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領袖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都曾多次乘坐空軍專機,並留下了不少令人難忘的軼事趣聞,但他們的最後一次航行至今鮮有記述。筆者長年在空軍工作,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的最後一次航行的專機組成員進行了採訪。現根據採訪記錄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清晨,毛澤東專機緊急從武漢起飛
1967年7月,火爐武漢,本來就驕陽似火,奇熱難當,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武漢這座大火爐,大有爆炸之勢。由於江青等人的煽風點火,武漢的兩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和“工總”之間的派別鬥爭愈演愈烈。20日,局勢已難以控制,武漢三鎮湧動著全副武裝的軍民,各種口號聲和槍聲不絕於耳。
剛剛從武漢返回北京的周恩來,得知武漢告急的消息後,心急如焚,他擔心少數壞人有可能利用狂熱的群眾衝擊毛澤東的住地,危及毛澤東的安全。
為了穩定武漢的局勢,保衛毛澤東,周恩來於7月20日下午4點半,乘坐民航伊爾-18飛機,並帶著兩架滿載警衛戰士的軍航伊爾-18飛機飛往武漢,軍航帶隊長機機長是專機師某飛行團團長王進忠。
周恩來的專機原計劃在漢口王家墩機場降落,因形勢變化,三架專機改落山坡機場。飛機著陸後,周恩來親自召集軍航機組的成員開會,指示:“你們就在飛機下麵休息,等候待命,隨時準備起飛。”佈置完任務後,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乘車趕往毛澤東的住地。
當天晚7點多鐘,從北京來的三架伊爾-18飛機,接到命令飛王家墩機場,空軍政委余立金的秘書到機場接機。他傳達余政委指示:機組到招待所待命,等待通知。
王家墩機場,除從北京來的三架專機之外,還有一架空軍的232號伊爾-18專機也靜靜地停在停機坪上。這架專機也是空軍專機部隊的飛機,是剛執行完專機任務後從雲南蒙自來武漢的。這架專機的機長是王進忠所在團的副團長潘景寅,他也和王團長一道在機場招待所待命。
此時的武漢已如同一座爆發了的火山,在洶湧澎湃、火紅的人流面前,周恩來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力勸他暫時離開武漢。開始毛澤東不同意:“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漢。”
後來,在周恩來及其他人的反復勸說下,毛澤東才被迫放棄暢遊長江的計劃,同意離開武漢,前往上海,並同意破例坐飛機(1959年後,為確保毛澤東的安全,中央作出決定,毛澤東出行不再坐飛機)。
7月21日清晨,具體負責毛澤東安全的楊成武,根據周恩來的安排,與余立金等緊急安排毛澤東的專機,經商量,最後確定使用潘景寅駕駛的232號飛機,因為這架飛機有包間,包間裏有床,便於毛澤東休息。
淩晨4點,在招待所待命的王進忠接到通知,讓他們上機場準備飛機。王團長當即率3個軍航機組趕往停機坪,做起飛前的準備。做完準備工作不久,幾輛小車從跑道上徑直向停機坪開來,在離232號飛機不遠處停了下來。
從車上首先下來的余立金找到潘景寅。“潘副團長,毛主席要坐你這架飛機。”潘景寅一聽毛主席要坐他駕駛的飛機,很緊張,因為他有自知之明,過去飛伊爾-14飛機時沒有執行過重要專機任務,改飛伊爾-18飛機的時間也不長,也沒執行過重要專機任務,要單獨執行毛主席的專機任務,自感難以勝任,他便對余立金道:為了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全,我去和團長商量一下機組配備問題。余立金同意了潘的建議。
這時,毛澤東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已出現在淡淡的晨光之中。潘景寅來不及向毛主席敬禮打招呼,便讓機組其他成員照顧毛澤東登機,自己急忙去找王進忠團長。
王團長是一位飛行技術非常過硬、飛行經驗極為豐富的飛行指揮員,多次執行國家領導人和外國元首的專機任務。聽完潘副團長的報告,王進忠為了確保毛澤東的絕對安全,當即決定調整機組,他和潘景寅組成雙機長,共同駕駛毛澤東的專機,讓潘景寅機組的副駕駛和自己的副駕駛組成一個機組,飛他那架飛機。
他的這一決定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兩位副駕駛都沒有機長的任命,都還沒有單獨執行過重要任務,讓他倆單獨執行任務是違反有關規定的。
但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全是第一位的,顧不了其他了。他來不及請示,調整完機組,便與潘景寅從前機艙門上了232號飛機。
機組成員各就各位後,機械師便開始啟動。這時領航員突然問:“團長,我們往哪里飛?”剛剛上來的王進忠怔住了:“怎麼?你們還不知道航線?”他是沖潘景寅反問,他以為潘該知道。誰知潘景寅也不知道往哪里飛。
正當機組為不知航線而茫然時,隨機的空軍政委余立金來到駕駛艙,命令機組:毛主席要去上海,專機落虹橋機場。並表揚了王進忠調整機組的做法:“你做得很好,我都沒有想到。”知道去向後,王進忠當即用電臺指揮另兩架載有200多名警衛戰士的飛機,讓它們緊跟在主機後面,飛上海虹橋機場。
1967年7月21日清晨,載著毛澤東的232號專機迎著晨曦起飛了。飛機離開地面不久,毛澤東獨自走進駕駛艙,與機組打過招呼後便急切地詢問機長:“到上海需要多長時間呀?”
“一個多小時。”王團長回答。
“現在飛多大速度?”
