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當我首次披露張學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問題時，在大陸幾乎沒有引起過任何特別的關注。除了茅海建教授有頗多疑問外，很少有人注意。反倒是臺灣國民黨史研究專家蔣永敬教授對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試圖加入中共，並通過中共接通蘇聯，發動“西北大聯合”的情況深感興趣。他還鼓勵我把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內幕具體地寫出來。本文為《西安事變新探》大陸版代序（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楊奎松）。

十五年前，當我在《“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一書中，首次披露張學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問題時，在大陸幾乎沒有引起過任何特別的關注。一半是因為發行上的原因，一半是因為那個時候氣氛有些異樣，因此，除了茅海建教授那樣對傳統的黨史說法有頗多疑問的少數學者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樣一本突出強調中國革命外部原因的書。這本書被人重視，反倒是因為蔣永敬教授，他專門寫了一篇書評，發表在《傳記文學》雜誌上。不過，蔣教授是臺灣國民黨史研究的專家，他重視這本書，其實也不是因為他關心我對中共黨史有著怎樣新的說法，而是對書中談到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試圖加入中共，並通過中共接通蘇聯，發動“西北大聯合”的情況深感興趣。因此，他儘管評的是我的《“中間地帶”的革命》，用的標題卻是《有關西安事變的新資料》。不僅如此，蔣教授還極力推動並鼓勵我把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內幕具體地寫出來。由此也就有了1995年我在臺灣出版的《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一書。

相信凡是對西安事變史研究多少有些瞭解的讀者都知道，在1995年之前，無論是大陸還是海外的西安事變研究，都很少具體討論到張學良與中共的關係問題，特別是中共和蘇聯在西安事變發生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問題。這並不是大家對此不感興趣，沒有人不知道張學良與周恩來有過延安會談，也沒有人不知道西安事變一發生，中共代表周恩來就親赴西安，直接參與了張學良、楊虎城與代表蔣介石的宋美齡、宋子文之間的談判過程，以及莫斯科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問題上可能發生過作用。很多年來，面對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與大陸公佈的周恩來在事變期間打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的不同說法，人們也都在猜測：究竟在事變期間，在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發生過什麼，他們兩人的說法誰的更真實一些？而讀過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的讀者，也會或多或少地對事變前張學良與中共的關係問題，發生強烈的興趣。然而，因為缺乏足夠的研究資料，這一切謎團都無從解答。不僅如此，大陸的學者中間甚至還逐漸開始流行起一種說法，即認為中共不僅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毫無作用，就是當時中共自身的政策，也還是受著張學良影響呢。

不用說，《西安事變新探》一書的出版，全面地回答了這一問題。人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瞭解到，在西安事變之前，在事變期間，以至在事變善後的過程中，張學良和中共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中共對於整個事變起過怎樣不可忽視的作用。而身為十幾萬東北軍統帥，深得蔣介石器重的張學良，何以會冒險與自身尚處於極度危險中、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的幾萬紅軍暗通款曲，甚至於把寶押在中共身上？這裏面究竟有著怎樣複雜的內幕？自然，這本書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兩國檔案中僅存的有關張學良要求入黨問題的幾份珍貴的檔案文獻，並且結合相關史料，具體地介紹了張學良提出入黨要求的經過，和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所做出的不同反應。僅此，已足以否定那種關於中共對於西安事變幾乎不起作用的說法。

但是，讓筆者意料不到的是，隨著張學良先生去世，大陸報紙雜誌乃至於網絡上卻突然刮起一股旋風，將過去那種否定中共作用的說法刮得無影無蹤。人們迅速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轉而熱衷於談論這樣一個驚人的話題：原來“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由於從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複，到張學良研究專家張友坤等，先後都出來撰文作證，再加上個別紀實文學作家的渲染炒作，此種說法一時間似乎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而海外一些華文報刊和網站也據此紛紛發表評論，宣稱：“歷史即將改寫！”以往按照大陸史觀對西安事變這一歷史事件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觀點，“會發生根本的動搖和改變”。因為，張學良既然是中共黨員，那麼理所當然西安事變是中共在幕後主導。中共既然推動並主導了事變，自然也就應當與張同進退。然而，當張學良按照與中共的約定發動了事變之後，中共卻迫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壓力改變了對張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諾，把張晾了起來。如此才造成張一氣之下不辭而別，隻身陪蔣介石回南京以領罪，進而慘遭蔣介石軟禁半個多世紀的可悲結果。

