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滄桑懷葉帥

今年,是葉劍英元帥115周年誕辰。我還清晰地記得,他80歲那年寫的一首七律。“導師創業垂千古,儕輩跟隨愧望塵”,“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明”,豪情滿懷的詩句,言猶在耳,老人家離開我們竟已26年了。

26年來,他的言談話語、音容笑貌,一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在這個充滿聲色喧囂和利益誘惑的世界,我特別懷念葉帥,格外珍惜他留下的那一份人生的純粹和人格的純淨。

葉帥生前,我有機會近距離地和他接觸,深深感受到他對晚輩的關愛與慈祥。在延安,七大前,中央討論《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葉帥是負責閩西蘇區問題的組長,常和我父親張鼎丞在一起,那時我剛記事。以後的歲月裏,無論在北平軍調部,還是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我經常能見到他。“文革”中有一段時間,我就棲居在他家裏,親眼目睹了他在自己很困難的處境下,怎樣不顧個人安危,全力去幫助別人。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他展示給我別樣的風采。退居二線後,他那從容淡定的神情,令我永生難忘。他說過:我不是因為窮,因為苦大仇深,因為解放自己才參加革命的。“矢志共產宏圖業,為花欣作落泥紅”,是他一生的寫照。這使我知道如何為理想信仰而選擇人生。他還說過:滴水之恩湧泉相報,要記住別人對你的幫助,在別人困難的時候,要不顧個人安危,給以幫助。這教會了我如何做人,成為我人生的座右銘,使我終生受益,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對他老人家,我既感到親切又心存敬佩。

隨著閱歷的增長,對社會認識的深化,回望他老人家那漸行漸遠的身影時,頓有所悟,突然感到他留在歷史上的形象愈加高大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他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

提起葉帥,我腦海裏會浮出這樣的一些片段:

他淵博。談天說地,引經據典,古詩文名句,常常脫口而出。毛澤東論詩,有“劍英善七律”之評。就是在“文革”發配湖南時,也會在書信中風趣地改寫柳宗元的《江雪》狀景抒懷:“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高樓出世翁,獨賞湘潭雪。”我推測,老帥絕不是在抒發閒情逸致,而是必有所思。

他多才。父與子,一個拉二胡,一個吹笛子,合奏一曲;翁與婿,四手聯彈,合奏鋼琴。葉帥愛樂,頗有古風,“曲有誤,周郎顧”。

他慈愛。在辦公室,可以把孩子放在搖床裏,一邊用腳搖,一邊批文件。

他隨和。一次洗澡時,警衛大意了,誤將他反鎖在浴室兩個小時,過後,黨支部要給警衛員處分,他還哈哈大笑:處分啥?孩子嘛,就是貪玩。無心作惡惡不罰嘛!

他謹慎。在粉碎“四人幫”的關鍵時刻,他會一天換幾次駐地,會留意西郊機場飛機數量的變化、釣魚臺汽車的進出、中南海門前的動向。但他的謹慎,也不是謹小慎微、束手束腳,而是透著放達。“文革”中他受到批判時,仍然會收留那些父母被關押批鬥而無家可歸的孩子。家裏人來人往,他不在意,而當著外人,卻也會假意嗔責。

從瀟灑英俊、風流倜儻的青年才俊,到慈祥風趣、儒雅睿智的忠厚長者,葉帥文韜武略、滿腹經綸,頗具古風,不讓先賢,洵然一代儒帥。喜讀《三國》的他,雄姿英發、“不向情場向戰場”,可比公瑾;羽扇綸巾、“托孤不作成都主”,極似孔明。

作為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葉帥堅定的立場和信仰、堅強的黨性原則和組織觀念、勇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高風亮節、身處逆境時的不屈意志,已經在眾多紀念和回憶的文字中,多有表述。作為晚輩,我從葉帥波瀾壯闊富於傳奇的一生,深切體會到他們的這一代共產黨人留給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是多麼寶貴。

他們生於憂患,憂國憂民,傳承著中華民族歷代先賢“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同時接受了時代的新思想,積極投身社會變革,在偉大革命實踐中形成了全新的價值觀,在這一價值觀的指引下,建功立業,彪炳千秋,成為後世楷模。

和許多反抗剝削壓迫、尋求翻身解放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不同,葉帥是從仕途順遂、高官厚祿的人生道路,走上九死一生、艱苦卓絕的革命征程的。作為國民革命軍的高級將領,他感到國民黨開始變了,變成了一個腐敗的黨,已經不是人民希望的了,於是他找到了共產黨。捨棄養尊處優,甘願千辛萬苦;捨棄轎子挑夫,甘願穿上草鞋;捨棄咖啡奶粉、餅乾白蘭地,甘願粗茶淡飯、忍饑挨餓;捨棄每月幾萬大洋,甘願分文不取,所有這些,只為民族的復興、國家的富強、人民的幸福。

儘管此後還要有王明路線的打擊、“舊軍閥”的批判、“地方主義”的指責、“二月逆流”的去職,但他始終積極樂觀、無怨無悔。在今天有些人看來,葉帥捨棄的恰恰是許多人畢生追求的,甚至成為“成功人士”的標準。捨得之間,差別何在?在乎“個人”二字也。葉帥的人生,絕沒有這個選項。

