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誕辰。

作為他最小的兒子，站在他的墓前，對著他的雕像，我想說些什麼呢？我能說些什麼呢？他老人家走過的這百年，是中國扭轉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這百年的中國歷史太豐富了，他的人生歷程也太豐富了，我看不盡，聽不夠，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尋找，尋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東西。

少兒時，父親就教育我們說：對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還不止一次寫給孩子們：“雪中送炭惟吾願。”“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懷不但貫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從小給我們子女樹立了一生待人的準則。縱觀父親一生，在黨內生活非正常期間，歷經冤屈、坎坷、磨難，卻從來無怨無悔、顧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該謙讓的，他謙讓了；該忍耐的，他忍耐了；該承擔的，他承擔了；該挺身而出時，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整過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長的漫長歲月中，無論是在“左”的或“右”的錯誤發生時，“沒整過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艱難的時刻幫了人。在那些蒙冤歲月裏，父親對污蔑不實的所謂“問題”，能攬過來的就堅決攬過來，寧可一個人承擔責任，也絕不牽連他人。他說：“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別人身上就是西瓜；別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許多人聽了這話落淚。“沒整過人”應該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過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學課本裏有一篇《孔融讓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是父親從小對我——他這個小兒子的特別家訓。父親不止一次拿著課本，給我念這一課，拉住我的手，給我講這一課。謙讓，是父親教給我最重要的人生課程之一。在家，謙讓父母，謙讓兄弟姐妹；在外，謙讓長輩，謙讓同學同事；謙讓榮譽、謙讓利益、謙讓值得謙讓的一切。謙讓，既意味著自己對個人榮譽、利益、所得的放棄，也意味著自我人格的昇華。我感謝父親，走入社會以後，我終於明白，父親讓我從小養就的謙讓習慣，在面臨複雜社會關係，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家庭與國家利益時，獲益良多。不僅使複雜關係、棘手難題的處理容易獲得公平、公正的結果，同時容易贏得群眾的普遍認同和普遍尊重。

“戰鬥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鬥，天天快樂”，這16個字是他晚年對自己一生的總結。

在我心目中，父親是了不起的英雄。13歲上初中時，父親就因參加進步活動，進了國民黨陝西省監獄。1962年，他因小說《劉志丹》遭遇康生誣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獄7年半。“文革”期間，家人包括我們這些孩子無法探望他。當時，社會上傳說很多：有說他提著花崗岩的腦袋去見馬克思了；有說他一次批鬥以後重病而死了；還有說他自殺了，或失蹤了，眾說紛紜，杳無音信。我們一家人心上陰雲籠罩：父親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們一家人利用春節千辛萬苦聚首北京，打聽到羅瑞卿伯伯的孩子們通過給周總理寫信的方式與羅伯伯重逢相見，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說：我們也給周總理寫信。給總理的信發出時間不長，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來人了，其中兩位還是父親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時候的老人。來人傳達總理的批示說：你們的父親還健在，不久會安排與家人見面。我們既興奮又激動，相約見到父親時，誰都不許哭，不讓父親擔心。

1962年，父親蒙冤時，我才6歲，離開父親時，我才9歲。在我心裏，父親早已是一個遙遠的、可思而不可見的夢。夢裏的父親一頭烏髮、身材偉岸，既威嚴又慈祥，可當他一旦走近，我撲過去要抱住他時，他卻消失了。7年後，得知他還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見父親的前夜，竟一夜無眠，浮想聯翩：父親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親見我的第一句話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復猜測……

見到父親時，我震撼了。父親與我幼小心靈中的父親形象已截然不同：一頭烏髮已然不見，瘦了，蒼老了，兩鬢斑白。他凝視著我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可誰都沒想到，父親與全家人相互打量著，見到我時，他問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是近平還是遠平？”聽到他這樣問我，大家都哭了，父親的淚水也奪眶而出。他一面擦著眼淚一面說：“我高興！這是我高興的眼淚！”唐朝詩人賀知章有詩雲：“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7年生離，我識父而父不識我，真是徹底顛覆了詩人的語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親依然健在。與父親團聚，長相廝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奮的是：雖然歲月無情，但父親依然是一派壯心不已的氣概，我們放心了。

只是，我們心裏都有一個疑團：這麼多年，沒人探望，沒人說話，遠離親人，與世隔絕，“他是怎麼熬過來的？”後來，聽他慢慢談起往事，我們才知道，對父親那些沉重歲月的表述，用“熬過來”這個說法是個天大的謬誤。

