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領袖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都曾多次乘坐空軍專機，並留下了不少令人難忘的軼事趣聞，但他們的最後一次航行至今鮮有記述。筆者長年在空軍工作，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的最後一次航行的專機組成員進行了採訪。現根據採訪記錄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清晨，毛澤東專機緊急從武漢起飛

1967年7月，火爐武漢，本來就驕陽似火，奇熱難當，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武漢這座大火爐，大有爆炸之勢。由於江青等人的煽風點火，武漢的兩派群眾組織“百萬雄師”和“工總”之間的派別鬥爭愈演愈烈。20日，局勢已難以控制，武漢三鎮湧動著全副武裝的軍民，各種口號聲和槍聲不絕於耳。

剛剛從武漢返回北京的周恩來，得知武漢告急的消息後，心急如焚，他擔心少數壞人有可能利用狂熱的群眾衝擊毛澤東的住地，危及毛澤東的安全。

為了穩定武漢的局勢，保衛毛澤東，周恩來於7月20日下午4點半，乘坐民航伊爾-18飛機，並帶著兩架滿載警衛戰士的軍航伊爾-18飛機飛往武漢，軍航帶隊長機機長是專機師某飛行團團長王進忠。

周恩來的專機原計劃在漢口王家墩機場降落，因形勢變化，三架專機改落山坡機場。飛機著陸後，周恩來親自召集軍航機組的成員開會，指示：“你們就在飛機下麵休息，等候待命，隨時準備起飛。”佈置完任務後，周恩來不顧個人安危，乘車趕往毛澤東的住地。

當天晚7點多鐘，從北京來的三架伊爾-18飛機，接到命令飛王家墩機場，空軍政委余立金的秘書到機場接機。他傳達余政委指示：機組到招待所待命，等待通知。

王家墩機場，除從北京來的三架專機之外，還有一架空軍的232號伊爾-18專機也靜靜地停在停機坪上。這架專機也是空軍專機部隊的飛機，是剛執行完專機任務後從雲南蒙自來武漢的。這架專機的機長是王進忠所在團的副團長潘景寅，他也和王團長一道在機場招待所待命。

此時的武漢已如同一座爆發了的火山，在洶湧澎湃、火紅的人流面前，周恩來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安全，力勸他暫時離開武漢。開始毛澤東不同意：“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漢。”

後來，在周恩來及其他人的反復勸說下，毛澤東才被迫放棄暢遊長江的計劃，同意離開武漢，前往上海，並同意破例坐飛機（1959年後，為確保毛澤東的安全，中央作出決定，毛澤東出行不再坐飛機）。

7月21日清晨，具體負責毛澤東安全的楊成武，根據周恩來的安排，與余立金等緊急安排毛澤東的專機，經商量，最後確定使用潘景寅駕駛的232號飛機，因為這架飛機有包間，包間裏有床，便於毛澤東休息。

淩晨4點，在招待所待命的王進忠接到通知，讓他們上機場準備飛機。王團長當即率3個軍航機組趕往停機坪，做起飛前的準備。做完準備工作不久，幾輛小車從跑道上徑直向停機坪開來，在離232號飛機不遠處停了下來。

從車上首先下來的余立金找到潘景寅。“潘副團長，毛主席要坐你這架飛機。”潘景寅一聽毛主席要坐他駕駛的飛機，很緊張，因為他有自知之明，過去飛伊爾-14飛機時沒有執行過重要專機任務，改飛伊爾-18飛機的時間也不長，也沒執行過重要專機任務，要單獨執行毛主席的專機任務，自感難以勝任，他便對余立金道：為了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全，我去和團長商量一下機組配備問題。余立金同意了潘的建議。

這時，毛澤東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已出現在淡淡的晨光之中。潘景寅來不及向毛主席敬禮打招呼，便讓機組其他成員照顧毛澤東登機，自己急忙去找王進忠團長。

王團長是一位飛行技術非常過硬、飛行經驗極為豐富的飛行指揮員，多次執行國家領導人和外國元首的專機任務。聽完潘副團長的報告，王進忠為了確保毛澤東的絕對安全，當即決定調整機組，他和潘景寅組成雙機長，共同駕駛毛澤東的專機，讓潘景寅機組的副駕駛和自己的副駕駛組成一個機組，飛他那架飛機。

他的這一決定是有很大風險的，因為兩位副駕駛都沒有機長的任命，都還沒有單獨執行過重要任務，讓他倆單獨執行任務是違反有關規定的。

但保證毛主席的絕對安全是第一位的，顧不了其他了。他來不及請示，調整完機組，便與潘景寅從前機艙門上了232號飛機。

機組成員各就各位後，機械師便開始啟動。這時領航員突然問：“團長，我們往哪里飛？”剛剛上來的王進忠怔住了：“怎麼？你們還不知道航線？”他是沖潘景寅反問，他以為潘該知道。誰知潘景寅也不知道往哪里飛。

正當機組為不知航線而茫然時，隨機的空軍政委余立金來到駕駛艙，命令機組：毛主席要去上海，專機落虹橋機場。並表揚了王進忠調整機組的做法：“你做得很好，我都沒有想到。”知道去向後，王進忠當即用電臺指揮另兩架載有200多名警衛戰士的飛機，讓它們緊跟在主機後面，飛上海虹橋機場。

1967年7月21日清晨，載著毛澤東的232號專機迎著晨曦起飛了。飛機離開地面不久，毛澤東獨自走進駕駛艙，與機組打過招呼後便急切地詢問機長：“到上海需要多長時間呀？”

“一個多小時。”王團長回答。

“現在飛多大速度？”

