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被作曲”的一首紅歌

當下,“唱紅歌”幾乎專業詞彙。,我倒有資格說點往事。我是唱著紅歌長大的一代,自打我會唱歌,普天之下就不紅的歌了。

我母親王昆是以唱紅歌為職業的歌唱演員,她從唱《秋收》《翻身道情》,歌劇《白毛女》……再到《農友歌》,她當過幾乎十年的“黑幫分子”,但她這輩子唱過任何一首不紅的歌。

我父親周巍峙從上世紀30年代就參加革命,先是在上海搞抗日救亡歌詠運動,以何立山的筆名寫過《上起刺刀來》等一系列抗日歌曲;後去敵後參加八路軍,領導過西北戰地服務團等革命文藝團體活躍在敵後和前線…一進城後就在文化部工作,寫過《志願軍戰歌》,主持過膾炙人口的《東方紅》和《革命之歌》大型演出……他真說是一輩子寫紅歌,倡紅歌的人。

但有一首紅歌與我父親的關係卻是非常可疑的,按現在時髦的說法,是我父親“被作曲”的紅歌。

給紅歌框定個範圍

在這首歌曲的來龍去脈,我要先定義一下紅歌的範圍。

我是革命隊伍人(專業和群眾)為宣傳革命、歌頌革命而寫的歌,都歸類為紅歌。

紅歌類是控訴:如《五月的鮮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歌唱二小放牛郎》《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類是戰歌:《義勇軍曲》《八路軍曲》《新四軍曲》《解放軍曲》《志願軍戰歌》《黃河大合唱》《抗大校歌》等都歸入這一類;

類是教育:《三大紀律八項》《叫老鄉》……“文革”中大量的語錄歌,李劫夫為林彪寫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譜曲的大合唱也是這一類的;

類是歌頌和抒情:這次百度網上公佈的中宣部推薦的100首歌上是抒情類的頌歌,前三類歌(控訴、教育和戰歌)幾乎。

還有一類歌非常非常少,但碩士論文革命隊伍人(專業和群眾)為宣傳革命,歌頌革命而寫的,這革命人為激勵革命鬥志,教育反面人員,以反面人員為角色而創作的特殊歌曲,比如:《白毛女》中黃世仁、黃母和穆仁智唱的歌。

這類歌在《洪湖赤衛隊》《江姐》等革命新歌劇中都出現過,像“智鬥”(《沙家》)還寫得好,流傳了年。從動機、內容和意 義上講,這些歌總不算是紅歌吧?歸入教育類型的紅歌。

同意我的定義和分類,《嚎歌》也算是一首非常特殊的紅歌。

“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初起時,有三首當時起過非常重大作用的紅色群眾歌曲值得:

《紅衛兵戰歌》,“拿起筆做刀槍,火力打黑幫……”,這首歌是紅衛兵運動初期流行最廣的歌。它出了紅衛兵當時莊嚴的使命感和嚴肅的責任感。這些初期的紅衛兵當時對“文革”的信仰和擁護,對毛主席的信仰和擁護是認真的。“文革”是錯誤的,但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說,這首歌出來的精神和意志是真誠的,積極的。

據說,這首歌是當時北大附中紅衛兵吳少華創作的。

《鬼見愁》,“老子英雄而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表面上是宣傳血統論,是宣傳極“左”思想的歌曲,但它出來的是紅衛兵運動開始從幹部子弟群走向大眾時的不適應,是群眾運動從嚴肅走向不正經,並開始走向反面的標誌。

據說,作者是當時北京四紅衛兵劉輝宣。

《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罪人……”,這我前面所說“革命人為激勵革命鬥志,教育反面人員,以反面人員為角色而創作的特殊歌曲”。

據說,作者當時的“黑幫分子”,我的父親周巍峙。

父親是怎樣“被作曲”的

說法最原始的出處,來自“文革”結束很久陳荒煤的《忘卻的紀念——回憶齊燕銘同志》一文:

一九六六年一同被關在文化部旁邊那個大廟裏,不知從哪里送來了一首歌詞,硬要周巍峙同志譜成曲子,並由他教唱。歌曲的全部,現在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我記得,了兩句彆扭的調子,:“我有罪,是牛鬼蛇神!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次學唱這支難聽的歌曲時,我不禁回頭去看了燕銘一眼。在月光下,他的臉色蒼白(他從醫院出來,還恢復健康),一副黑框眼鏡更把臉色襯得發白:卻是認真地近乎呻吟地在唱:“我有罪……”。

陳荒煤的說法,在何蜀署名“鬼見愁”的《“文革”革命歌曲》一文引用,作家林達在文章中也引用,似乎信史。

何蜀文章的這一節引用如下: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專供“牛鬼蛇神”們唱的《嚎歌》。

經官方傳媒公開發表,此歌在流傳中便被作了隨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種叫法,有的叫《認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隊隊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喪歌》。“文化大革命”所煽動的人類劣根性登峰造極的“傑作”。即使是在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納粹營裏,法西斯匪徒們也過在留聲機播放的古典音樂聲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惡行,還誰專門創作一首歌曲來折磨囚犯。音樂史上最恥辱的一筆。

