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卻捲入了狂飆突進的“文革”風潮，甚至一度成為單位造反派領袖。這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如何經歷群眾運動的狂喜和幻滅，又如何反思？

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未來二十年或許是中國現代民主建設最關鍵的時期。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我們應從歷史中汲取寶貴的經驗和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一百多年中，全國規模的“民主嘗試”有兩次，一次是辛亥革命後民初議會政黨政治，另一次是“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這兩次嘗試有很大的不同，但都失敗得很慘。民初議會政黨政治實際上只是少數精英知識分子、上層政客、軍人的遊戲，並沒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只帶來了軍閥混戰；“文革”初期的群眾造反運動確實有廣泛的群眾參與，其失敗除了高層的因素外，群眾本身在民主理念、行為習慣和綜合素質上的不足或許是更重要的原因。

我常常驚異於為何在像北大、清華這樣的中國最高學府，“文革”中興起的各群眾組織也不能通過民主選舉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選擇以慘烈的武鬥解決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勸阻下，武鬥也始終難以平息，最後靠高層派軍宣隊、工宣隊強行進駐繳械才解決問題。

李敦白是一個美國人，從小就建立起基本的自由民主理念，同時他又非常深入地參加了“文革”，甚至成為單位造反派的領袖，在“文革”初期北京造反派中很有影響。所以，他對“文革”中群眾民主嘗試的觀察相當深刻犀利，對於關心民主建設的中國人來說，這是相當珍貴的歷史記錄。

李敦白出身富裕家庭，是一個單純、富於同情心的美國左翼青年，參加過美國共產黨。他在二戰期間參軍，因學過中文被派到中國戰區，對中國革命發生了興趣。退伍後，李在宋慶齡、周恩來的幫助下到了延安，決心投身中國革命，並且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紹人，經中央五大書記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主要擔任中共對外宣傳廣播的英文翻譯工作。但是，在革命接近勝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製的斯特朗間諜案牽連，李敦白遭到6年多的單獨監禁，直到斯大林去世兩年後才平反釋放。這樣慘痛的冤屈並沒有摧毀李敦白對中國革命的信心，他沒有選擇回美國，而是決定留下來參加新中國建設。李敦白也因此獲得了中共的信任，受到很高禮遇，擔任廣播事業局高級外國專家，負責對外英文廣播稿的把關，月工資高達600元，是普通中國職工的10～15倍，超過了國家主席毛澤東。這使他過上了優裕的生活，有大筆的餘錢購買許多昂貴的明式紅木傢具。毛澤東曾兩次當面向他道歉，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他的生活也未受影響，還被吸收進《毛澤東選集》英文翻譯工作組。

接下來，他見證了“文革”初期的群眾民主，並熱情深入地參與其中，以其獨特的視角，為我們留下了富於啟發性的觀察和思考。（下文引用的材料均出自李敦白、阿曼達•貝內特著，丁薇譯《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對優裕生活的自責，對官僚等級制度的失望】

李敦白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相對于普通的中國人，非常優越的生活並沒有讓他感覺自在，他擁有的級別反而讓他覺得違背了共產主義理想。有一天在報紙上讀到焦裕祿的故事，他受到極大的心理衝擊。

他寫道：“這位名叫焦裕祿的書記，簡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榜樣，也符合黨一貫的要求。他不只坐在辦公室裏，而是每天走在泥濘的鄉村小路，聽取農民的傾訴，詢問他們的狀況……讀完報道時，我發覺自己已經淚流滿面。這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表現，這才是為人民服務。” “我不禁悲從中來。突然間，自己過去幾年的生活露出自私和腐敗的面目。我低頭看看自己的便便大腹，這就是過去幾年養尊處優的結果。”

“我們這群人有特別的住房，特別的伙食，還有專車……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其實也成了腦滿腸肥的一員，我感到深深的後悔和自責。”

“難道就這樣下去嗎？從大學時代到現在，26年過去了，我一直自認是馬克思主義信徒，一個願為人民服務的人。難道我願意晚節不保，讓自己蛻變為資產階級特權分子？我沒能信守自己為革命奮鬥的理想。我一向鄙視偽君子和騙子，可如今只怕自己也要落到那步境地。”“第二天，我就搬出了獨立的辦公室。”

但是，官僚等級體制已經形成，李敦白想憑藉個人理想擺脫制度的行為遇到了重重阻力。他寫道：“我的部分轉變也令某些人不高興。例如當我向上級要求工資降低一半時，就遭到堅決反對，最後我只得說，我會在銀行開個賬戶，把一半工資存到這個用假名開立的賬戶中。我也避免坐專車，改騎自行車往返友誼飯店。於是一個安全部的領導特地來勸說我不要這樣做。”“當我決定恢復定期體力勞動，去單位對面的地鐵工地挖土時，黨組織也發話了。‘讓我們的外國專家到工地勞動，對我們而言是個安全問題。’……”

“我的下一步行動更厲害。我把家裏漂亮的古董傢具捐了出去……對我而言，將這些古董留在自己身邊欣賞，跟那些花錢雕刻它們並留在家裏欣賞的富貴人家一樣腐敗。”

