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李訥在中央文革小組

江青不讓肖力坐辦公室

肖力(李訥)是1966年7月初來釣魚台的,那時中央文革辦公室剛剛成立,江青讓負責中央文革辦公室籌備工作的穆欣給肖力在辦公室安排工作。穆欣同我(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商量,我們覺得當時文電組雜事太多,收發文件,接電話,跑腿,這些工作對肖力不太合適。恰恰在此時給陳伯達和中央文革的信件增多,辦事組的人忙不過來,另外這個工作是坐辦公室看信,不必東跑西顛地幹雜事,對肖力這樣的女同志比較合適。這樣,就決定讓肖力辦信,主要辦陳伯達的信。

有一天晚上,中央文剃、組成員在十七樓放映室看電影。電影開映前,小組成員陸續到場,江青看見穆欣後,馬上陰陽怪氣地說:“穆欣同志呀!你怎麼叫肖力天天坐在辦公室辦信呀?這孩子本來膽子就小,你不讓她出去見見世面,怎麼鍛陳她呀?為什麼不讓她出去闖闖啊!”穆欣回答說:辦公室現在沒有什麼合適的工作給肖力,我們暫時先讓她辦信,她可以隨時出去活動,沒有固定她的工作。

此後,肖力作為辦公室的特殊工作人員,時來時走,來去自由。那時正是“文革”初期,各高等學校的紅衛兵正在“造反”,肖力主要出入於北京各個高等學校,她的活動當然不需要向穆欣匯報。辦公室對肖力的行蹤就很難掌握了,她來去很少給辦公室打招呼。辦公室也不便問她的去向,這樣,她家有時有事找她,就很難找,因為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有一天下午6點左右,戚本禹把我叫去,對我說,毛主席想見肖力了,要她今晚回中南海家。她不回去毛主席會著急的。毛主席最喜歡他這個小女兒的。戚本禹對我說:“你馬上出去想辦法把她找回來。要千方百計地找,比如各高校紅衛兵總部,造反派活動的場所。”戚本禹這番話我覺得有理。回來我開始打電話瞭解肖力可能去的地方,集中找高等學校,打了幾個電話都沒找到。最後,我去了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東方紅的頭頭朱成昭對我說,肖力同他談了一下午,晚飯前走了。可能回中南海了。回釣魚台後,我告訴戚本禹,肖力今晚可能回中南海,戚本禹說:“知道了,我們已經給她家打了電話說已經回去了。”

過了不久,一天中午,江青心血來潮要見肖力,戚本禹又派我去想辦法找。我瞭解肖力最近主要是同北京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有接觸。於是我就同司機賈德祥一起開車直奔首都三司進駐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各大殿。在文化宮,我們找到了肖力。我對肖力說:“你母親有事叫你回去。”肖力不太高興,但也沒說什麼。我們乘車進了釣魚台東門時,肖力坐在副駕駛位子上,不滿地自言自語說:“幹嘛!我走到哪里,你們就追到哪里!”我解釋說:“是你母親找你有事!”停了-會兒肖力回過頭又對我說:“老王!這事不怪你!”

肖力破例轉為正式黨員

肖力來到中央文革辦公室之初,我並不知道她是誰。她一副村姑打扮,短發,穿了一身舊藍布衣服,腳穿解放鞋,風塵僕僕。有一天,吃完晚飯後,我問辦公室調查組的何天齊,那位同我們同桌吃飯的姑娘是誰?伺天齊告訴我,她就是毛主席的小女兒李訥!現改名為肖力。

我安排肖力先辦陳伯達的信,並向她說明辦信的程式和要求,我一次給她三四十封信,她居然在兩三天內,圓滿地完成任務。從填寫的每封信的來信摘要和處理意見看,她是認真閱讀,並能抓住每封信的主要內容,文筆流暢,字也漂亮。在辦信組的幾個同志中,她辦信的質量最高。她很虛心。

由於工作關系,我同她的接觸逐漸多起來,有時,有接待上訪的任務或出去瞭解情況,我倆一起去辦。本是可以要車去的,但有兩次她主動提出坐電車去,坐電車要自掏腰包,無處報銷。她生活很簡樸,有次我們到聯合接待室食堂就餐,我倆一個人買了兩個饅頭,因為過了開飯時間,只有剩菜,我要了一個兩角錢的菜,肖力只吃一角錢的菜。

她穿著也很樸素,在中央文革辦公室工作期間,她總是穿普通藍布衣服,圓口布鞋,偶爾也穿雙皮鞋。夏天,她穿黑色裙子,她告訴我那都是用她媽媽的舊裙子改的。總之,在我同肖力共事這一段,看不出高幹子女那種盛氣淩人的驕嬌二氣。

1966年7月下旬,中央文革辦公室的黨支部成立。這個支部當時包括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就二十多個黨員。主要是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建立支部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討論肖力的預備黨員轉正問題,按當時中央發的關于文化革命期間暫停發展黨員和預備黨員轉正的通知,支部本來是不能討論的,但因為肖力在中央文革辦公室工作,只有她一個人是預備黨員。鑒於她預備期已滿,工作又需要,作為特殊情況,經有關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研究決定,還是討論她的轉正問題。大約在7月末的一個晚上召開了支部大會,支部書記范恭儉宣讀了中組部“四清”工作團黨組織關于肖力同志在農村四清中的表現,認為肖力在預備期間表現良好,具備正武黨員條件的書面意見。與會同志經過討論,一致同意肖力轉為正式黨員;全體黨員舉手錶決,一致通過。支部會後將支部大會同意肖力轉為正式黨員的意見送中央辦公廳黨委批准。

肖力和譚厚蘭“互不認識”

大約在1966年10月至11月,肖力突然不再到中央文革辦公室來照面了。11月的一天,她回了釣魚台,一身土氣,短發紮著一根紅頭繩,穿了一身學生裝,顯得很疲憊。我對她說好久不見了。她告訴我,她同北京的幾個同學一起到外地串聯去了。在中央文革辦公室改為辦事組前,肖力調到解放軍報社工作。調寓中央文革時,戚本禹向我交代,肖力到解放軍報後,還要回來看檔,凡是我們能看的都可以讓她看。肖力剛到解放軍報那一段,隔三岔五地還回來看文件,瞭解一些情況。後來在解放軍報“造反”奪權後,回釣魚台的次數就少了。即便來也是來去匆匆。直到1967年“七二0”武漢事件後,7月25日在天安門召開百萬人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從武漢歸來。毛主席在外地,未參加大會,從林彪到所有未被打倒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在上天安門城樓的人中,北京高等學校的五大領袖不必說了,還有北京市革委會各組成員和一部分外地來京串聯的著名造反派頭頭。

在開會前,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碰到了肖力,因為好久不見,我倆就隨便聊起來。正在肖力同我聊的時候,北師大井岡山公社負責人譚厚蘭突然出現在我倆的面前,當譚厚蘭跟我說話時,肖力還沒離開,我小聲問肖力:“你們不認識?我給你介紹一下。”肖力擺擺手示意不必了,隨後就離開了。

肖力和大名鼎鼎的北師大造反派頭頭譚厚蘭互不相識?我覺得有點奇怪,可是兩人見面卻如同陌生人。這裏邊的緣由到底是什麼,我猜不透。

(王廣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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