著名劇作家曹禹在《已經忘卻的日子》一文中,寫到他上小學的小女兒小歡子唱《嚎歌》唱著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歌她很有趣,孩子們都很有趣,‘我有罪,我該死,我該死,我有罪……’,小歡子高興地反復唱。”小歡子的姐姐不讓她唱,媽媽卻說,讓她唱吧,她不懂。後來曹禺被關進“牛棚”,被責令唱這首歌。曹禺寫道:“我之所以會唱,還是受小歡子唱的時候薰陶的結果。”

著名演員新鳳霞曾專門寫過一篇《和溥儀一起唱“鬼嚎歌”》,寫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後,她所在的“勞改隊”有一天命令全體學唱《認罪嚎歌》。學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儀和原是評劇演員的新鳳霞兩人怎麼也唱不好,被罰出列練唱。“這一出來兩個人唱更糟了。我個子低,皇帝個子高,可我聲音高,皇帝聲音低,這一高一低更論文格式範文味了。歌詞幾句:‘我有罪呀!哎喲!我該死了!哎喲!該死,該死,真該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喲,唉唉喲哇!罪該萬死了!……”’就連看管人員都不讓再唱下去了,說“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1967年1月,著名音樂家馬思聰不堪“文化大革命”給予他的迫害,攜家逃離大陸。4月,馬思聰在美國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題為《我為論文範文離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開講話。在這篇講話中他列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髮指的淩辱,就強迫唱《嚎歌》。在被關押批鬥期間,“每天早上和晚上還要一起集體唱歌。這首歌叫《嚎歌》,歌詞是這樣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對我專政,/我要老老實實。/我不老實,/就把我砸爛砸碎!”馬思聰的這篇講話,被各國記者譯成多種文字,經眾多傳媒發表,《嚎歌》的惡名也就隨之傳遍世界。這大概要算當時在國外“名氣”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誰?……

從陳荒煤的回憶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人民志願軍戰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譜寫的(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文中記載:“據北京中學的學生說,這首‘嚎歌’是北京中學的學生在1966年8月作的……”此說顯然不如陳荒煤本人親歷更具權威性)。強迫老幹部、作曲家譜寫這樣的歌曲,醜化和侮辱他在內的“牛鬼蛇神”,實在是一種殘酷的精神懲罰和折磨。在這裏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語:“何其毒也!”,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完整下這首特殊歌曲的內容(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文中的此歌詞曲是由當年兩個中學生在事隔三十餘年後回憶出來的,論文格式範文原版)。《嚎歌》現存的最完整最權威的版本,見於鄧小平題寫書名的《李伯釗文集》。該書《日記摘抄》中有李伯釗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幫”專政隊監督人員勒令寫下的《“改造”日記》,,1966年8月18日所記內容《牛鬼蛇神嚎喪歌》,有歌詞有曲譜,十分完整,還像_般發表的歌曲那樣標明瞭節拍為2/4,演唱風格為“哭喪地”。歌詞有兩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敵人/我有罪,我該死,我該死/人民把我砸爛砸碎,砸爛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頭認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實交待死路一條,死路一條……

李伯釗是中共老黨員,紅軍時期著名的文藝宣傳幹部。“文革”前擔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央戲劇學院黨委書記。其丈夫楊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成員。她受株連也被打成“黑幫”。《李伯釗文集》一書編者為這一則日記加注,這首歌是監督人員強迫“黑幫”專政隊唱的,擅長唱歌的李伯釗卻總是唱不好,監督人員罰她單獨唱,仍唱不好,就強迫她抄在日記本裏天天唱。

值得的是1966年8月18日日期。這天剛好是毛澤東次檢閱紅衛兵,紅衛兵“新生事物”次公開在世人面前出現的日子。,毛澤東在8月1日就寫了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信,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王任重於8月3日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看了這封公開的信,當時正在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未紅衛兵“史無前例”的群眾組織形式,全會的“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也提到紅衛兵,,當時在各學校中還很少有紅衛兵一類群眾組織公開出現,即使有也還掌權,連“造反”一詞也還經官方傳媒而公開流行,形成後來那種制約各單位局勢的“造反派”,由《李伯釗文集》推斷,《嚎歌》應在紅衛兵等造反組織公開出現即已,那時各學校黨委有的已靠邊,有的還未完全靠邊,“文革”運動先由上級黨委派來的工作組(7月底、8月初陸續撤銷),後由全體“革命師生”(在工作組或上級黨委指導下)《十六條》的規定以所謂“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選舉的“文革籌”一類機構管理,仍然接受上級黨委的領導。那時的“黑幫”,一般經工作組或報經上級黨委批准(或默認)的,,“黑幫”專政隊實際上是先在工作組後在“文革籌”制約下的。1966年8月20日,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的王任重給武漢大學“校文革”有關建立紅衛兵組織的指示中說道:“紅衛兵”成立後學校糾察隊不要了,擔任維持學校秩序、治安保衛、管理右派等工作。所謂“管理右派”實即管理“黑幫專政隊”。這首《嚎歌》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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