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對魯迅的研究進入了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而開幕戲，則是對“兩個口號”的評價之爭

魯迅是文學家，以雜文著稱於世，但因時代的因素，被貼上“革命文藝的旗手”的政治標簽，這個並非中共黨員的人，就此擁有了巨大的政治“場域”：自1940年代他在延安獲得尊崇以後，他就不再是一個可以任學者自由評價的人，對他的作品的任何質疑，都涉及到革命文藝的方向問題，甚至還會捲入到所謂“兩條路線鬥爭”的政治漩渦而危及生存。

但是到1970年代末，這種情況開始有了轉變。對魯迅的研究，進入了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而開幕戲，則是對“兩個口號”的評價之爭。

所謂的“兩個口號”，是指上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藝運動中提出的“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前一個口號是周揚提出來的，後一個口號是馮雪峰與胡風商量後，征得魯迅的同意，以魯迅的名義提出來的。

周揚、馮雪峰和胡風，當年都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員，周揚還擔負著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工作的領導之責，但當年他們卻互不相讓，爭論得不亦樂乎。直到病重的魯迅在馮雪峰的幫助下，寫下了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文章後，被魯迅稱為“四條漢子”的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以及沙汀、陳荒煤等人，才主動退出了爭論。

爭論是平息了，但雙方都沒有服氣，由此有了被後來文學史的書寫者稱之為“宗派”的事。但因為涉及到已經成為“革命文藝旗手”的魯迅，所謂“宗派”之間的較勁，談到“兩個口號”的爭論，都小心翼翼，唯恐觸碰到魯迅而犯“路線錯誤”。

1966年2月，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出臺。《紀要》給“兩個口號”定了性：“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卻是魯迅提出的。”

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文藝界撥亂反正的過程中，“兩個口號”之爭的喧囂又起。雙方各自擁有一批擁躉，也各自有了自己論戰的地盤，這就是所謂的“西魯”“中魯”與“東魯”。

“西魯”是指李何林主持的魯迅博物館的魯迅研究室，因其地處北京西部的阜成門而得名。

李何林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革命老前輩，也是文藝界老一代著名學者。1939年，李何林出版了《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堅定地站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立場上，論述了“兩個口號”論爭的過程。

李何林主持“西魯”的工作比較早，這得益於魯迅之子周海嬰的上書。1975年10月28日，周海嬰請鄧小平轉呈致毛澤東的信，反映魯迅書信出版、著作注釋和魯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毛澤東批示贊成。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的批示，形成1975年中發312號文件，使魯迅研究在全國成為熱潮。這次會議還決定，李何林調任魯迅博物館館長並兼任魯迅研究室主任。

“中魯”是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迅著作編輯室，因其地處朝陽門內、位置居中而得名。這個編輯室是馮雪峰的老班底。建國初期，馮雪峰就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將自己在上海主持的“魯迅著作編刊社”帶到北京，成立了魯迅著作編輯室，他親自兼任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編輯室停止了工作，1975年才恢復。

“東魯”則是“文化大革命”之後才成立的。1978年，當年的“國防文學”派為了推動對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重新評價，摘掉“資產階級”的定性，在社科院文學所主辦的《文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系列重評“兩個口號”的文章。

隨後，成立了魯迅研究室，由沙汀和陳荒煤主持，分管領導是社科院副院長周揚(此時周揚已由虛職的顧問轉任實職的副院長)。這個研究室因地處京城東部的建國門，而被稱為“東魯”。

分歧公開化

儘管“東魯”的《文學評論》所發的文章既有擁護“國防文學”的，也有擁護“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但在“中魯”和“西魯”——尤其是“西魯”——看來，這些文章有貶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傾向，也有對魯迅不尊重的苗頭，“東魯”仍然是“國防文學”派。

為此，“西魯”以《魯迅研究動態》為陣地，“中魯”則為“西魯”提供材料和幫助，就“兩個口號”的評價問題與“東魯”展開了爭論。

1978年春，在由北京師範大學主辦的“左翼作家聯盟”討論會上，李何林作了一個發言。他首先肯定說，“兩個口號”的論爭是革命文藝陣營內部的論爭，是人民內部矛盾，但他認為，爭論的焦點是堅持還是取消無產階級對文藝界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國防文學”的缺點錯誤，跟王明右傾投降路線有關。

在1978年這樣一個乍暖還寒的季節，“四人幫”把“國防文學”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相提並論的話語言猶在耳，李何林的觀點自然引起了一些人本能的反感，而“國防文學”的倡議者和擁護者更是情緒激烈地反對。

