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蔣主政臺灣時期,國共曾多次商談祖國統一

國民黨自1949年潰逃到臺灣後,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先後主政時期,一面高喊“反共複國”的口號和堅持“不談判、不妥協、不放棄”的“三不”政策;而另一方面為種種情勢所迫,又不得不屢屢與大陸探求和談統一的可能。

1950年,臺灣情勢岌岌可危,蔣經國即派李次白到上海與陳毅面洽國共兩黨實現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據李次白的夫人許念婉著文透露,李次白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六期,與戴笠同學,畢業後一直在戴笠手下做事。戴笠乘飛機失事後,李脫離軍職到臺灣做生意。蔣經國選中李次白擔當此任,可能一是因為李曾長期幹過秘密工作;二是陳毅的哥哥陳孟熙是李次白的七妹夫;三是李早年與陳毅亦有往來。當年6月底,蔣經國在臺北市青田街1號胡偉克(胡當時任“總政治部少將副主任”)公館約見李次白,交代任務,並約定以“表妹的婚事成否”為暗語代表和談成敗傳遞信息。嗣後,李即經由香港赴上海,由陳孟熙引見陳毅。陳毅在家設宴接待,李轉達了蔣經國的和談意願,希望兩岸能和平統一,最低限度大陸現在不要進攻臺灣。陳毅當時答復:“為時尚早,現在不談這些,以後還有機會。至於臺灣,讓他爛下去好了。”不久,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蔣政權撈到了這根救命稻草後,就令李次白暫留大陸待命。一年後,臺灣當局停發了李次白家屬的生活費。後來,李次白在大陸因特務的罪名入獄判刑,刑滿後回四川老家,1980年抵香港,請求返台未准,流落香港8年後,鬱鬱而終。

1956年春,章士釗先生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帶著中共給蔣介石的信到香港,會見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少炎。許即飛往臺北,將信面交蔣介石,並向蔣詳細報告了與章士釗會商的情況。蔣介石反復看信和聽取彙報後,沉默無語。1957年春,蔣介石突然召許少炎回臺北,在“總統府”與其進行了長時間密談,並選定宋希濂的胞兄宋宜山與中共方面接觸。

1957年4月,宋宜山以探親的名義由港入京,受到周恩來的接見,並與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就第三次國共合作、祖國統一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商談。李維漢提出了中共方面關於合作的四項基本條件:

一、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二、臺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

三、臺灣地區的政府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

四、美國軍事力量撤離臺灣海峽。

宋返港後,蔣介石讓他寫一書面報告,宋即寫出一個1.5萬字的報告交許少炎轉蔣。蔣看後大為不悅,因報告中對中共和大陸的成就多有讚揚,認為宋已被“赤化”,加之大陸此時已開始“反右”,蔣介石便中斷了這一和談途徑。

與此同時,還有另一位神秘人物,穿梭於兩岸之間,他便是曹聚仁。曹先生年輕時是章太炎的高足,還是魯迅的朋友,著有《魯迅評傳》、《魯迅年譜》等書。蔣經國在贛南時,他應邀擔任《正氣日報》的主筆和總編輯;蔣經國在上海“打虎”時,他充當了得力助手。大陸解放後,他雖蟄居香港,然名噪海內外。

1956年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第一屆第三次會議上說:“現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候,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它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周總理說此話時,其實已對曹聚仁的行程做了具體安排。

7月1日,曹聚仁即由香港跨過羅湖橋被迎進京。16日,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陳毅、邵力子、張治中出席作陪。隨後,周、陳與曹在一艘遊艇上進行商談。當曹問總理“你許諾的‘和平解放’的票面有多少實際價值”時,答復是:“實際價值與票面完全相符……臺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雙方完全可以合作……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它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10月3日下午,毛澤東在懷仁堂接見曹聚仁。在談到蔣介石的時候,毛澤東肯定了蔣在某些歷史時期的作用,並表示準備與蔣再次握手的想法。此後,曹與臺北方面多有秘密聯繫。

1965年夏,臺北傳來信息,蔣經國將專程赴港接曹去臺灣。曹即直飛北京,與中共方面商討了談判的大綱要目後,匆匆趕回香港靜候蔣經國。

9月26日,也就是李宗仁在北京舉行回歸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的同一天,蔣經國赴港接曹。曹即驅車至碼頭,乘快艇到海面,登上蔣經國所在的輪船,急駛臺灣。船一靠岸,即改乘等候在此的直升機飛台中日月潭蔣介石的官邸。蔣介石在蔣經國的陪同下,接見曹聚仁,經過幾次密談商討,達成六項條件:

