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教師節是9月10日，自1985年確定以來，近30年中已成為兩代人的集體記憶，提起這個日子，就會聯想到致予老師的鮮花、歌聲和真摯祝福。

近日大陸教育部擬把教師節重新修訂為“9月28日——孔子誕辰日”，體現出尊重傳統的色彩。鮮為人知的是，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以後直到1951年5月，這一年半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師節其實是6月6日，而這一天，也曾經做過民國時期的民間教師節。

除去傳統節日或宗教節日，兩岸很多現當代的節假日完全不同，大部分節日臺灣有，大陸無；某些節日兩岸皆有，但來歷與日期各異。譬如臺灣有童子軍節，大陸沒有；兩岸都有兒童節，日期卻迥異。現代節假日，臺灣承襲民國的節日傳統，大陸的很多節日來自共產國際，與海外華人社會和歐美國家亦有區別。倒是婦女節，兩岸都是“3月8日”，這一次，教師節也有望實現統一。

中國的五個教師節

1951年5月1日，北京輔仁大學教授邰爽秋緊張地翻閱著當天的《人民日報》。他早就聽說當局要廢止由他在20年前創立的“六六”教師節，因此這幾天一直非常留意新聞。終於，他翻到了最不願意見到的那段文字：“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國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經共同商討後，認為應廢除‘六六’教師節，改用五一勞動節為各級學校教師的節日。”這份以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和全國教育工會主席吳玉章名義發表的“談話”令邰爽秋心生涼意，但有一點他尚能自我安慰——教師節畢竟還在，只是和勞動節合併而已。如此算來，5月1日已經是中國第三個教師節了。

民國時期的教師制度和現今不同，是一年一度的聘約制。一般以當年的8月1日到次年的7月31日為一學年，期滿若學校當局對教師不再續約，則相當於解聘。因此每到學年結束前夕，總有一些解約離去的教師想和老同事有聯誼舊的機會，也有一些教師試圖趁此時聯合起來向教育部門提出續聘和加薪的要求。有鑒於此，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邰爽秋於1931年5月提出，以每年的6月6日為教師節，俾使各位教師在暑假前夕有統一的慶祝、聯誼和發表意見的日子。這就是中國第一個教師節的來歷，也是全世界第一個由教師自發成立的職業節。

1932年5月，南京教育界通過首都教育局向國民政府教育部呼籲，要求“六六”教師節成為法定假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拒絕了這個請求，但允許該日由教師自行組織紀念活動。不過，對於這個節日設定，民間有不同意見。1936年初，江西一批教育界人士向全國通電倡議，要求政府確定每年的孔子誕辰日為教師節。早在1928年11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曾訓令各省市教育廳局：孔子誕辰日為公曆8月27日，全國學校應作紀念。按照最通常的說法，孔子本來誕生於夏曆八月二十七日，國府這種新舊曆不分的規定立刻招致了尊孔人士的反對，致使民間繼續用夏曆祀孔。至1934年6月，國民政府經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領袖提議，又一次明令公曆8月27日為孔子誕辰，是為國定紀念日，隨後成為定制。孔子是“至聖先師”，將他的生日確定為教師節，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江西省教師的這個提議沒得到中央政府的響應，倒引起了國民黨要員陳立夫的注意。他留美碩士出身，卻是個頑固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向來對儒學頗有心得。恰好抗戰爆發後他轉任教育部部長，於是1939年8月國府規定，教師節與孔子誕辰日合併紀念，如此，公曆8月27日正式成為了中國第二個教師節。

但是，這個訓令沒有得到全國的服從，比如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依舊我行我素，還是紀念“六六”教師節。當時的延安政權名義上是服從國民政府領導的地方政府，但事實上政治、軍事、意識形態方面已經開始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節日的制定和施行都有著深刻的政治含義，象徵著國家權威的統禦能力。1939年5月，中共領袖毛澤東於“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前夕，以“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的名義向全國建議，確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這就是隱然和重慶政府“爭正統”的表現之一。

對這個教師節不滿意的還有一批尊孔者，他們實在難以接受將孔子生日由夏曆那麼硬生生地直接改成公曆，因而反復抗議。國民黨政府有鑒於此，於1952年採取了折中方案——將孔子誕辰日從夏曆推算成公曆，即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為孔子誕辰，這個紀念日也是中國第四個教師節，至今仍為臺灣地區和香港部分學校所沿用。而中國大陸於1985年設立的9月10日教師節，事實上已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五個為教師們設立的職業節了。

不僅僅是植樹節

1949年10月，國民黨政權潰退而撤向臺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則在北京成立。雖然兩岸於其後漫長的歲月裏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畢竟曾長時間地劍拔弩張乃至兵戎相向。只是時間會沖淡一切仇恨，終究根脈相連，血濃於水，自上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兩岸試圖在文化上、經濟上乃至政治上互相示好以致互相融合，也是事實。