身在冤獄，父親對人民、對党的信念沒有過絲毫動搖，他一直準備著為親愛的人民、敬愛的黨繼續工作。他說，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誦拉丁文的詩歌，來保持敏銳的思想和記憶嗎？沒人說話，我就對自己說話！他開始背誦《矛盾論》、背誦《實踐論》、背誦“老三篇”，不但磨礪思想，也磨礪語言。慢慢地背誦如流，晝夜不舍，晨昏無輟，本應度日如年的日子，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悄悄流走了。

為了保持一個好身體，父親堅持了長年鍛煉，把枯燥的身體鍛煉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兩次的斗室轉圈，先邁步正著轉圈，從1數到10000，然後退步倒著轉圈，從10000倒數到1；接著，他用肩膀撞牆，用後背撞牆，用拳、用掌擊打全身；最後，仰面躺在床上，做仰臥起坐。仰面躺著，是當時監管方要求的睡覺姿勢。監管方固執地認為，側身睡不易觀察到自殺行為，堅持要求被監管人仰面睡。為了這個“奇葩”規定，父親仰睡了多年，上千個日夜，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親的身體鍛煉中奇特地增加了“仰臥起坐”的情節，肯定是為了對這個“奇葩”規定“以毒攻毒”。

還是為了有可以持續作戰的身體，父親對自己多年抽煙的習慣也實行了“嚴格管制”。他原來每天要抽兩包煙，逐步減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煙。早飯後，點燃煙，只抽上一口就掐滅；吃完午飯，點燃再抽，這次，抽到一支煙的一半，又掐滅，放在一邊；晚飯結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煙愉悅的時間：這次點燃煙後，可以抽完餘下的半支煙，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煙捲的時候。

沉冤得雪的父親回到戰友們身邊時，大家都十分吃驚。小平和葉帥當時就愣住了，葉帥說：仲勳同志，你16年備受磨難，身體竟然還這麼好？！毫無疑問，父親在逆境中長年砥礪的敏捷思維和健康體魄，對他後來主政廣東，大膽施行改革開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齒漸長，閱世日深，我對父親蒙冤人生中鍥而不捨的身心砥礪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親為什麼能夠天天如一地無畏面對，是因為在他心裏，人民至上，黨至上，為黨和人民而戰鬥、奮鬥，是他心裏的無上快樂。“戰鬥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鬥，天天快樂”，這16個字是他晚年對自己一生的總結。順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這樣無私的精神世界裏，個人榮辱得失毫無位置。無私方能無畏，父親蒙冤生涯中的無畏，正是源自他的無私。

不止一個人問過我，他的政治靈感是從哪里來的？我總是從不猶疑地回答說：“無私無畏！”

父親一生，參與完成了黨的兩大歷史使命：一個，是與劉志丹、謝子長一起，創建了眾所周知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而另一個，則是在鄧小平、葉劍英的親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創建了廣東經濟特區。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後來成為中央紅軍的落腳點和紅軍抗日的出發地；而經濟特區的創建“殺出一條血路”，對此後中國的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領作用。參與完成這兩大歷史使命，父親都是“受命于危難之時”，沒有無私無畏的政治胸襟，這兩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無法想像的。

廣東經濟特區的建立，我親歷其時其事，有一點集體記憶中的個人補充。改革開放至今35年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老經濟特區日新月異，帶動浦東、前海、橫琴、南沙、上海自貿區等一批新的經濟特區成批崛起。父親要是還在，看到他在中央支持下親身參與決策、參與實施的特區建設事業發展得這麼快，他該多麼欣慰啊！不止一個人問過我，你父親甫一複出，臨危受命，主政廣東，《光明日報》第一天發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廣東媒體第二天就全文轉載，並在全省開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權，要廣東的改革開放先行一步；他的政治靈感是從哪里來的？我總是從不猶疑地回答說：“無私無畏！”

因為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政治禁區比比皆是，衝破禁區的政治勇氣首先來自無私無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所說，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實實在在“殺出一條血路來”，沒有無視安危、不怕犯錯、責無旁貸、義無反顧的無私無畏精神，就不敢大膽顛覆禁錮思想的政治教條，也無法提出任何新觀念、新政策、新辦法，去面對和解決實踐提出的新問題。如我父親者，當時有一大批老同志，由於無私無畏，變得有識有謀，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複出履新後的歷史貢獻。

1978年，我已考入洛陽外國語學院。因為是部隊院校，管理甚嚴，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廣東探望父親。沒想到一見面，父親就給我出了題目，要我陪媽媽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瞭解第一手資料，要大膽談看法——一個年輕大學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裏幹活兒的幾乎都是婦女，當家男人多數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渾身濕漉漉的偷渡者，被銬著，武警牽狗押送著，因為當時偷渡是“敵我矛盾”。我看到深港兩地的白晝：深圳這邊，沉寂漁村，香港那邊，繁華鬧市；而兩邊的夜景，深圳這邊，漁火昏暗，香港那邊，燈光輝煌。強烈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