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魯的道歉與反思

陳小魯,陳毅之子,近日由於為“文革”道歉而引發輿論熱議。

去年十月,陳小魯回到母校北京八中,作為該校老三屆同學會會長,與學生代表們一起,為“文革”時期的所作所為,向當年的老師“公開而正式”地道歉。當時,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學生領袖、革委會主任。

陳小魯表示,這次公開的道歉源于對“文革”的長期反思。他認為,自己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

新聞事件

去年5月,老同學計三猛給陳小魯打電話。他說當年的生物老師趙榮尊告訴他,“當年教過你們的老師,每年都有去世的,一個個地都凋零了。”

老師的話讓計三猛和陳小魯感到,“再不道歉就來不及了”,組織一場聚會的想法也由此產生。

陳小魯沒有想到,這件很私人化的事情會在不久後引起關注。8月19日,一封落款人為陳小魯的“道歉信”出現在“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內部博客上。很快,博文被媒體發現。

“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和很多人想像的不同,這封所謂的“公開道歉信”其實只是陳小魯回給同學會秘書長黃堅的一封私人郵件。

那一年,陳小魯剛滿20歲,上高三。他所在的八中是北京市重點中學,學生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幹部子弟,因此也被稱作“政治起家”的學校。

1966年,“文革”爆發,學校停課。6月9日,一張大字報貼在八中裏,揭發說學校的一個工友因生活艱難而賣血。“這在當時是很煽情的,我們覺得校領導太沒有階級感情了。”陳小魯記得,當時全校群情激憤,學生們把校領導揪到水泥臺上批鬥,底下站滿了人,有的初中生還戴著紅領巾。

校領導靠邊站後,陳小魯自然而然地成了造反學生裏的領袖人物。他在全校教師大會上代表學生講話:“過去有出戲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後來,各個學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則成立“校文革”並選舉了革委會主任。在八中,陳小魯得了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滿票通過。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

陳小魯在回復黃堅的郵件裡寫道:“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的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我確實沒想到,他看到這個東西後會有這麼明確的表態。”黃堅說,此前也曾接觸過私下裏向老師道歉的校友,有的人“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師道歉”。但陳小魯的反應仍然讓他感到“很不簡單”,“因為陳小魯本人沒打過人,他也公開反對打人”。

他們的老師趙榮尊曾經提起,當年,幾個初中學生把她堵在教室裡,要給她戴高帽、剃陰陽頭。湊巧路過的陳小魯攔下了這些少年,“你們可以批,但不許揪鬥,不許剃頭”。後來,趙榮尊挨了一個多小時的批鬥,陳小魯也陪在她身邊站了一個多小時。

但北京八中的局勢還是一天天變壞下去。死亡很快發生了。一天,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上吊自殺。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47年後,陳小魯在回復給黃堅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是沒有打人,但我還是造反了”

2013年8月24日,學者張鳴發表了一篇題為《對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懺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寫道:“不止’紅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或深或淺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參與過傷害別人……但是,不知怎麼一來,所有人突然之間都變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個民族,幾億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只有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這樣一來,一場持續十年、捲入幾億人的災難,除了幾個死掉和在監獄裡的人之外,在現實生活中,就沒有了加害者。”

採訪中,陳小魯談到這個問題,“我是沒打人,但我還是造反了,這一條我就錯了。”

“他就講,正式道歉這個事情很重要,要盡快做。對那些身體不好走不動的老師,他想登門拜訪,一個個去看。”黃堅說。

知道學生們要來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長溫寒江很高興。他89歲了,但交談起來仍然興致勃勃。只在偶爾提起那段舊時光時,他臉上的神采才整個兒黯淡下來,“音樂堂那次批判會之後,我被打了3個小時……”

“那次批判會是我組織的,影響很壞,因此我想向您當面道歉。”陳小魯說出了那句埋在心裡很久的“對不起”。

“這不能怪你們。”溫寒江擺擺手說,“’文革’中的錯誤不能簡單歸咎於哪個人,更不能由你們這些學生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