“每小時700多公里。”
毛澤東點了點頭後,沒再問什麼,也沒有看一眼機外的景色,便回到他的包間。顯然,毛澤東這次到前艙,不僅僅是看望機組,他是急於瞭解到達上海的時間。
王進忠團長很關心毛澤東的休息,飛機平飛一段時間後,他便輕輕走進客艙,從門縫中看到毛澤東與歷次坐飛機不一樣。在這之前,毛澤東曾23次乘坐過王團長所在部隊的專機。
每次乘機時,毛澤東從不休息,有時找人談工作,有時學英語,更多的時間則看書。而眼前的毛澤東卻是半躺在床上,臉沖著機艙艙壁發愣。王團長沒敢驚動沉思中的毛澤東,又回到駕駛艙。
毛澤東乘坐的232號專機,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安全飛抵上海虹橋機場。當飛機滑到停機坪停穩後,毛澤東瞅了瞅舷窗外,才知道飛機已安全降落。毛澤東在虹橋機場,受到前一天專程從北京趕來的張春橋的迎接。由武漢來到上海,毛澤東的心情好了很多,眉頭舒展了,臉上有了笑容,在飛機下高興地對接機人員說:“你們為什麼不讓我坐飛機,還是坐飛機好。”1967年7月21日,這是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航行。
雨夜,周恩來帶病從長沙回京
1974年12月22日深夜,北京航空兵某師師長楊扶真辦公室的紅色電話的鈴響了,從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了葉劍英元帥的聲音:“楊扶真啊,我是葉劍英,明天中午1點,周總理要坐三叉戟飛機去長沙。你挑選一架發動機好的飛機。”
葉帥還特別強調,要絕對保證周總理的安全。楊師長根據葉帥的指示,決定由自己親自帶隊,由飛行技術過硬、航行經驗豐富的副師長李延良和女飛行員汪雲擔任機長。領航員、通信員、機械師、空姐以及飛機,都選最好的。
在下達飛行任務時,機組成員一聽是執行周總理的任務,都抑制不住內心的欣喜。周總理又能坐飛機了,說明總理的病好了,他們盼的就是這一天啊!
翌日下午1點多鐘,機組成員都靜靜地坐在駕駛艙裏,等待著周總理的到來。
不久,周恩來的專車徑直開到了飛機旁邊,這說明總理沒在候機室停留,而是要直接上飛機。
以往,周總理都是在候機室大樓門口下車,而後在候機室與送別人員作短暫的話別後再登機。這次周總理走出汽車後,沒有與任何人交談便向登機梯走去。這時坐在駕駛艙裏的汪雲等人發現,總理步履艱難,需要人攙扶。
總理穿著一件呢子大衣,戴一頂呢子帽子,還圍著圍巾,戴著口罩,臉上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不僅十分蒼白、憔悴,而且長滿了黑色的斑點。在總理的身後還跟著一大群醫務人員,帶著各種急救器材。
機組人員目睹這一切之後,剛剛放下的心猛然間又揪了起來,熱淚幾乎要從汪雲眼裏流出來。被“文化大革命”累垮了的周總理,還要帶著重病,飽受長途飛行的勞苦,去長沙見毛澤東主席。
248號專機緩緩地滑行,穩穩地攀升,飛上了藍天,向著瀟湘大地疾駛而去。
空姐馬豔萍曾多次執行周總理的專機任務,瞭解總理的乘機習慣。她知道總理生活儉樸,厭惡奢侈行為,他乘機時所用的招待品格外簡單,一杯清茶,一小盤糖果,一塊毛巾。
這次也是一樣,小馬給總理沏了一杯清茶,端上一盤水果糖,遞上一塊淡黃色的小毛巾(周總理這次所用的茶杯與小毛巾,已被國家博物館收藏)。
她見總理重病纏身,以為他會躺在床上休息,便給總理整理好了床鋪。誰知疾病雖然使總理的身體消瘦,但仍和以往一樣,坐在沙發椅上與隨行人員交談。
他將楊師長叫到身邊,瞭解部隊的情況,特別是飛行訓練情況。他說:“我一年多沒坐你們的飛機了,在醫院裏住了8個多月。”
楊師長馬上接道:“現在醫療技術很先進,總理的病一定能很快治好。”楊師長這句話並非只是為了安慰周總理,而是說出了全體空軍戰士的心裏話。
周總理深情地望了楊師長一眼,對楊師長的良好祝願沒有說什麼,只是微微一笑,以表示謝意。臨行前,醫務人員再次發現他便中潛血,需要馬上進行檢查治療,乘坐飛機在北京、長沙之間來回奔波,肯定會使病情進一步惡化。為此,醫療組的同志極力反對周總理的長沙之行,可是如果他不親自飛往長沙見毛澤東,向他彙報四屆人大的準備情況,特別是人事安排,就很難挫敗“四人幫”的“組閣”陰謀,國家政權就有落入“四人幫”之手的危險。一頭是國家的命運,一頭是自己的安危,孰輕孰重,不用權衡,正如他對醫生所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
當然,這一切楊師長以及機組成員並不知曉,周總理也沒有表露出來。儘管疾病折磨著他,繁忙的工作纏繞著他,但他昔日的風度不減,仍忍著劇痛強打精神,十分專注地聽楊師長彙報部隊的工作。當楊師長彙報到部隊的批林批孔運動時,周總理睜大雙眼,望著楊師長,顯然這是周總理格外感興趣的話題。
楊師長怕影響總理休息沒有詳細彙報,只簡單地說道,部隊並沒有因開展批林批孔運動而影響飛行訓練和專機任務。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