【“文革”初期：自由、解放的狂喜】

1966年初夏，李敦白和一些外國友人重訪延安。在延安的小旅館裏，他們收聽到了北京台的廣播，廣播帶著一種久違的狂熱激情：“一個國家的腐敗是從內部開始的，黨內有修正主義分子，在鎮壓、控制人民，領我們走上錯誤的道路，甚至還攻擊毛主席本人。不能讓這種事在中國發生！……想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不要聽信任何相衝突的命令！造反有理！這些話語仿佛電流擊穿身心。”

“我激動地將這篇報道逐句翻譯給其他外國人。刹那間，我覺得我又找回了自己。黨曾經束縛了我，現在卻解放了我。我可以掙脫以往困擾我的束縛，用自己的判斷，為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業奮鬥。”

李敦白回到北京後，立刻狂熱地投身於他期盼已久的“文革”。此時，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已經被打倒。雖然李敦白相信梅益是好人，兩人的私交也很好，但他“準備好了站在黨和群眾的立場評判梅益”，不受“個人交情的影響”。

李敦白不僅在批鬥會上發言對梅益進行了揭發，還貼大字報發動對自己的批判。當時大家都很興奮，有個翻譯高興地說，“和以前的運動完全不一樣。大家可以對任何一個人寫下批評，他們也可以爭辯政治體系和理論。人人都參與，個個受教育。”當時有通知，不得批判外國專家。李敦白想：“如果沒有人批評我，我就該自我批評。我……邀了幾個人幫忙，一起將新聞紙粘起來，然後我用‘雞飛狗爬’的書法寫下自我批評。‘李敦白必須革除資產階級優越感’，我寫下標題，然後列出我的缺點……”李敦白貼自己大字報的行動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一時間成了單位的風雲人物。

在機密檔案室裏，李敦白讀到了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與“文革小組”聯席會議的記錄，其中林彪的演講像電流擊中了他。林彪說：“這場革命，是針對上次革命的再革命。1949年，我們獲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並沒有發動千百萬的群眾起來解放自己。我們從舊政權中接收了大部分的政府官員，讓他們繼續在原崗位工作。我們還沒有機會徹底解決舊觀念和舊文化。”“現在我們必須要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同時立四新。”“這場鬥爭……是一場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之間的鬥爭。”

或許李敦白又想起了他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的情形，感受到久違的言論自由。他寫道：“我有被解放的感覺。我喜歡聽這樣的辯論，我喜歡聽人們自由的言論。我同意陳伯達說的每一句話。黨應該是人民的公僕，而不是主人。現在人民是主人。”

【厭惡暴力：“難道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動？”】

但是，自由解放的美好感覺沒有持續多久，李敦白就看到了“文革”醜惡的一面——無處不在的暴力。他發現，即使毛澤東公開號召“要文鬥，不要武鬥”，但對蜂擁而起的造反派而言，自由只是自己一派的自由，並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被認定為敵人的、必須打倒的，不僅沒有任何自由，甚至連個人生命、財產也可以被任意剝奪，這完全違背了他的自由民主的理念。李敦白寫道：“林彪的號召不僅帶來了革命小將，更是放出一群小老虎。在造反革命的掩蓋下，正進行著一場難以防備的醜惡暴力。”

“難道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動？那群年輕人中，我認得一個錄音工程師，我知道她對梅益心有芥蒂，此刻她正拿著從梅益腳上扯下來的一隻布鞋，用力敲打他的頭，梅益的眼鏡被打落在地下，蒼白驚恐，從頭到腳打顫。”

“毛澤東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個人都要作出選擇：與革命同志一邊還是與壓迫者一邊。我雖早已作了自己的選擇，但卻不贊成這些年輕人粗暴的造反方式。”

“在我看來，真正的問題不是這群年輕人的行為，而是民主。共產黨以前的管理體制都被推翻了，那接下來誰來管呢？”

不久，李敦白見識了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規模盛大的批鬥會，參加者多達15000人，受批判的也是大人物：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人民日報》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中宣部掌管文藝的一把手周揚等。“群眾的呐喊聲響徹了整個體育館。觀眾席上的人看起來很快樂，笑容滿面。看到這批被批鬥的人不久前還在權力巔峰呼風喚雨，如今卻落得顏面掃地，淒涼慘淡，大家覺得十分痛快。挨鬥的人不能說話。時不時的，其中的某個人，比如周揚——會因為受不了紅衛兵的拳打腳踢而痛苦地尖叫。”“我坐在貴賓席上，跟其他人一樣高舉拳頭呐喊。群眾已經被激醒，要起來對抗代表舊專制的一切事物。他們被教導要去仇恨舊體制，仇恨任何與它有關的事物。”

“話說回來，整個批鬥的殘忍暴戾還是讓我生厭。我轉問穆欣（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當時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編者注），‘這樣做是不是違背了毛主席政策？他不是說要文鬥，不要武鬥嗎？’”“他狡猾地一笑。‘這只是群眾處理衝突時的傳統作風而已。’他回答：‘這還算不上真正的暴力。’這樣說起來，只有人民的敵人這樣做才算暴力，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