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晚年的政治革新

政經分離的臺灣發展模式

為了實現國家獨立、民族富強,孫中山高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大旗,借鑒歐美的民主制度,設計了“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的政治過渡制度。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國民黨政權開始推行訓政。1946年底,《中華民國憲法》頒佈,決定在一年後實施憲政,實行縣市長、縣市議員直選,落實地方自治,省長直選,直選國大代表,召開國民大會,間接選舉總統。

《中華民國憲法》因內戰開打,無從真正落實。蔣介石對這部擴張民權、限制總統權力的憲法,內心持排斥的態度。1948年,蔣介石當選總統後,以國家處於戰爭狀態為口實,頒佈了“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來擴大總統的權力,不受該憲法的約束,《中華民國憲法》的大部分條款被凍結。

1949年,蔣介石政權退據臺灣,實行軍事戒嚴,嚴密管控臺灣社會。面對臺灣民眾要求直選的呼聲,蔣介石政權於1950年推行縣市長直選、縣市議員直選,落實地方自治,開啟了臺灣戰後的基層民主。加上新臺幣改革、土地改革、國民黨改造、美國的軍事援助等,蔣介石政權終於在臺灣穩住了陣腳。

通過30多年的基層直選,臺灣形成了一套較為嚴密的基層選舉制度,民眾得到了初步訓練,一些非國民黨籍的精英,通過選舉,參政議政,與國民黨展開博弈,動員群眾,競逐政治資源。蔣介石為了標榜民主,甚至下令黨外人士可以當選臺北市長,黨外人士高玉樹能夠當選臺北市長,與此大有關聯。

當然,這種基層民主與臺灣民眾要求全面直選、回歸憲政仍然有相當大的距離。為了維護“法統”,穩固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蔣介石政權下令,“總統”、臺灣省長、“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等不能直選,人民不得組黨、不得辦報,言論自由遭到嚴格限制。

國民黨政權吸取了在大陸失敗的經驗教訓,採取了政經分離的發展政策,嚴厲限制上層民主政治,一黨獨大,採用有計劃的自由經濟政策,強調均富,扶植民營企業的成長,大力發展經濟,創造了臺灣經濟奇跡。絕大多數民眾分享了臺灣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果實。

這種發展經濟、約束民主政治的政經分離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成效顯著。國民黨政權以發展經濟為第一要務,政策制定傾向維護公營企業、大財團的利益,壓抑了臺灣中小企業的成長空間。

臺灣社會求變求新

伴隨著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臺灣的社會結構也在發生變革,由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新興的工商社會,新興的都市勞工階級、中產階級取代鄉村小農,成為社會主導階級。臺灣民眾在解決了溫飽問題後,政治意識覺醒,開始爭取自身的政治權益。一批接受西式教育的知識份子成長起來,不滿現實,嚮往理想的社會制度,具有獨立人格與批判精神。社會大眾在享受經濟果實後,希望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獲得在民主政治中應擁有的自由,對國民黨支配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發出重新分配的要求。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臺灣社會運動迅速發展。許多民眾展開自力救濟運動,包括“公民不服從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學生運動、宗教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等,在方式和訴求手段上逐漸升級。國民黨政權那種封閉、管制式的統治體制已不能適應社會多元化的趨勢。採取武力鎮壓來管控臺灣社會,也不利於國民黨統治的穩固。

臺灣政經分離的發展模式是階段性的,而非全程性的,隨著臺灣社會的急劇變遷,弊端顯現出來。先改善民生、再談論民主,甚至只談經濟、不談政治,加劇了政治結構的保守性,限制了市民政治的成長。為了實現臺灣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新興的中產階級要求糾正政經分離的臺灣發展模式。

20世紀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期,伴隨著臺灣經濟的高速發展,新興的中產階級強烈要求政治改革,解除戒嚴體制,廢除黨禁、報禁,回歸民主“憲政”。他們指出,由於公權力腐敗濫用,臺灣社會的公信力日益破損,民眾認同危機的根源是國民黨政權僵化、保守的政治制度,已不適應現實生活的需要。他們主張在現行體制內,逐漸推進政治變革,減少負面影響。

國民黨政權長期壟斷臺灣的主要政治資源,為了維護其統治,以大陸軍事威脅為口實,編造出一整套壟斷權力的意識形態,散佈政治民主化“有礙社會穩定論”、“政治民主化破壞經濟發展論”、“政治民主化協助中共亡台論”等。

對此,一些臺灣學者呼籲,臺灣民主政治的客觀條件正在形成,民主與社會穩定的問題已不是學理問題,而是政治利益與權力分配問題。臺灣社會的多元化造成利益與訴求的多元化,導致政治結構的多元化。國民黨“以安定求進步”的政策必須調整,民眾要求“在進步中求安定”,應改革政治結構,廢除“臨時條款”,恢復言論、結社等“憲法”人權,重建法統,建立有效的權力制衡的政治架構,把原本屬於人民的權利重新還給人民,實現臺灣政治民主化的關鍵在於國民黨的自我革新。他們強調,政治改革並不意味著否定國民黨的成就。國民黨應把其標榜的革命民主政黨,轉型為民主憲政黨。

