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性大決策中，堪稱中國大決策有三:一曰出兵朝鮮，二曰“兩彈一星”；三曰改革開放。我慶幸身在其中，參與並見証了這些偉大的時刻。前後兩段，參加者眾，著述者豐，無須我多言。而首次核試驗和第二次核試驗乃至氫彈試驗，因其涉密程度高，瞭解全局的人少，健在者已寥寥無幾。而我當時又處在一個特殊的位置上，瞭解高層決策內幕和整個試驗進程，知曉全局運作情況，覺得有必要從個人敘事的角度，將中華民族的這段歷史傳奇寫出來，以資那些對這一段歷史感興趣的讀者，走近和領悟真正的“兩彈一星”精神。

經國大事

1964年6月2日

上午，張愛萍副總參謀長將我叫進他的房間，指著沙發對我說，李參謀，你坐，我有一件要事向你交代。

“是什麼重要的事情呢？”我問道。

“經國大事!”張副總長說，“這件事，知道的範圍很小。中央領導只有政治局的七個常委、書記處的彭真同志和軍委的三位老總知道。記住，一定要爛到肚子裏邊，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

我點了點頭說:“請張副總長放心。我是軍人，保守秘密勝於生命。”

“好!長話短說。現在我鄭重地通知你:我們國家要搞首次核試驗了，你隨我去做這件大事。”

中國的原子彈工程代號

為啥定為“596”

1964年6月5日

晚上散步時，我問張副總長，你今天談到中央讓你抓原子彈，搞了一個月調查，當年原子彈上馬與下馬的爭議是怎麼一回事？張愛萍感嘆地說，中蘇關系漸漸走向決裂，蘇聯撤走了專家，將新技術協定援建中國的導彈、原子彈半拉子工程扔進了西部的大漢上，甚至連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也不提供，絕塵而去。這一天恰好是1959年6月。二機部決定永遠記住這恥辱的日子，把中國的原子彈工程定為“596”，造出中國爭氣彈。可是此時中央決策層圍繞著原子彈上馬與下馬的問題展開了一場爭論。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少奇同志拍板，先不爭論上馬下馬的問題，派人調查清楚原子能工業的基礎和現狀，再定也不遲。陳老總和聶老總說，派張愛萍吧，他是副總參謀長，管軍隊武器裝備的。主席和少奇同意了。

中國核試驗場從敦煌附近

移至羅布泊

1964年6月1 3日

晚上坐下來，我問(馬蘭基地)張蘊鈺司令員，馬蘭基地是怎麼選定的？

張蘊鈺司令員介紹說，1958年5月22日，軍委決定上馬原子彈工程後，他擔任首次核試驗基地建設第一任司令員。當時，蘇聯專家已經幫助中國選定了核試驗場，在距敦煌120公里的大謨。那年國慶剛過，張蘊鈺去了敦煌，在蘇聯專家選定的核試驗場轉了一圈之後，張蘊鈺按捺不住了。不行，這個選址不行，離敦煌太近，莫高窟千佛洞、還有鳴沙山，可是世界級的人類文明啊!倘若核試驗場真在此地，蘑菇雲一旦騰空，千年奇觀便拿毀於一旦。

張蘊鈺回到北京，力陳選址敦煌以西120公里處的諸多不便，提出重選核試驗場，獲得了陳賡大將等人的支持。

核試驗場究竟選何處好呢？周恩來總理在地圖上，用鉛筆往新疆羅布泊一畫，說，樓蘭古城的背後，不是有一片偌大的戈壁嗎？

1958年12月18日，張蘊鈺和張志善、史國華等20佘人分乘四輛吉普車和兩輛“63”運輸車，組成了一支精幹的勘察小分隊，直奔羅布泊。經過三天的艱難跋涉，他們終於來到塔里木盆地東北邊緣的黃羊大溝，對地貌、水源、土質等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考察。這裏周遭幾百公里無人煙，也毫無礦藏開采價值，只有海浪般連綿起伏的沙丘和寸草不生的礫石。

1959年3月13日，國防部、總參謀部正式批准羅布泊為核試驗基地。

何時核爆爭議大，

主席一言定乾坤

1964年9月17日

昨天對於核試驗的最後時間沒有定下，今天下午2點30分，中央專委再次召開會議。我依然是以張愛萍副總長的一個助手身份與會。

會議一開始，總理與賀龍，李先念、薄一波等幾位副總理研究了核貯存的新建方案和兩彈的結合問題後，把核試驗的時間問題再次提到了桌面上。周總理再次提出今年要搞，9月下旬要下決心。今年搞不成，就是明年四五月份氣象合適。時機來不及，就推到後年。1966年10月爭取兩彈結合。