一、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建議北京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沐邑。

二、蔣經國任臺灣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方面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它政務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行洽商。

三、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四、臺灣省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在廈門、金門地區,三個師駐臺灣。

五、廈門與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臺北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臺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的。

六、臺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當時的商談是在極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自始至終就他們三個人,雙方約定不洩露一個字。後因曹聚仁需物色第五項中的雙方認可的市長人選,而求助一個叫王方的人,不得已向他透露了這六項條件的內容。

曹回港後,迅即將情況報告了中共,認為只待北京方面認可,臺灣方面將派代表赴大陸做最後商量,統一大業即待告成。然而,當此事正在進行之際,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運動波及臺灣,蔣家父子由疑慮而變了主意,談判就此中斷。

上世紀70年代初,大陸取代臺灣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中美聯合公報發表,中日關係改善,20多個曾與臺灣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也紛紛與之“斷交”。在這一形勢下,毛澤東、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此時,曹聚仁已於1972年7月2日因癌症病逝。92歲高齡的章士釗再度請纓擔此重任。1973年5月25日,章士釗從北京乘專機飛港,周恩來親自到機場送行。章至港後因活動頻繁,興奮過度及對香港氣候不適,加之年事已高,至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7月1日抱憾辭世。

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和談使命交給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即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發出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的信息。其時,可能是因為蔣介石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也許是陳立夫心情急切,在中共方面還未回應的情況下,陳立夫便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發表在香港的報紙上。文中殷切歡迎毛澤東或周恩來訪問臺灣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效仿北伐和抗日時期兩黨合作的先例握手言和。可惜時不我待,蔣介石於1975年4月5日去世,毛澤東也在次年9月9日與世長辭。兩位老人未能再次握手。

1980年2月15日,中共方面以全國政協的名義發出致臺灣同胞春節慰問信,希望臺灣各界人士敦促國民黨當局接受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首先實現通郵、通商、通航。

1981年國慶前夕,亦當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全國人大葉劍英委員長在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講話中說:“為了儘早結束中華民族陷於分裂的不幸局面,我們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2周年招待會上也重申了這一主張。

198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召開,在應邀與會的人士中,來自香港新聞界的沈誠最為搶眼。他是蔣經國的同鄉,抗戰時期在蔣經國組建的青年軍中任師長,到臺灣後任蔣經國的“機要秘書”,退職後在香港創辦《新香港時報》。沈誠在與會前到臺灣請示蔣經國,蔣表示:“既不鼓勵,也不禁止。”同時托他去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現場照片”。實際上是批准了他的大陸之行。沈誠抵京後先後受到葉劍英和鄧穎超的接見,探討了國共和談的可能性,還受託向蔣經國轉達中共的和談誠意。沈誠返台後一一向蔣作了彙報,同時也將他在溪口所拍攝的保護完好的蔣氏故居和祖宗墳墓的照片交給了蔣經國。

1982年3月9日,大陸開始寬大釋放原國民黨縣團以下黨政軍特人員。

同年7月24日,廖承志副委員長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廖承志致蔣經國的信》。8月17日,宋美齡在臺北發表《給廖承志的公開信》,表示堅持“三不”,還勸廖承志“敝帚自珍,幡然來歸”,廣受海內外輿論的批評。

1983年,蔣經國看到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的大好情勢,告訴同僚“中國會有偉大的未來前途”,還對德國《明鏡週刊》的記者說過“重建一個自由、民主、統一的中國,既不是夢想,也不是幻想”的話。

1985年6月11日至16日,黃埔軍校同學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致同學書,呼籲海內外校友發揚黃埔精神,按照“一國兩制”設想,促進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為祖國統一作出貢獻。此時此境,蔣經國他一方面面對中共的誠意,另一方面深知自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因而焦慮著怎樣步其父的後塵,尋找與中共和解的渠道,以了卻“向歷史作出交代”的心願。其間,沈誠一直充當往來兩岸的“密使”。1986年夏,沈誠將他在臺北擬定的《國是宣言》呈交蔣經國,在此基礎上又擬定了《國是建議備忘錄》。在蔣經國的默許下,沈於當年8月將備忘錄交給中共方面,其主要內容有:

一、分析兩岸兩黨對當前“國是”在觀點上的異同;

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