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語錄仗”，是“文化大革命”中獨具特色、也是“史無前例”的現象。“文革”時期的中國，幾乎人人都會以“毛主席語錄”作為“克敵制勝”的法寶來保護自己，壓服對方。因為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誰敢不服從，就等於是“抗旨”。只要能說出一段對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就等於是在兩軍對陣中搶佔了“政治制高點”。

由於“毛主席語錄”已經滲透到生活的諸多細節中，小孩們耳濡目染也會背許多段，在挨家長打的時候，便會無師自通地喊出“要文鬥不要武鬥！”這種似是而非的語錄口號，而家長們也多半會因受到這一“最高指示”的制約，忍氣住手，不敢再打——除非能想出新的理由而且同樣以一段“毛主席語錄”來給自己撐腰。

最缺少文化的農民，也學會了用“毛主席語錄”與人爭論。著名作家陳白塵《牛棚日記》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在“五七幹校”時，一次有公社鴨群進入中國作協連隊的地盤內，幹校的人去制止，卻遭到放鴨農民義正辭嚴的反擊，“牧鴨人蠻橫甚，說土地是國家的，誰都可以放牧；你們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打擊貧下中農等於打擊革命云云”。陳白塵歎道：“毛澤東思想誰都可以用來作自衛武器，可笑之至。”那位農民所運用的“毛主席語錄”，出自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原話是：“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這段“語錄”在“文革”初期曾由官方媒體反復廣播、刊登，在農村則到處都寫在牆上、石碑上，每當開會(不論是學習會還是批判會)前都必定要讀上幾遍，即使不讀書的農民也耳熟能詳了。

當時在兩派辯論或爭吵中，還有用“毛主席語錄”來罵人的。比如，若要想罵對方“不要臉”，就可以引用這段“語錄”：“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這段“語錄”出自毛澤東《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還有一句常被用來辱對方的“語錄”

是：“死皮賴臉，亂吹一頓，不識人間有羞恥事。”(出自同一篇文章，原也是罵反共頑固派的，其前邊幾句是“……借統一之名，行專制之實，掛了統一的羊頭，

賣他們的一黨專制的狗肉”，接下來才是“死皮賴臉……”這幾句)那時，毛澤東的《念奴嬌•鳥兒問答》詞還沒有公開發表，要不然，那首詞中的“不須放屁”肯定會成為兩派辯論或爭吵中使用率極高的“語錄”。

“打語錄仗”之風，居然還影響到了七十多歲的歷史學家顧頡剛，顧老先生從來不大過問政治，歷次政治運動中常常跟不上形勢，在“文化大革命”中竟也受周圍環境影響而學會了以“毛主席語錄”為武器。1967年，他已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反共老手”，但在群眾組織捲入派性鬥爭，對他疏於看管時，他又忍不住舊習復發，閱讀古籍，並將所想到的古史問題記入筆記。他的老伴怕他又因此獲罪，進行制止，他則以“毛主席語錄”“抓革命，促生產……” 來作抵擋。一年後，顧頡剛又被迫作檢討，檢討中承認自己這個做法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文革”時在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的美國專家李敦白(當時著名的外國專家造反派代表人物)，後來在他的回憶錄《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裏寫到這樣一次“語錄仗”：

廣播學院的紅衛兵要衝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揪“走資派”，而“保守派”和負責保衛廣播電臺的士兵們則不准學生進入，雙方對峙並各自讀起了《毛主席語錄》。一方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另一方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互不相讓。

李敦白說：那是毛澤東與毛澤東的對抗。他感歎道：沒有任何權威，任何雙方都承認的黨領導人或任何一個人能告訴我們，這些引自毛語錄的話哪一條能適用於目前的情勢？

更加有趣的是，“文革”初期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童小鵬，在《少小離家老大回——童小鵬回憶錄》一書中回憶了一次周恩來親自參加的“語錄仗”。

當時，中央辦公廳由戚本禹領導的造反派——“中南海紅色造反團”要在懷仁堂東邊一個食堂批鬥童小鵬，但那個食堂離毛澤東住地較近，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擔心影響毛澤東的休息，要造反團換到西邊的食堂去批鬥，但造反團不聽。汪東興向周恩來反映後，周恩來親自來勸說，造反團的人就搬出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語錄：“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似乎不支持他們在這裏開會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真是咄咄逼人。

周恩來立即拿出隨身攜帶的《毛主席語錄》，很熟練地翻到其中關於“紀律”的部分，念到：“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

造反派聽了，面面相覷，無言以對，只好收兵。

關於用“毛主席語錄”來作為武器保護自己，還有一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流傳甚廣的趣聞。

據說，陳毅元帥在一次接受造反派批判時，要造反派跟他一起翻開《毛主席語錄》271頁“共同學習最高指示”。他帶頭誦讀道：“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陳毅是個好同志。’”可是，《毛主席語錄》並無271頁，造反派發現上當，欲批判陳毅“偽造最高指示”，但在會場上的周恩來卻證實毛主席說過這句話。

對於此事，作家權延赤在《微行——楊成武在1967》一書中作了添枝加葉、生動具體的描述。但據當年陳毅的秘書杜易說：“其實，根本沒有那回事。眾所周知《毛主席語錄》總共只有270頁，陳毅在挨批的時候，造反派們無中生有地橫加‘罪名’，他怎麼能再編造這麼一條‘語錄’作為擋箭牌呢！如果編這麼一條語錄，豈不是又要罪上加罪！我認為，當時流傳這個故事，是正直的人們肯定陳毅是一位好同志，為陳毅挨批抱不平，希望毛主席出面保護陳毅，為陳毅說句公道話。”當時任外交部西亞非洲司司長的柯華也說：“實際上沒有這麼回事。”“這個流傳甚廣的傳說卻可以說明，人民群眾對陳毅不屈的精神是多麼敬佩和愛戴。”

（何蜀　任兆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