我坐在一旁觀察，明顯地感覺羅瑞卿總參謀長一直力爭要在1964年10月間搞核試驗。羅總長說，總理，據公安部報告，美國《商業週刊》上說美蘇要搞掉我們的核基地，值得警惕。張愛萍立即報告，為確保核基地和核試驗場的安全，我們已經做了預案，並進行了空軍和防空兵力的部署。

總理說要報告主席。我作為當時中央專委會議的參與者，真實地記下了當時中央決策首次核試驗是早響還是晚響的過程。

1964年9月20日

羅瑞卿以三軍總長的名義，呈報毛澤東:建議首次核試驗早響，最佳時間安排在1964年的10月中旬，並說明有氣象窗口。主席在這些攸關中華民族大事的決策上，總是氣吞江河、雄視眾山的大手筆，他馬上批示：“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1964年10月16日

張副總長在淩晨3時30分的最後一次天氣會商時最終拍板，首次核試驗零時定在10月16日15時。

15時准時起爆。

這時，我再次搖通總理辦公室的電話，握在手中，屏住呼吸，等待那震撼世界的歷史性一刻的降臨。

倒計時碼錶在嚓嚓作響，我的心已禁不住一陣緊張跳動。隨著指揮員10、9、8、7、6、5，4、3、2、1的倒計時報數，只聽一聲起爆口令，死寂的戈壁灘上遽然掠過一片耀眼的白光，遠處傳來一聲轟隆隆的雷霆巨響，大地震顫了，遙遠的天邊，一個火球緩緩裂變，紅雲般的蘑菇浮浮冉冉，一會兒紅色蘑菇雲在半空中漫漶翻卷，次第成乳白色。白雲懸空，美麗的毒蘑菇綻放天地之間。

核爆炸後30秒，張副總長與總理通話。

我欣喜若狂，卻沒有忘記將手中的電話遞到張愛萍手中，說:“總理就在電話旁，他在等你報告情況。”

猝然不驚的張愛萍此時卻難以抑制內心的激動，說：“總理，首次核爆炸成功啦!”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周恩來在電話裏問張愛萍。

張愛萍扭頭問身邊的核科學家王淦昌:“總理問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是核爆炸!”王淦昌肯定地回答。

科學家與我們不一樣，他們不輕易說話。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工程兵、防化兵，在第一線拿到了數據。坦克發生了位移，軍艦的模型，還有效應部裏的猴子，兔子都發生了變化，對此工程兵、防化兵總結了七條，張愛萍一併報總理。

周總理說:“很好，我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向參加首次原子彈研製和試驗的全體同志表示熱烈祝賀!毛主席正在人民大會堂，我馬上去向他報告。”

我站在張愛萍身邊，將這歷史性的一幕銘刻於心。

我到爆心上空觀察和拍攝鐵塔毀傷情況

1964年10月17日

首次核試驗塵埃落定，核爆鐵塔究竟毀傷成什麼樣子，張愛萍總指揮放心不下。當天晚上，慶功宴過後，張愛萍憂心忡忡地說，旭閣啊，也不知那鐵塔炸成什麼樣子了？

我再三請求去現場查看，張愛萍副總長同意了，叮囑我，一定要防護好自己。

核爆後的第二天，爆心廢墟上仍舊彌散核塵埃，探試儀器指針未進核心圈，便指向盡頭，蜂鳴器突突地叫得人心慌。我穿上防化服，戴上防毒面具，與馬蘭基地一位元攝影師，登上直升機，鷂然而起，往60多公里外的爆心飛去。十幾分鐘後，飛抵核爆炸的鐵塔上空。我讓飛行員在空中懸停，自己伸出半個身子朝下俯瞰。核爆過後，鐵塔扭曲變形成了一堆麻花，倒成一片，化成鐵水，凝固於地。我請飛行員從不同方向，飛掠鐵塔上空，讓攝影師選最佳角度拍攝。一直在爆心上空盤旋了十多分鐘。

1964年10月18日

中國的原子彈響了以後，美蘇兩大國全知道了。他們在周邊國家監視中國，設了許多地震儀，飄過去的放射性塵埃，也收到了。因此，中央專委決定可以公佈蘑菇雲照片。首次核試驗成功後，召開專家座談會。王淦昌說，1945年，美國第一次投原子彈時，我在國外教書，我說的只是原理，沒有想到自己參加了(新中國)首次核試驗。

我們國家100年的歷史是受欺壓的歷史。我國搞核試驗，就表明中國站起來了，挺起腰杆了。

中國人有了自己的原子彈，被美蘇兩霸核訛詐的時代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