1979年2月，在中共領袖鄧小平提議下，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每年3月12日為我國的植樹節。這個消息一經公佈就震驚了海內外，因為這一天是國民黨和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先生的忌日，而臺灣也於此日確定為植樹節。60餘年來，除了民俗節日外，海峽兩岸相同的紀念日幾乎沒有，植樹節可能是個罕見的例外。這似乎也說明孫先生德高望重，是非常少有的被國共兩党同時尊崇的中國近代史人物。

國民黨的文宣策略中頗有個人崇拜的遺風，比如孫中山、蔣介石的出生和去世的日子都設為法定紀念日；但他們又巧妙地淡化了政治氣氛，將意識形態社會化、公眾化，意圖將對“領袖”的懷念固化為抹之不去的集體記憶。職是之故，孫的生日11月12日，於1948年被定為“國父誕辰紀念日”，繼而在1966年被附加了“中華文化復興節”和“醫師節”的意義。蔣介石去世後，後繼者也效仿故智，將其生卒日都明令紀念。蔣去世於1975年清明節，這一天本來就是40年代確定的“民族掃墓節”，因此倒是無須再起名目；至於他10月31的生日，被於1979年8月確定為“榮民節”。“榮民”者，榮譽國民也，特指1949年跟隨蔣介石赴台的60萬國民黨軍官兵，他們曾是國民黨最堅實的政治基礎，以蔣氏生日作為他們的紀念日，非常符合全社會的文化想像和心理預期。

至於孫中山的忌日，早在1929年國民黨就確定為紀念日，並附加以“植樹節”的含義。孫中山晚年聯俄容共，使得當時還非常弱小的中共得以迅速壯大；其遺孀宋慶齡又是中共的長期盟友，並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對於這樣一位官方文件中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大陸效仿臺灣對其的紀念形式承續對其的紀念，不失為是向對岸表達“和平統一”之善意的好方法。

與之相反的是，李登輝上臺以後為實現其“去中國化”的戰略目標，於1996年廢除了孫蔣二人的誕辰紀念日，僅保留醫師節和榮民節這兩個社會化節日，而全然沒有了對“總理”、“總裁”的紀念之情。有學者說，這是臺灣人民對孫蔣二人“失去了興趣”，而事實上，所謂的民族，本就是文化層面的想像共同體，李登輝等新一代的臺灣政治領袖想獲取新的意識形態正當性，從而用改變節慶的方式來重塑臺灣人民的“國家”文化想像。

基於這個原因，臺灣當局增加了好幾個具有濃厚政治意味的紀念日。比如為了向1947年“二二八”事件受害者“道歉”，“立法院”於1995年3月規定每年的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兩年以後，又升格為“國定放假日”，其政治意義和1月1日“開國紀念日”、10月10日“國慶日”等傳統重要節日得以並列。更有甚者，2006年12月臺灣當局規定，今後每逢“和平紀念日”，全台所有的公務機關、學校、民間機構、團體都要“降半旗”致哀，將消費“二二八”事件以獲得悲情化認可的文宣手腕推向了極致。與此相同的還有“解嚴紀念日”。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下令解除執行了38年之久的“臺灣省戒嚴令”，20年後，陳水扁當局將此日確定為法定紀念日。其他諸如“反侵略日”“臺灣聯合國日”等紀念日，都是在同一時間段以基本類似的理由而設立的。

和而不同的未來

臺灣所謂的“國定節日”分紀念日、節日、民俗節日三類。由於中國大陸近年來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也開始成為法定節日，因此在“民俗節日”那一類上，兩岸已經沒多大差別。但其他的節日、紀念日，除了植樹節、勞動節外，基本上全不相同。不過從總的趨勢而言，兩岸一直在慢慢走近，目前雖然和而不同，但相信未來總會有個令兩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政治局面。

就細節而言，一些政治紀念日之不同就不消說了，因為兩岸的政治傳統、制度設計和歷史源流大相徑庭，自然不會有相同的政治事件用以紀念。譬如，為紀念1943年1月11日，中華民國與美、英等國聯訂平等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治外法權，中國司法得以完全獨立的“司法節”，就是大陸所沒有的。

有些政治性節日，性質相同，但由於兩岸歷史各有追溯，因此日期全然不同。比如同樣是軍人的節日，大陸的“八一”建軍節是紀念1927年的南昌起義，中共擁有了獨立的武裝組織並打響了武裝起義的第一槍；而臺灣的“九三”軍人節則是紀念1945年的抗戰勝利，以證明中國軍隊也有戰勝外侮以洗國恥的能力和意志。

就算是社會性節日，海峽兩岸也很不相同。比如國民黨曾於1926年3月5日創立“童子軍委員會”，1935年國府將這一天設為“三五”童軍節，並在臺灣沿用至今。而大陸沒有童子軍組織，自然也就沒有類似節日。

有些節日開始相同，而後各走各路，比如青年節。前文提到，1939年毛澤東倡議將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當時得到了包括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內的全國所有青年組織的認可。1944年，隨著抗戰軍事壓力的增強，蔣介石發起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決定以所謂“黃花崗烈士為主義、為革命殉黨殉國”的犧牲精神來鼓舞青年，於是將追懷黃花崗起義的3月29日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