏油大道，當年他們住過的房子如今住進了年輕力壯的新工人。

在這個嶄新的世界，他想起自己聽過的經歷過的故事，想起他們這一代人的心血。但他又有一種陌生感，除了檔案，這裏似乎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跡了。

“新疆說歡迎我們回去，可是真要回去他們也不歡迎，我們已經老了。”他說，他開始理解這個世界的經濟學原理，也理解了為什麼自己“兩頭都是棄兒”——作為異鄉人，他對新疆失去了利用價值；作為本土人，他對上海未曾有利用價值。

“上海肯定想，我們從未對這裏有過貢獻，為什麼要負擔我們的養老。可是當時，是它把我們送去的。”歷史的債務，要由誰來承擔？為什麼要去新疆？為什麼又要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