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年”與“舊新年”

1913年是陰曆癸醜年，原本該臘月二十三就封印的官府，卻在“舊新年”裏遵命如常辦公；但在“新新年”那一日，則好好地熱鬧了一番:“北京自總統府國務院以下，外省自都督府民政府以下，相與懸旗結彩，脫帽鞠躬，歡呼民國萬歲者，何等興高采烈。”

但除了官府外，北京城裏並無多少過節的氣氛，普通人家的日子一如往常。元旦期間，《大公報》記者在街頭進行了隨機採訪，民眾對這個新年大多瞠目以對，“然起視人民，一若不知有新年也者，一若不知有元旦紀念也者”。臨近臘月了，北京人想的是隨後而來的“忙年”，根本沒將官府定下的“新新年”放在眼裏。

之所以出現這般各行其是的局面，與民國元年突如其來的曆法改革大有關係。在1912年民國新政府成立的次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便頒佈了命令:“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看上去，沿襲了幾千年的夏曆，就要被這一紙通令宣告廢止了。

“大家來鬧新元宵”

為了使民眾瞭解新曆法，更為了確立“易正朔”的合理性，沒來得及在元旦大張旗鼓慶祝的南京臨時政府，決議於1912年1月15日補行慶典。

可中國人的習慣是名正方能言順，這個不倫不類的慶祝日該如何命名，才能讓百姓認同呢？如果依據常理推斷，既然元旦成了新年第一日，半個月之後便該是元宵節了吧？

果然，報紙上都在呼籲“大家來鬧新元宵”，15日那一天的所有慶祝活動依照的也都是元宵節的習俗。上海各中學都放了假，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廨也停理讞政一天。入夜後一些城區還有提燈遊行，引來無數路人旁觀，聲勢可謂不小。

可老天爺似乎並不給新曆面子，“元宵節”的夜晚天空沒有月亮，畢竟那天只是陰曆的十一月二十七日。看不到滿月、吃不上湯圓的元宵節自然也沒有什麼節日氣氛。

其實，比沒有月亮的“元宵節”更大的問題早就來了。

“商界中人莫不倉皇失措”

1月2日孫大總統的改曆命令剛剛頒行，3日的《申報》上就登載了這樣的消息:“商界中人，咸以往來賬款，例於年底歸來，今驟改正朔，急難清理，莫不倉皇失措，即民間一應習慣，亦不及驟然改變，鹹有難色。”

過去商戶們的銀錢貨物往來，憑的是交情與信用，常常是見貨不見銀。等到陰曆年關，再拿著賬本一總結算。本來還有一個多月才到結賬的日期，如今臨時政府的改曆令突如其來，商家們措手不及，放賬的、欠錢的自然都急得如坐針氈。

鑒於民間抱怨之聲四起，新任上海都督陳其美不得不下令:“滬上各商店往來債款，仍於陽曆二月十七號即陰曆十二月三十日，暫照舊章分別結算收還，以昭公允。”

有了地方長官的親口許諾，商家自然不再將新曆放在眼裏。各個行業商會雖然遵令協調，但大多只是做些表面文章，老規矩仍然通行無礙。唯獨便宜了那些放高利貸的不法之徒，知道年關未至，還不起欠款的老百姓還沒有離家躲債，正可以打著新曆的旗號上門催逼。

“不曰頑固，即曰反對民國”

當然，這些錢物上的糾葛畢竟只是小麻煩，稍加調整便能解決，老百姓固有的習慣卻非旦夕可變。

陰曆之所以在中國通行千年，主要在於其上應天時，下洽人事，人們的秋收冬種、日常起居、婚喪嫁娶，無不與節氣曆法緊密相關。至於端午、中秋、重陽這些令節，“小之為神話為歷史，大之則為文化之所系，非可根本抹煞者也”。平頭百姓和清室遺老畢竟不同，沒有那麼深切的家國之歎，之所以堅守舊曆、冷對新曆，無非是積年的習俗使然。

不過，在民國元年那個革故鼎新的特殊時期，即便是最普通的生活細節，也往往會與時代風雲扯上關係。“論者謂改用陽曆，商人漠不關意，不曰頑固，即曰反對民國”，不支持新曆就等同於不支持民國，曆法上的新舊抉擇，便如此順理成章地逾越了習俗的範疇，而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

“陰曆新年期間必須照常辦公”

在堅定的改革者看來，國家“正朔”是大道之所在，與此相比，老百姓的生活習慣只是小節。在“大道”的影響和左右下，自然是必須做到“新者即行，舊者自廢”的。這就不難理解，為何自民國二年開始，有些地方官府為推行陽曆，嚴令禁止民間過陰曆新年。為此政府制定了新規，要求機關、學校、報社等機構，只在新曆元旦放假，陰曆新年期間必須照常辦公。

可除夕合家團聚的習俗實在不易改變，即便是鼓吹陽曆最熱情的《申報》，在舊曆新年到來時，依舊“承社會之習慣，即停刊一星期”，上海、北京的各大報刊也莫不如此。

原該令行禁止的政府部門，同樣在私下裏陽奉陰違，陰曆年節雖未停止辦公，但常常是屋在人空。就連參議院的會議也鬧出了議員大量缺席的烏龍，“因人數不足，延期三鐘之久，仍不能足法定人數”，只緣於當日是“陰曆大除夕”。

“新舊二曆並存”

顯然是意識到了政令易下，舊俗難除，1912年1月13日，南京臨時政府下令內務部編印民國元年的曆書時，便規定了三條重要的宗旨:一、新舊二曆並存；二、新曆下附星期，舊曆下附節氣；三、舊時習慣可存者，擇要附錄，吉凶神宿一律刪除。這其中最關鍵的一點，便是默許了舊曆的存在，也同時埋下了“新舊二曆並存”的伏筆。

由於民國政府的極力提倡，曾經“於人民無與”的元旦，確實一年比一年熱鬧了起來。在北京，每到元旦日，總統府門前便會張燈結綵，前門東西車站綴滿電燈，放假的男女老幼結伴出遊，東安市場裏人山人海。上海南京路的商鋪在元旦也一律高懸國旗，停市休息。向來做為官府禮儀之用的賀年片，也慢慢地成為了上海民間互致問候的新年禮物。

但在普通百姓的心中，這仍然是“官家的新年”，湊的也只是官家的熱鬧。正如民間通稱陽曆為“官曆”，陰曆為“民曆”，官派與民俗的分野，或許就是新曆始終難以取得完勝的關鍵。一言以蔽之，“新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舊曆之新年，乃社會的新年”，與民國的誕生相伴而至的陽曆，註定難以改變自身的官派色彩，“可見政治之勢力不及社會也”。

清政府也曾經考慮過改曆

事實上，在晚清西學觀念的影響下，清政府也曾經考慮過改曆，並計劃在宣統三年(1911年)“更用陽曆”。只不過隨後武昌起義爆發，中華民國成立，改曆已不再是內部革新的小事，而成為新舊時代的分際線。

可傳統的力量是持續而強大的，新舊的對立也並非想像的那麼清晰簡單。“你愛摩登，可遵新曆；我是老朽，且從夏制”，民國元年的曆法變革，最終呈現出這般妥協的姿態，卻是這個新舊雜糅的時代最合適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