哄抬物價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後，黨中央即移駐北平市，準備全國解放和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百萬大軍過長江，先後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漢，宣告蔣家王朝的覆滅，全國解放指日可待。當時，中外一些所謂的知名人士發表評論說：“共產黨只能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究竟如何統一治理幾億人口的大國，恢復和整頓國民經濟，是一個大問題，也是中國共產黨即將面臨的一個嚴峻考驗。能否闖過財政經濟這一關，將直接關係到新國家政權的穩定和鞏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軍事上很快就消滅了國民黨的殘餘力量，最終完成了大陸的完全解放和統一。但在財政經濟戰線上卻遭遇了嚴重的困難，形勢十分嚴峻。從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出現了四次全國物價大漲風，通貨膨脹猶如脫韁之馬。

最初一次通貨膨脹發生在1949年4月。當時，華北春旱，青黃不接，市場糧食供應比較緊張，投機商人乘機搶購套購糧食，哄抬糧價，引起市場糧食價格急劇上漲。北平市每袋麵粉的零售價，由4月4日的1800元，漲到4月30日的2800元，並波及華北、山東、蘇北。從6月20日到7月21日的一個月中，華東物價上漲達4倍，山東、蘇北上漲半倍。第二次是1949年7月，上海投機資本家利用帝國主義和臺灣國民黨對上海的封鎖和轟炸及江浙一帶發生水災之機，先是哄抬和囤積糧食，接著又搶購囤積紗布及其他人民生活日用品，再次掀起漲價風潮，並涉及華北、華中。從6月20日到7月21日的一個月中，上海米價猛漲四倍，紗價上漲一倍，其他主要商品上漲0.5至2倍。第三次是同年11月份。這一時期，由於國家貨幣發行過多，市場物資供不應求。於是上海、北京的投機商人串通一氣，南北呼應，集中投機資本搶購糧食、棉紗、五金、化工等商品，造成全國物價猛漲，時間長達四十餘天。上海投機資本家以“證券大樓”為總指揮部，哄抬物價，使上述商品的價格每日以10％―30％的速度狂漲。到11月25日為止，上海物價比10月上旬上漲326％。上海一擔米價格為40萬元，為7月的5倍多。從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的一個月時間裏，上海棉紗價格上漲3.8倍。最後一次是在1950年2月份。投機商人利用上海因敵機轟炸，工廠停工減產，春節將至之機，猖狂搶囤物資，而帶動全國物價上漲。

建國初期，投機商人掀起的四次物價大漲風潮，使本來可以緩和上升的物價狂漲不已。他們的意圖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目的就是破壞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正常秩序，使本來就比較困難的國家財政經濟變得更加糟糕。當時，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斷言，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辦法和能力解決困難，而且將被這些困難所壓倒，而不得不向他們求救。資產階級不相信共產黨有能力領導經濟建設，有些資本家甚至狂妄地宣稱：共產黨是軍事100分、政治80分、財政0分。他們揚言，共產黨管政治，資產階級管經濟。當時的情形非常複雜而嚴峻，如果共產黨不能迅速扭轉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嚴重局面，國民經濟就難以恢復，人民的生活就無法保障，社會秩序將更加混亂，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也就不能鞏固。

銀元之戰

在全國所有城市中，上海的情況複雜而嚴峻。解放後，人民政府雖然接管了一定數量的官僚資本企業，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但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仍佔有很大比重。1949年，資本主義工業在全市工業總產值中占了79.1％，資本主義商業在全市商品流轉總額中也占絕對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上海資本主義經濟投機勢力乘機抬頭。這股投機勢力利用國家暫時的經濟困難興風作浪，使上海的市場物價處於劇烈波動的混亂狀態。如果物價失去控制，將有影響全局的危險。這一形勢引起了黨中央和上海黨政領導機關的嚴重關注。為了戰勝財政經濟困難，1949年7月，中央委託陳雲同志去上海進行調查，研究穩定物價、扭轉通貨膨脹的具體舉措。陳雲來到上海後，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於8月在上海召開華東、華北、華中、東北和西北五大區的財政經濟會議，確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戰爭徹底勝利和維持新解放區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針，並提出了統一財政經濟、控制市場物價的措施和步驟。

按照會議統一部署，建國初期，人民政府與投機資本家進行了兩次較大的鬥爭，即“銀元之戰”、“米棉之戰”。陳雲同志直接領導了這場為穩定物價而開展的鬥爭。他從當時中國的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及時分析和掌握商品與貨幣流通的規律變化，把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特別是他在這一時期所闡述的關於在落後貧困的經濟基礎上前進，以及盡可能地集中物力財力，加以統一使用的理論觀點，為這場物價鬥爭提供了理論指導。

