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昆明恐襲談到旅遊部長會議安保問題 從昆明恐襲談到旅遊部長會議安保問題

特首崔世安在赴京列席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開幕式之前,主持了「APEC」旅遊部長會議籌組委員會會議,商議承辦工作計劃,並指示各部門全力以赴完成國家委託的任務,竭力確保在安全的環境下承辦好今屆「APEC」旅遊部長會議,各部門須在安保工作、會議安排、財務支出、人力資源、場地安排、賓客禮遇、宣傳資訊等多方面作好評估及佈置,並繼續與國家旅遊局及外交部等相關部委保持密切溝通,聽取意見,合力做好籌備工作。

這顯示,正以本欄日前的分析,儘管中央政府以由於「APEC」的會議數量多、涉及面廣,為了確保各類各次會議會期的統籌銜接,需要對一些會議的會期作適當調整等為由,通知香港特區政府,原定在香港特區舉行的「APEC」財政部長會議,改在九月下旬之後在北京舉行,但同一理由並不適用於澳門特區,亦即中央並沒有改變將「APEC」旅遊部長會議分派給澳門特區舉行的計劃。

其實,中央將「APEC」旅遊部長會議分派給澳門特區舉行,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阻力的,其中最關鍵的問題,一是澳門並非「APEC」的會員體,不具舉辦「APEC」各類會議的資格;二是「APEC」的各級會議,從來沒有「跨域進行」的先例,因而不宜專為澳門破例。--按照「APEC」本身的規例,和「WTO」的體制,澳門作為獨立關稅區,自然成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與作為國家主權經濟體的中國,在此領域上是有所區隔的。正如中國和「中國澳門」分別加入「WTO」,因而「中國澳門」可以自行派出駐「WTO」的辦事處,自行組團出席「WTO」的各類會議,甚至還可自行申請舉辦「WTO」的次級技術性會議那樣,而不是像「世界衛生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中心」等國際組織那樣,澳門特區是參與中國代表團的運作。因此,既不是「APEC」會員體,而且在「WTO」體系中是屬於單獨經濟體的中國澳門特區,能夠獲得「APEC」旅遊部長會議的承辦權,是經過中國中央政府一番努力,說服了「APEC」秘書處,才能成事的。對此,澳門特區的官民,都應該衷心感謝中央政府,並以辦好「APEC」旅遊部長會議的實際行動,回報中央政府的關懷和支持。

實際上,中央決定取消「APEC」財政部長會議在香港舉行的計劃,就是出於兩個原因:其一就是「中國香港」本身就是「APEC」的會員體,自己完全有權直接向「APEC」申請舉辦除開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雙部長會議以外的各類專業性和技術性的會議,包括財政部長會議在內,而無需由「APEC」架構體系內的另一個會員體中國(儘管是主權國家經濟體)分派舉辦「APEC」的專業性或技術性會議。其二當然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那就是擔心「佔中」行動拖延日久,釀發像烏克蘭、泰國那樣的暴亂。實際上,依烏克蘭、泰國的經驗教訓,即使「佔中」的組織者在主觀願望上是希望能夠以和平方式進行,但不排除會有某些標榜「港獨」的激進分子,利用「自媒體」等先進通訊工具,煽動號召志同道合者渾水摸魚,在「佔中」現場衝擊打砸周邊商業機構和路人,而致釀成暴亂。而「佔中」計劃於七月間開始,並將長期拖延下去,這與原計劃於九月十日至十二日舉行的「APEC」財政部長會議正好「撞期」。既然會議的安全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就不如避開。這與年前「WTO」第六次部長會議在香港舉行,韓國的農民前往請願遊行,性質完全不同。

那麼,「APEC」旅遊部長會議在澳門舉行,是否也有安全問題存在?本來,倘是以香港的「佔中」行動為「對照組」,澳門應是不成問題,因為澳門的反對派並沒有那麼激進。至於香港激進反對派要到澳門搗亂,完全可以運用《內部保安綱要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機制,「拒敵於門外」。但昆明恐怖襲擊事件,卻使得人們對「PAEC」旅遊部長會議安保形勢的評估,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

實際上,就如內地一些反恐專家分析,國際恐怖組織施行恐襲暴行的特點規律,就是針對薄弱環節滲透、尋找發動恐襲可能;他們拿起武器就是恐怖分子,放下武器卻能隱身於普通市民中,難以識別。而且現代社會交通便利,暴徒容易在各地流竄。澳門特區如同昆明一樣,遠離新疆,說不好在他們的心目中,也是屬於「薄弱環節」,為了製造國際性的恐襲事件,不排除會籍著「APEC」旅遊部長會議在澳門舉行之機,以為平安慣了的澳門麻痺大意疏於防範,因而跑來澳門實施其反人類的暴行。何況,多年前警方就曾接到過有幾名「疆獨」組織青年成員在澳門活動的情報。更值得注意的是,在「APEC」的會員體中,印尼、菲律賓等國家內部,回教極端組織活動猖獗,曾經發動過恐怖爆炸等事件;而泰國不久前也發生了為時較長的暴亂。這些暴力組織的成員,是否也會跑來澳門,針對其國家的旅遊部長及其他官員,施以恐怖襲擊?這都不得不防。

這單靠澳門特區本身的警務隊伍,將是難以應對的,有必要依靠國家的安保力量。--既然「APEC」旅遊部長會議是國家分派給澳門特區承辦,國家當然也須負起安保的責任。因此,澳門特區政府在進行「APEC」旅遊部長會議的籌備工作,在與國家旅遊局、外交部洽商的同時,也宜與公安部以至是節制中央警衛局的中共中央辦公廳洽商會議的安保事宜。

這無關澳門特區警務隊伍的「面子」問題,倘「APEC」旅遊部長會議的安全有什麼「冬瓜豆腐」,澳門特區以至中國中央的「面子」。將更是蕩然無存。由此,筆者回憶起一件往事:在澳門回歸前夕,中葡聯合聯絡小組在商談中葡兩國的澳門政權移交大典的細節中,安保議題成為重要一環。中方擔心在出席典禮的國際嘉賓中,有一些領導人可能是各種國際恐怖勢力襲擊的對象,而「藏獨」、「疆獨」也可能會插上一腳。面對如此艱巨的安保任務,單靠澳門的幾千警力及「初級階段」的裝備不足以應對,希望能安排中央警衛局的精銳兵員進駐,在政權移交大典的外圍實施警衛,但葡方為了「面子」而予拒絕。對此,本欄奉命為文分析,無論是大典舉行地點的地形地貌,還是警力及其裝備的實際情況,澳門都比香港脆弱得多。倘萬一出事,首先「面子」受損的就是葡國。中方以本欄的文章作為社會輿論壓力,終使葡方讓步,承允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午夜之前,允許中央警衛局的兵員不攜帶武器提前入駐澳門,在新口岸新填海一帶進行外圍警衛(回歸日前夕新口岸新填海一帶就有一些穿著黑西裝的「小平頭」在執勤);至於十二月二十日零時之後,他們是否攜帶武器,那已是中國「話事」,葡方管不著。現在,國際反恐形勢比回歸時複雜得多,澳門特區更是要借助中央的安保力量,做好「APEC」旅遊部長會議的安保工作。

今年一月二十四日,內地公安機關與澳門警方第十七次工作會晤在澳門舉行,議題中包括了內地公安機關將為澳門舉辦「APEC」旅遊部長會議提供協助,應是可以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