蔣經國暮年強推政治革新

蔣經國自幼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教育,有著扶危濟困的入世情懷。年輕時,赴蘇聯求學、工作,嚮往共產主義,公開批判蔣介石政權背叛革命,深受史達林模式的影響,也體驗到史達林模式的種種弊端。回國後,他在贛南推行新政,實踐社會主義,招來“親共容共”的非議。1948年,上海打虎,他想管控自由經濟,限制物價,幫助底層民眾,因缺乏大量物資,物價改革遭到徹底失敗,碰得灰頭灰臉,方知單靠行政力量,不足以管控市場經濟。

蔣經國在臺灣政壇,早期主管特工、情治系統,與軍隊關係較密切,給人以神秘莫測及恐怖的印象。1972年,他出任“行政院院長”,走上政治前臺,搞十大建設,興建基礎設施,大力發展經濟,強調均富,“向上發展、向下紮根”,與廣大民眾打交道,傾聽民眾的呼聲,來改善民眾的生活水準,成效顯著。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去世。蔣經國出任國民黨主席。1978年任“總統”。全面執政後,蔣經國奉行“反共複國”政策。中國共產黨首倡“三通”,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在內的一系列對台方針政策,在軍事上主動採取降低敵意的措施,兩岸關係由對抗轉向緩和。世界大勢及臺灣的實力決定了“反攻大陸”極不現實,“中華民國”也無法代表整個中國。國民黨只能在臺灣地區好自為之。面對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呼籲,蔣經國小心應對,其大陸政策出現了一些彈性鬆動。

國民黨在臺灣長期執政,暮氣加重,沉屙日深。作為體制中成長起來的政治人物,蔣經國對國民黨政權體制的弊端認識頗深,發起了革新保台運動,重用台籍青年才俊,引起黨內保守勢力的猜忌。在自身合法性未解決前、權力基礎未穩固前,貿然強推政治革新,是十分危險的。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蔣經國不得不與黨內的保守勢力妥協,嚴厲鎮壓民間的組黨運動,反對開放“黨禁”、“報禁”。

面對美台“斷交”,國民黨政權面臨法統危機,人心思變。大陸改革開放,緩和兩岸關係,對國民黨政權造成很大的衝擊力。國民黨因長期壟斷政權,用人保守,貪汙腐化,“江南案”、“十信案”等相繼爆發,民眾對國民黨政權濫用公權力、為非作歹的行徑深惡痛絕。

進入1980年代,隨著冷戰的緩和,亞太地區出現了一股民主潮流,韓國持續不斷的學生運動,掀翻了全鬥煥政權。1986年,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拒絕民眾的變革要求,人民被迫起義,馬科斯只得倉皇出逃。臺灣在政治結構、經濟發展等方面與菲律賓、韓國有相似處。

面對來自島內外的政治壓力,國民黨政權若維持舊有的政治體系,不放棄任何政治資源,不向反對勢力妥協,或可繼續執政幾年;若順應歷史潮流,實行革新,放棄部分利益,有可能渡過難關。盱衡島內外的變局,蔣經國深知,臺灣社會已到了政治變革的臨界點,與其坐等人民自發行動起來,推翻國民黨政權,不如順應時勢,主動自上而下地推動政治革新,放棄部分政治權利,來延續國民黨政權的統治。

1984年2月,國民黨召開第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名蔣經國為中國國民黨第七任“總統”候選人。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兩人高票當選。

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不可避免。針對蔣家人是否會繼承大位,為了打消民眾的質疑,1985年12月25日,蔣經國在“行憲紀念日”發表談話,“這一年半中卻發生了許多災難。這些災難,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為的,但是都為國家和同胞帶來了不少的損害。經國為此而感覺到寢食不安。今後,只有一本任勞任怨,奮發圖強的決心,繼續奮鬥,來克服一切的艱難,開創國家光明的前途”。關於“總統繼承者的問題”,他表示,“所以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有人或要問,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復是:不能也不會”。關於“軍人幹政”問題,“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式來統治國家?我的答復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莊大道,絕對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能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蔣經國的講話表明,國民黨政權有回歸“憲政”的勇氣與決心。

蔣經國將于右任贈的對聯作為座右銘:“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晚年,糖尿病纏身,他幾不能直立,靠輪椅代步,自知來日無多,為國民黨長久利益計,不能不採取更適應潮流的做法。“向歷史交代”的心理也對蔣經國的行為產生了影響。

1986年3月29日至31日,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3月30日,通過了《承先啟後,開拓國家光明前途》。該議題包括了國民黨對內外情勢的認識,革新的目標與內容,革新的基本要領等。

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革新內容,包括“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和生活建設”、“教育建設”、“國防建設”。其中“政治建設”的具體內容是,“發揚法治精神,整飭政治風氣,積極保障人權,清除特權,肅清貪汙;籌議加強充實中央民意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