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千萬名十幾、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從城鎮奔赴邊疆和農村，下鄉、插隊，在農場勞動，經歷著基層的磨煉。幾十年過去，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成為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階層的精英。在政治舞臺上，這一代也有人已經登臺亮相。研析現任100名地方省級正職官員的履歷，就會發現很多人的經歷中有著這個共同的標簽：“知青”。

自去年10月起，全國各地省級黨代會及“兩會”陸續召開。目前，14個省、自治區的黨代會已閉幕，其他省級黨代會近期即將召開；全國31個省級“兩會”已全都閉幕，部分省級黨委、人大、政府和政協四大班子已作出調整。在124個省級正職崗位中，有24人身兼黨委書記和人大常委會主任兩職，目前地方省級正職官員實際為整整100人。

這100名省級官員目前公佈的履歷顯示，有46人曾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下鄉插隊當知青，或是有過工農兵大學生的經歷——這成為他們的一個顯著特徵。

“知青”——履歷中的時代色彩

知青，是“知識青年”的簡稱，泛指有知識的青年，也就是受過一定教育的年輕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期這段特定的歷史時期，知青是指自願或被迫從城市下放到農村做農民的青年，這些青年大多數隻接受過初中或高中教育，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度過了難忘的“青蔥歲月”——“知青”二字，成為這一代人人生檔案的關鍵詞。

在這些省級正職官員的履歷中，對於這段經歷的表述各有不同，多為“農民”、“下鄉”、“插隊”、“知青”等明確表述。重慶市政協主席邢元敏的簡歷中，不僅寫明是知青，還是修建襄渝鐵路的民兵。吉林省長王儒林的簡歷則把插隊經歷表述為“下鄉知識青年”。

而有些表述將當年插隊生活的日常狀態點明，如河南省政協主席葉冬松的簡歷，將其稱為“插隊勞動”；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主席項宗西的簡歷，把在農場青年隊勞動的經歷稱為“下鄉鍛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艾力更依明巴海的簡歷，更將其表述為“接受再教育”。這些詞彙無一不帶著深刻的時代印記。

下鄉插隊最小者 只有15歲

這些省級正職官員下鄉插隊大多集中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插隊地點遍及全國各地，尤其是東北、新疆、青海、貴州等邊遠地區。

最早的是在1965年8月，18歲的項宗西到寧夏永甯縣農場青年隊下鄉鍛煉。下鄉插隊最晚的，已經到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當時，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半年——河南省政協主席葉冬松、山東省政協主席劉偉當年分別到安徽長豐縣、碭山縣插隊勞動時，已是1977年的三四月間。

下鄉插隊時，這些後來的高官們大多還不到20歲，年紀輕的不過十五六歲：最小的是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和甘肅省長劉偉平，當年都只有15歲。“大”一點的有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周強，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青海省長駱惠寧——他們插隊當農民時，都是16歲。

20多歲才上大學的“工、農、兵”

與知青經歷聯繫在一起的，還有“工農兵大學生”經歷，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色——工農兵大學生也稱“工農兵學員”，特指在文革期間進入高校學習的學生群體，由於當時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學生來源為工、農、兵，因此得名。

研析目前地方省級正職官員的履歷，有工農兵學員經歷者，多達30人，有的此前是農民或知青，有的則是工人或軍人，體現著“工、農、兵”的特色。重慶市長黃奇帆16歲至22歲在上海焦化廠焦爐車間當工人，1974年被推薦到上海機械學院儀器儀錶系自動化儀錶專業學習了3年。青海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強衛16歲時參軍，當兵6年，22歲時又到北京化工廠當工人，23歲時上大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23歲時到東北重型機械學院機械製造系鍛壓工藝及設備專業學習，此前，他曾當兵4年多，還當過一年多的農民。

在學校停課、高考中斷的當時，能上大學，實屬不易。目前省（市）正職官員中，成為工農兵學員時年齡最大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和福建省政協主席梁綺萍。1972年，張德江進入延邊大學朝鮮語系朝鮮語專業學習時，已26歲。1973年，26歲的梁綺萍進入福州大學化工系學習。

這些工農兵大學生的學習經歷一般為兩年半到三年，也有短短一年的：浙江省長夏寶龍1975年至1976年在天津師範學院政史系進修了1年。強衛1976年在山東大學進修9個月。

5個省（市）的省級正職官員全都是知青

從目前公開的省級正職官員履歷來看，僅有上海、河北、內蒙古、海南、貴州這5個省（市、自治區）的省級正職官員沒有知青經歷。其他26個省、市、自治區都有“知青官員”。

其中，有5個省（市）的三或四名省級正職官員全部都曾是知青或工農兵大學生：重慶的張德江、陳存根、黃奇帆、邢元敏，遼寧的王、陳政高、岳福洪，湖北的李鴻忠、王國生、楊松，陝西的趙樂際、趙正永、馬中平，甘肅的王三運、劉偉平、馮健身——這些“知青官員”都是當地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四大班子的一把手。

（孫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