葉帥就這樣走過了20世紀近百年的歲月。

有人曾說:談到20世紀的中國,不能不提三個人,那就是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而這三個人都曾器重的,惟有一人,那就是葉劍英。此言不虛。1922年粵軍陳炯明叛變,炮擊大總統府,25歲的海軍陸戰隊營長葉劍英率部接應,護衛孫中山脫險。此後,他參加了籌備黃埔軍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他可以不用通報、佩劍出入蔣介石行營。就連他最初加入共產黨的申請,也因為受到蔣介石的器重需要考驗而被拒絕。參加共產黨後,在毛澤東麾下,他從蘇區、遵義、延安、西柏坡,一路殺進北京城,贏得毛澤東“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的讚譽。

所謂“大事”者,歷史關節點也。

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他投身國民革命;打倒軍閥、統一中國,他隨軍誓師北伐;國共分裂、革命低潮,他參與創建人民軍隊。

在南昌起義發動前的關鍵時刻,他得知國民黨反動派要圍殲賀龍、葉挺所部的陰謀,連夜通報葉挺,使賀、葉部火速移師南昌,保證了起義的順利實現。歷史有時驚人地相似,類似的情節,以後還將在長征路上重現。

在中央蘇區,他作為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指揮作戰,在第二、三次反“圍剿”中,親身感受到和體會到毛澤東的正確。當王明路線把持中央,排擠毛澤東時,同樣是從蘇聯回來的葉帥,沒有站在“留洋同學”一邊,而是堅定地站在“土生土長”的毛澤東一邊。隨同毛澤東的被免職,他也被調任紅軍大學校長。

長征路上,遵義會議後,一、四方面軍會師。在黨中央與張國燾的那場鬥爭中,葉帥從電報中發現張國燾的異動,及時報告毛澤東,使黨中央迅速北上,脫離險境。由於後來毛澤東和周恩來多次讚揚他“立了大功、救了紅軍”,此事遂廣為人知。此中關節甚多,然最可道者,就是張國燾那封“南下開展黨內鬥爭”的所謂“密電”。

對此,我想多說幾句。幾十年來,從延安到北京、從批判張國燾到“文化大革命”,這件事在高層被反復提起。在絕大多數當事者健在的時候,不知道是不想說、不敢說,還是無話可說,沒人對“密電”的存在提出異議,就連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未做任何申辯。怪異的是,在當事者大都離世後,此事竟成懸案。專家學者激辯論證,目擊者梳理細節,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現在有人專門摳歷史的細節,而不看歷史最終的走向,這就把歷史變成了某種言說,或者是胡適說的把歷史當做小姑娘任意打扮。如果張國燾向中央擁兵要權是事實,如果張國燾與中央在紅軍行動的戰略方向上的分歧是事實,如果張國燾準備擅自行動率部南下是事實,如果張國燾在此期間發出的其他許多意近旨同的電報是事實,如果葉帥的及時通風報信是事實而且所報之事不是無根之談,那麼,葉帥的歷史功績就無可爭辯,而“密電”的有無倒在其次了。

“文革”十年浩劫,是葉帥度過的最艱難的歲月。難就難在,他必須在顧全大局的考慮下,做出艱難的抉擇。有人說,葉帥在“文革”中沒有被徹底打倒、關押坐牢,是幸運的。此實為浮泛之言。要說幸運,那也是黨和國家、人民的幸運。他在臺上,疾言厲色,怒對宵小;拍案而起,不懼權奸;仗義執言,保護幹部。他始終是橫亙在野心家篡黨亂軍路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在臺上,就保留了鬥爭的力量和未來的希望。而對他個人來說,毫無幸運可言。

這種兩難的抉擇,很像《趙氏孤兒》中,程嬰和公孫杵臼面臨生死選擇。死易?生難?死,一時之痛,一了百了;生,一世之難,不但要保護養育培養“孤兒”,還要無法申辯的面對誤解和責難,忍受內心的煎熬。最後,程嬰說服了公孫杵臼,自己選擇了“生”。

就像程嬰,“文革”中,葉帥艱難地“活”在政治舞臺上。堅守在前沿,要戰鬥又不能無謂“犧牲”;周旋於亂世,要臨大節而不辱。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鬥爭藝術,需要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需要“相忍為黨”的寬闊胸懷。他曾被批判抄家、流放賦閑,成年子女與女婿都被下獄。如此境遇,在仍任職最高層的領導幹部中,惟葉帥一人。而他沉著鎮靜,思慮籌劃、靜觀其變。終於迎來了又一個歷史關節點。

“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這句話,如今被人說得成了俗語。而葉帥的確是抓住歷史轉折的機遇,改變中國命運的關鍵一人。粉碎“四人幫”,下決心當然離不開華國鋒,但謀劃準備、組織實施則端賴葉帥。這並不是一抓了之那麼容易,雖然是人心所向,也需要統籌全局的周密思慮和部署。如果把這比作外科手術,手術固然重要,手術的時機和術後的處置更難。葉帥成竹在胸,密切觀察分析全國各地各界的動向,抓住苗頭,以快打慢,又連夜在自己家裏召開政治局會議,統一高層思想、及時對穩定全局、掌控要害部門和重點地區作出部署。看似易如反掌,其實一招一式,謀定而後動。

說實在的,粉碎“四人幫”的淩晨,在葉帥駐地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如果沒有葉帥坐鎮,恐怕統一認識、作出決議不會那麼順利。華國鋒會前私下和葉帥談,會上又正式提出,請葉帥擔任黨中央主席。葉帥堅辭不受,就連在當時惟有他最適合的軍委主席這個職務,他也推辭了。堅推華國鋒,惟願從旁協助,這是何等的境界和胸懷啊!在我們黨的歷史上,覬覦最高權力者有之,當仁不讓者有之,而像葉帥這樣誠意推讓者,即使不是惟一,也是極為罕見的。此後,他力主並推動了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