3月14日，北京大學主辦了一場關於“兩個口號”問題的座談會。根據會議的議程，首先發言的是夏衍、馮乃超和沙汀。

據當年主持會議的袁良駿後來回憶：“夏衍同志的發言火藥味甚濃，說來說去是胡風串通馮雪峰蒙蔽魯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分裂主義的口號，否定‘國防文學’的正確的口號，挑起了‘兩個口號’的論爭。這是夏衍同志的一家之言，不值得大驚小怪。由於他在‘十年浩劫’中慘遭迫害，發言比較激烈和情緒化，也是情理中的事。當然這一發言的轟動效應是可想而知的。馮乃超同志的發言比較溫和、客觀，沙汀同志的發言則重複了夏衍同志的觀點和情緒。”

李何林本來被安排在第4個發言，但被告知，不要發言了。

這次座談會後，“東魯”和“西魯”的分歧公開化了。

馮雪峰的材料和茅盾的文章

在雙方的論戰中，人們自然想到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倡導者、魯迅的堅定追隨者和支持者馮雪峰。而此時，他已經帶著遺憾離開人世兩年了，未能等到右派平反的那一天。

於是，一份馮雪峰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高壓之下所寫的交代材料，就在一些人中傳閱開來，這就是《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一文。

1978年夏天，“兩個口號”爭論中的當事人之一的茅盾，在上海看到了這份材料。茅盾的子女韋韜和陳小曼回憶了當時的情形：

有位朋友寄來了一份上海流傳的馮雪峰在“文革”中寫的關於“兩個口號”論爭的材料，其中披露了一段令爸爸吃驚的內幕，原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是胡風提出來的，經與馮雪峰商量後，再去找魯迅並得到兩重性的認可。這使爸爸有一種受欺騙、受侮辱的感覺，因為幾十年來爸爸一直認為這個口號是魯迅提出來的，所以當時爸爸十分爽快地表示了贊同。

看到這份材料後，茅盾寫了一篇回應文章，交給了“東魯”的沙汀和陳荒煤。

在“東魯”的運作下，1979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新文學史料》第二輯上，同時刊登了茅盾的文章和馮雪峰的材料。

茅盾的文章題目是《需要澄清一些事實》。他在文中寫道，胡風利用了魯迅對“左聯”一些人的作風的不滿，來達到分裂進步文藝界的目的。“不能不坦率地說，當時不但馮雪峰為胡風所利用，魯迅亦為胡風所利用。”

對於馮雪峰材料中提到的茅盾對魯迅的態度不好的問題，茅盾解釋說，這是由於他1935年曾對魯迅說過“胡風形蹤可疑，與國民黨有關係”，以致魯迅“臉色一變”，從此跟他疏遠了。茅盾認為，魯迅被胡風所利用，存在一個“知人之明”的問題，而在這一問題上，馮雪峰難辭其咎。“我以為造成魯迅如此信任胡風，馮雪峰實在起了很大的作用。”

茅盾還指出，他無意貶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魯迅同意的口號，但是，“國防文學”的口號可與之相輔相成。

《新文學史料》第二輯問世後，一場軒然大波陡然而起。

東、西魯論戰

李何林感到，“東魯”實在相逼太甚。

在他看來，社會科學院讓沙汀和陳荒煤負責文學研究所、再搞一個魯迅研究室，是“任人唯親，宗派主義”;拉在“西魯”兼職的北大教授、魯迅研究專家王瑤去當魯迅研究室副主任，是為了讓“西魯”垮臺;茅盾、周揚等人發起成立“魯迅研究學會”，要求他參加，是為了“利用”他……

帶著這樣一種個人恩怨的色彩，“西魯”所發表的回應文章，火藥味十足。3月15日，“西魯”很快寫出了一篇文章《也來澄清一些事實》，對茅盾的“澄清”作了再“澄清”。

文章完成後，即送“中魯”的《新文學史料》編輯部，“答允在第四輯上發表”。但是，到5月底，《新文學史料》編輯部對“西魯”說，馮雪峰的材料和茅盾的文章發表後，編輯部“又收到關於‘兩個口號之爭’的幾篇，如果都發表，還會引來其他文章，就變成了辯論刊物，不是‘資料’性的了，不如都不發表罷”。客客氣氣地退了稿。顯然，“中魯”受到了來自上面的某種壓力。

“西魯”的文章一送到《新文學史料》編輯部，茅盾就讀到了，他以回答記者採訪的形式做出了回應。文章發表在10月17日的《人民日報》和同年出版的《魯迅研究年刊》創刊號上。

茅盾尖銳地指出，魯迅研究存在形而上學，神化、歪曲魯迅。他還指出，魯迅研究中也有“兩個凡是”的問題，即，凡是魯迅罵過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魯迅賞識的人就好到底。

《也來澄清一些事實》“中魯”不能發表，“西魯”便將之以“本刊編輯部”的名義，發表在他們自己編輯的、1980年1月出版的《魯迅研究動態》第四輯上。“這篇文章，是茅盾先生點名要我們‘出來答復’的，並非主動來參加論戰，所以覺得仍有答復的必要。”

文章主要針對茅盾《需要澄清一些事實》一文中提出的兩個問題做了回應：

第一，“民族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