問題是，能夠確定地說，張學良是中共黨員嗎？

關於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最權威的說法，來自於閻明複，張友坤的證詞實際上亦來自於閻的說法。而閻明複的這一說法，又來自於另外兩人。一為前東北軍將領，後來成為中共將領的呂正操。據閻回憶，他受命參加了張學良的葬禮之後去看望同樣年事已高的呂正操，是呂說了一句：“張漢公是共產黨員。”一為前東北籍大學生，後主持過東北軍史整理編輯工作的宋黎。據他回憶，宋黎說過，當年宋曾特別就此問題請教過西安事變前和西安事變期間曾經代表中共中央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葉劍英，說“葉帥給予了肯定的答復”。宋說他已把葉帥談話內容記錄下來，裝進保險箱，準備死後再拿出來交給中共中央。但是，閻的回憶文章也明顯地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他說他在1995年夏天去過蘇共檔案館，偶然發現了1936年12月初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一份電報，電文內容就是關於中共應該從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裏去擴大自己的隊伍，而不應當靠吸收軍閥入黨來發展黨。他緊接著強調：“以後的事態表明，儘管共產國際明確表示反對張學良入黨，中共中央仍決定發展他入黨。”在這裏，閻所“發現”的電文內容，與莫斯科1986年就已經公開的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電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共產國際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電中共中央頗讓人懷疑，會不會閻“發展”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電？而其後所謂“以後的事態表明”如何如何，邏輯上更不能成立。因為，共產國際8月15日政治指示電已經明確否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希望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提議，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決定發展他入黨”的措施，也應當是在8月政治指示電到達之後，而斷不致拖到12月初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反對之後。何況，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發生不過幾天時間，葉劍英等有資格將此一決定告知張學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實現此一“發展”？當然，閻文對於中共中央是否真的發展了張學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說法是：“現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決定，有沒有通知張學良本人？葉帥同宋黎的談話記錄將會揭開這個‘謎’。”

寄希望於當事人之一的葉帥的回憶，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現在還沒有人看到過宋黎的這一記錄；第二，我們也很難確保宋黎的轉述不會與葉帥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證據而言，任何回憶，更不要說經過了幾十年的回憶，都必須要有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印證才比較可靠，而目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俄國，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張學良入黨問題的文獻資料，都還不能支持上述說法。1936年6月30日劉鼎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只提到張學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也只提到我們“將來擬許其入黨”；8月15日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也只是說明：對“你們關於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我們感到特別不安”，強調“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學者說，在共產國際回電之前，張學良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已有電報開始以“同志”相稱，由此可以看出雙方關係已進到組織關係的程度，這種說法更不能成立。不錯，7月3日張學良有信稱周恩來為“同志”，強調此間必須有6個月準備工夫；8月9日毛澤東等也有信稱張學良為“同志”，並肯定“八個月來的政治關係，證明瞭你我之間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稱，即使在當時也並非就是共產黨人之間的一種專利，它充其量只能表明雙方之間進一步的信任，何況，雙方之間的來往信件，直到西安事變，更多的也還是在使用“兄”的稱呼。這和共產黨人之間內部通信的習慣也不盡相合。

有位作家推測說，共產國際回電距離中共中央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的7月1日。已過去一個半月。這一個半月中，張學良與中共中央聯繫密切，商量了許多大事。因此，以當時的境況，是不可能拖到一個半月後再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去答復張學良的，也不可能在作決定讓張學良入黨之後，又勸其退黨。因此，他的結論是，張學良肯定已經被正式發展入黨。此說顯然不僅讀丟了張聞天7月2日電中那個“擬”字，而且對7-8月間張學良與中共中央之間關係複雜微妙的情況毫無瞭解。而更重要的在於，他甚至不清楚當時中共中央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和張學良發生關係的。他不知道。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高度機密，斷難通過電報轉達，非有專人前往西安向張學良傳達中共中央的正式決定並履行適當的形式不可。

此時，唯一得到中央指派準備前往西安且能夠擔此重任者，只有葉劍英，而葉卻到10月初才得以到達西安。至於說張6月30日提出要求入黨，7月3日就獲知中共決定，然後即對中共領導人改稱“同志”，在時間上也說不通。這更足以說明．“同志”之稱不可以用來證明張與中共的組織關係。

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呢？即中共中央於7月2日告訴共產國際，他們尚未正式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但“將來擬許其入黨”；而事實上，他們已經基本上達成了一致，有意接受張學良入黨；只是因為張的身份太過特殊．為穩妥起見，才對共產國際把話說得比較委婉，以試探後者的反應。毫無疑問，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我們也可以猜測，因為葉劍英還不具有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資格，共產國際來電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經瞭解了中共中央對此事的態度，然而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