“每小時700多公里。”

毛澤東點了點頭後，沒再問什麼，也沒有看一眼機外的景色，便回到他的包間。顯然，毛澤東這次到前艙，不僅僅是看望機組，他是急於瞭解到達上海的時間。

王進忠團長很關心毛澤東的休息，飛機平飛一段時間後，他便輕輕走進客艙，從門縫中看到毛澤東與歷次坐飛機不一樣。在這之前，毛澤東曾23次乘坐過王團長所在部隊的專機。

每次乘機時，毛澤東從不休息，有時找人談工作，有時學英語，更多的時間則看書。而眼前的毛澤東卻是半躺在床上，臉沖著機艙艙壁發愣。王團長沒敢驚動沉思中的毛澤東，又回到駕駛艙。

毛澤東乘坐的232號專機，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安全飛抵上海虹橋機場。當飛機滑到停機坪停穩後，毛澤東瞅了瞅舷窗外，才知道飛機已安全降落。毛澤東在虹橋機場，受到前一天專程從北京趕來的張春橋的迎接。由武漢來到上海，毛澤東的心情好了很多，眉頭舒展了，臉上有了笑容，在飛機下高興地對接機人員說：“你們為什麼不讓我坐飛機，還是坐飛機好。”1967年7月21日，這是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航行。

雨夜，周恩來帶病從長沙回京

1974年12月22日深夜，北京航空兵某師師長楊扶真辦公室的紅色電話的鈴響了，從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了葉劍英元帥的聲音：“楊扶真啊，我是葉劍英，明天中午1點，周總理要坐三叉戟飛機去長沙。你挑選一架發動機好的飛機。”

葉帥還特別強調，要絕對保證周總理的安全。楊師長根據葉帥的指示，決定由自己親自帶隊，由飛行技術過硬、航行經驗豐富的副師長李延良和女飛行員汪雲擔任機長。領航員、通信員、機械師、空姐以及飛機，都選最好的。

在下達飛行任務時，機組成員一聽是執行周總理的任務，都抑制不住內心的欣喜。周總理又能坐飛機了，說明總理的病好了，他們盼的就是這一天啊！

翌日下午1點多鐘，機組成員都靜靜地坐在駕駛艙裏，等待著周總理的到來。

不久，周恩來的專車徑直開到了飛機旁邊，這說明總理沒在候機室停留，而是要直接上飛機。

以往，周總理都是在候機室大樓門口下車，而後在候機室與送別人員作短暫的話別後再登機。這次周總理走出汽車後，沒有與任何人交談便向登機梯走去。這時坐在駕駛艙裏的汪雲等人發現，總理步履艱難，需要人攙扶。

總理穿著一件呢子大衣，戴一頂呢子帽子，還圍著圍巾，戴著口罩，臉上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不僅十分蒼白、憔悴，而且長滿了黑色的斑點。在總理的身後還跟著一大群醫務人員，帶著各種急救器材。

機組人員目睹這一切之後，剛剛放下的心猛然間又揪了起來，熱淚幾乎要從汪雲眼裏流出來。被“文化大革命”累垮了的周總理，還要帶著重病，飽受長途飛行的勞苦，去長沙見毛澤東主席。

248號專機緩緩地滑行，穩穩地攀升，飛上了藍天，向著瀟湘大地疾駛而去。

空姐馬豔萍曾多次執行周總理的專機任務，瞭解總理的乘機習慣。她知道總理生活儉樸，厭惡奢侈行為，他乘機時所用的招待品格外簡單，一杯清茶，一小盤糖果，一塊毛巾。

這次也是一樣，小馬給總理沏了一杯清茶，端上一盤水果糖，遞上一塊淡黃色的小毛巾（周總理這次所用的茶杯與小毛巾，已被國家博物館收藏）。

她見總理重病纏身，以為他會躺在床上休息，便給總理整理好了床鋪。誰知疾病雖然使總理的身體消瘦，但仍和以往一樣，坐在沙發椅上與隨行人員交談。

他將楊師長叫到身邊，瞭解部隊的情況，特別是飛行訓練情況。他說：“我一年多沒坐你們的飛機了，在醫院裏住了8個多月。”

楊師長馬上接道：“現在醫療技術很先進，總理的病一定能很快治好。”楊師長這句話並非只是為了安慰周總理，而是說出了全體空軍戰士的心裏話。

周總理深情地望了楊師長一眼，對楊師長的良好祝願沒有說什麼，只是微微一笑，以表示謝意。臨行前，醫務人員再次發現他便中潛血，需要馬上進行檢查治療，乘坐飛機在北京、長沙之間來回奔波，肯定會使病情進一步惡化。為此，醫療組的同志極力反對周總理的長沙之行，可是如果他不親自飛往長沙見毛澤東，向他彙報四屆人大的準備情況，特別是人事安排，就很難挫敗“四人幫”的“組閣”陰謀，國家政權就有落入“四人幫”之手的危險。一頭是國家的命運，一頭是自己的安危，孰輕孰重，不用權衡，正如他對醫生所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

當然，這一切楊師長以及機組成員並不知曉，周總理也沒有表露出來。儘管疾病折磨著他，繁忙的工作纏繞著他，但他昔日的風度不減，仍忍著劇痛強打精神，十分專注地聽楊師長彙報部隊的工作。當楊師長彙報到部隊的批林批孔運動時，周總理睜大雙眼，望著楊師長，顯然這是周總理格外感興趣的話題。

楊師長怕影響總理休息沒有詳細彙報，只簡單地說道，部隊並沒有因開展批林批孔運動而影響飛行訓練和專機任務。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