人民解放軍解放關內各地後，為實行對金銀的管理，打擊金銀外幣投機，各地軍管部門和人民政府都先後頒佈了金銀外幣管理辦法。1948年11月，關內各解放區的華北銀行、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為中國人民銀行，並於12月1日發行人民幣，作為關內統一貨幣，使人民幣迅速佔領市場。但由於解放前法幣、金圓券嚴重貶值，在相當大的地區，銀元成為實際的流通手段。解放初，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的局面沒有改變，因而，使用銀元和外幣交換的情況仍延續下來。上海解放後，上海資產階級金融投機非常猖獗。他們利用國家物資短缺和人民幣立足未穩之機，有計劃地掀起金鈔銀元的上漲風。從5月27日上海解放到6月9日的短短13天中黃金價格上漲2.11倍，銀元價格上漲了1.98倍，嚴重地衝擊和動搖了人民幣的地位，帶動了物價的上漲。6月5日，政府曾向上海市拋售10萬枚銀元，但很快被吞沒，無濟於事。為此，人民政府於1949年4月、6月、8月又分別在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地區頒發金銀和外幣管理辦法，宣佈禁止金銀、外幣自由流通，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收兌。同時發動群眾開展反對銀元、金鈔投機的鬥爭，在上海舉行了大規模的“反對銀元投機，保障人民生活”的遊行和宣傳。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派出大批軍警，查封了操縱金融的大本營“證券大樓”，將破壞金融的首要分子二百三十多人逮捕法辦。武漢市人民政府組織糾察隊，緝獲銀元投機首要分子二百余人，查封了兩家專門從事金融投機的大錢莊。廣州市人民政府取締了從事投機的地下錢莊87家和搗亂金融的“剃刀門楣”337家。

在打擊銀元投機商的同時，人民政府還對私營金融機構加強了管理。凡專門經營高利貸的地下錢莊等非法機構堅決取締；對一般私營行莊，一方面打擊其投機活動，另一方面引導其將資本投向生產事業。通過上述措施，基本上制止了金融投機活動，它對鞏固人民幣的地位，穩定市場起了重要作用。6月11日，上海每塊銀元的價格從2000元降到1200元，大米價格下降10％左右，6月12日，米價又下降10％，食油價格下跌15％，取得“銀元之戰”的重大勝利。

但是，投機資本家並不甘心失敗，他們認為，“銀元之戰”是人民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取勝的。於是，他們又把投機目標轉向糧食、棉紗、棉布、煤炭等物資，興風作浪，哄抬物價，搗亂市場，全國物價一日三漲。上海從6月21日到7月21日，米價上漲4倍，紗價上漲1倍；從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米價又上漲3倍，紗價又上漲3.8倍，布價上漲5倍，煤、油、火柴的價格也上漲2倍，這是上海解放後物價上漲幅度最高紀錄。

米棉之戰

在投機商人猖狂進攻的情形下，陳雲同志親自部署了一場大決戰。這次反擊投機資本進攻的特點是，主要運用經濟措施，依靠強大的全國統一的經濟力量，挫敗投機資本。當時採取的具體措施是：選擇有利時機，集中地大量拋售商品，平穩物價，打擊投機分子的投機行為。為達到最初確立的目標，根據中央的統一部署，銀行立即暫停支付除特許者以外的一切貸款，並按約收回貸款；各地財經委員會也暫停支付除特許者外的工礦投資及收購資金；地方經費可以遲發的一律遲發15至20天，以使流通貨幣進一步縮減。各地貿易公司也採取行動，暫停拋售主要物資，從東北調進大量糧食入關，上海、京津、漢口、西安都集中大量紗布，做好充分的物資準備。11月15日至30日，每日從東北調運1000至1200萬斤糧食，將華中棉花加緊東運，將隴海路沿線積壓的紗布運至西安。這一期間，天津先後從東北調進糧食六千多萬斤，儲備棉布35萬匹，棉紗5000件；上海準備棉布110萬匹，棉紗2.8萬件；漢口準備棉布30萬匹，棉紗8000件；西安準備棉布40萬匹。然後選擇物價高峰之機，於11月25日，在全國大城市一致行動，按國營牌價，進行大拋售，結果是第二天即26日，市場物價即開始回落。連續拋售10天后，糧、棉等重要商品價格下降了30％―40％。許多投機商人是靠借高利貸搶購囤積物資的，當物價下跌時，他們競相拋售還債，但愈拋愈賤，貨越不宜脫手。結果，不僅所囤積貨物虧本，還要舉借利息很高的新債。許多投機商因虧空太多，不得不宣告破產，一些私營錢莊，也因貸給投機商人的款項無法收回而宣告倒閉。

各地人民政府在運用經濟手段打擊投機商人的同時，還頒佈一系列有關私營工商業和交易市場的管理辦法及條例，運用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制止和打擊投機商人的違法活動，加強對市場的管理，嚴禁囤積居奇和買空賣空，對投機倒把擾亂市場者，依法嚴辦。1949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逮捕和嚴懲了16家投機糧商，起到了威懾作用，制止了投機商人的違法活動。為了穩定物價，人民政府還採取了一系列緊縮通貨的措施。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發行1億份折實公債，健全稅務機關，加強稅收；開展折實存款，大力回籠貨幣。這些宏觀調控措施，有效地縮減了市場貨幣流通量，穩定了物價，制止投機商人的投機活動。

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通過幾次市場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