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群眾路線也體現在港澳工作上

今日是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勳誕辰一百周年。在習仲勳曾經戰鬥和工作過的全國各地,近日來都紛紛舉行了紀念活動。據說今日中央也將會召開高規格的大型座談會,以作紀念。另外,中央電視台也在播放六集文獻紀錄片《習仲勳》,以大量的史實資料,回顧和緬懷習仲勳光輝的一生。

有人說,按「官本位」,習仲勳的職務最高也是政治局委員及副總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卻如此高規格紀念他,因為一方面他是習近平的父親,另一方面是藉此澄清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偏左」的誤解。或許,真的是有這樣的考量。但更重要的是,在今次紀念習仲勳百年的活動中,特別強調了習仲勳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作風。這與當今中央提倡必須密切聯繫群眾,正好是相得益彰。

習仲勳的一生,為了爭取獨立、和平、民主、自由,為了建立新中國,為了讓國家更民主、更富強、更和諧,人民生活得更有人格尊嚴而不懈奮鬥。習仲勳以政治家、革命家、軍事家的胸襟、膽魄、勇氣、毅力、人格和精神,無私無畏,捨生忘死,襟懷坦白,大氣凜然,不計名利,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他從來不搞「左」的東西,也從來不整人,這在內地的政治氛圍中,極為難得。他在「八大老」圍攻胡耀邦時,挺身而出,駁斥那種不符合《黨章》和組織規範的錯誤做法,令人肅然起敬。他密切聯繫群眾,視人民群眾如父母,始終以熾熱之心為人民群眾服務。他深入基層,深入實際,團結同志,聯繫群眾,體察民情,關注民生。這種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作風,正是當前各級領導幹部都必須理論聯繫實際地學習的。

習仲勳雖然未有主管過港澳工作,但他也曾與港澳事務有緣,而且更親身來到澳門,支持澳門各界愛國同胞反對「變相澳獨」的政治鬥爭。

習仲勳與港澳有關的工作,首先是表現在他積極平反有港澳關係的員的工作。「文革」中,凡是有港澳和海外關係的人都被歸為「異類」,入黨提幹參軍都受到限制。尤其是在「一打三反」期間,時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拋出了關於處理有海外關係的幹部職工的「六條規定」,對廣東省內所有有港澳和海外關係的幹部職工(包括筆者)進行審查,投入「牛棚」、「老鼠竇」,一個也不能漏」,採用了殘酷的鬥爭手段,其中不少人死於非命。習仲勳調到廣東之後,工作千頭萬緒,但他將平反作為重要事務。除了親自為轟動海內外的「李一哲案」平反之外(《炎黃春秋》近期刊登了曾任廣東省委辦公廳副主任並曾在澳門工作過的陳仲旋的文章,專門憶述了習仲勳為『李一哲』平反的經過,內容十分詳盡),還為廣大受迫害的有港澳和海外關係的人平反,並從理論的高度,批判那個「海外關係黑六條」。而也正在此時,《參考消息》轉載了香港《爭鳴》雜誌文章《我們為甚麼離開祖國》,許多受過迫害的人都燃放鞭炮,慶賀自己的「第二次解放」。習仲勳決定,批准那些曾經遭受迫害的港澳眷屬到港澳定居。他們中的多數人,今日已經成為「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中堅力量。

習仲勳對港澳工作的另一舉措,是正確解決偷渡港澳的問題。習仲勳一九七八年七月到寶安縣調查研究,耳聞目睹粵港之間巨大的貧富差距,感觸很深,決心讓寶安按市場經濟的規律來規劃、運作。他明確偷渡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通過改革開放和繁榮邊境經濟來解決偷渡問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訪港期間,為解決廣東居民偷渡到港澳的歷史難題,特別與當時署理港督姬達進行會談,重申中方政策,說明外逃只是暫時現象,隨著內地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這個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正因如此,積極發展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更有必要。

當然,更重要的是,習仲勳在推進廣東改革開放事業的曆史進程中,表現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膽略,為廣東改革開放和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代表省委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毗鄰港澳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的支持,執行中央關於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決策部署,創辦深圳、珠海、汕頭經濟特區。

最令老一輩愛國愛澳人士感受甚深的是,一九八零年六月上中旬,習仲勳率領包括梁威林在內的廣東省政府代表團,到澳門訪問。此前,盡管也有外貿部長李強、交通部長曾生等曾經造訪澳門,但都是個人外訪後順道經過澳門,而且不對外公開。而這次則是公開地以政府代表團的身份前來。習仲勛來澳的最主要原因,是支持澳門愛國愛澳人士的反對「變相澳獨」的鬥爭。在當時發生的修改《澳門組織章程》風波的關鍵時刻(杯葛《澳門組織章程》修改草案的愛國議員已經四次未有出席立法會,再有一次就將喪失議員資格),習仲勳率團訪問澳門,支援何賢、馬萬祺等愛國議員,警告要將澳門「半獨立化」的葡人勢力,堅決捍衛了國家主權。並讓他們以「接待習省長」的理由,正式請假,而此時因已到了葡國國會休會時間,澳門立法會無法趕及送交葡國國會審議,因而宣告「修章流產」。習仲勳還在柯正平等陪同下,驅車到了路環九澳山頭,考察澳葡政府計劃興建國際機場的海面。他拿著望遠鏡觀視,就象軍事指揮員那樣。他還向澳督伊芝迪將軍提出,「澳門經濟圈與香港經濟圈有各自的特點和聯繫,兩個經濟圈在某些有共同經濟利益的地方可以合作起來,廣東省作為鄰近地區在可以共同出力的地方也希望能多加強合作。」

當時,還發生了一件「意外」,因為習仲勳到澳門是採用「訪問」一詞,香港《星島日報》發表社論,認為「訪問」是對外國而言,對本國地方是用「視察」,因而認為北京不準備收回港澳。習仲勳在參觀市政廳(現民政總署)時就表態說,港澳從歷史上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將來定會收回,並且實行與內地不同的政策制度。由於當時港澳記者大多普通話不靈光,尤其是難以聽懂習仲勳帶著濃重陝西腔的普通話,可能再加上對「港澳回歸」的議題尚未有足夠的敏感。因而放過了這段談話。而因為參加了某政治團體的香港《新報》記者龍景昌聽出了「味道」,邀請筆者逐句「翻譯」他所錄下的談話內容,結果翌日《新報》和澳門《大眾報》同時刊出了這段談話內容,轟動了港澳。這是首次公開中央對未來港澳政策的重要信息。而港澳新聞界卻以只有一家媒體「聽到」,其他媒體都沒有「聽到」為由,質疑這一報導的真實性,其實只不過是為了掩飾自己「漏」了這宗重大新聞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