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遺產”，不只是物的概念，更重視精神的凝練與傳承

從故宮、長城到麗江、平遙，從開平碉樓到哈尼梯田，很多中國人都知道，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世界文化遺產。熟悉“古玩”、“文物”的中國人，在過去30年來已經接受了“文化遺產”這個更加宏闊的概念；每次世界遺產申報，都被公眾關注。

“世界遺產”這個概念，正是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它是一項由聯合國支持、UNESCO負責執行的國際公約建設制度，以保存對全人類都具有傑出普遍性價值的自然或文化處所為目的。

“自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誕生以來，伴隨著世界遺產事業的發展，疑問、思辨、探討和爭議從未中斷。在具有獨特文化背景和語境的東方世界、在中國，尤其如此。”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副主席郭旃告訴記者。 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是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專業咨詢單位，在審定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名單過程中作用重要。而郭旃本人曾任中國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巡視員兼世界遺產處處長，親歷了中國多個世界遺產項目的申請。 業界公認的是，世界遺產這一概念的引入，改變了中國文物保護事業的面貌。大多數人也認可它不僅是文化問題，在很多地方已演變為經濟問題；而在某些特殊案例中，它還可能牽動國際政治的複雜脈絡。

認識文物的終極含義

對於中國高溫不退的申遺熱，郭旃解釋說，這其實是全球範圍內都在發生的一種現象。自1978年開始制訂《世界遺產目錄》後，世界遺產事業一發不可收拾，“跨越族群、民族、地域、宗教、文化，超越信仰、政治和自然環境的局限，全世界各國、各地區的人們，幾乎一致熱捧，使它成為一個重大現象和持久話題。” 世界遺產熱，使文保單位由“冷衙門”一躍成為許多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部門之一。而在郭旃看來，它最重要的價值是使中國人重新審視祖先留下的瑰寶，促動文保界向世界水平靠攏。 所謂“遺產”，不只是物的概念，更重視精神的凝練與傳承。 例如河南登封，既有少林寺、中嶽廟等不同信仰的宗教場所，又有文化場所嵩陽書院，還有觀星台這樣的天文機構，如何將諸多建築歸納在一個主題之下，曾是登封申遺的主要挑戰，並導致其首次申遺被暫緩。 最後經過與外國專家探討，以“天地之中”命名這組建築群，有效利用了嵩山作為上古中國“天地中心”的地位，以“古代中國的世界觀”贏得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專家的一致認可。 另一個例子是藏羌碉樓、村寨以及哈尼梯田，被提煉為“人類的堅韌精神與能力”。 郭旃認為，“世界遺產”的引入，使中國人與世界通行的文化觀接軌，從觀念上認識文物的終極含義。而世界也通過這種渠道更好地觀察中國、瞭解中國。這對於希望外部世界接受自己價值觀、世界觀的中國來說，尤為重要。 最近20多年間，中國文保界一直以世界遺產的引領方向為重要參照系。 比如，當中國討論文物保護是否該包含一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時，世界遺產已經用“文化景觀”來統籌保護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當中國文保人士抗議對歷史文化名城大拆重建之時，世界遺產研究領域又提出了“歷史城市景觀”的概念和保護模式。 中國的文保事業因世界遺產的引入而得到了極大推動——推動的另一面，即是衝擊。

比如有關歷史遺存的“原真性”與“重建”，已經蔓延成為一個社會話題。 另一個重大爭論是，是否要用“文化遺產”取代“文物”這一傳統稱謂，“探討已不止於激烈，而且是很牽動感情了。”郭旃說。 與之相比，地方政府則因世界遺產而大大受益。從華北平原到西南邊陲，都有被世界遺產改變命運的例子。

“外事外辦、內事內辦”

雖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郭旃認為中國的申遺還很難與國際規則接軌。特別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中國人似乎還是“不懂外國人的心”。用他的話說，必須要“外事外辦、內事內辦”。 在公開場合會見外國專家，中方官員常會說，特別感謝對方為中國所作的貢獻。這種中國常見的客套往往會讓對方十分難堪：作為參與評選的專家，可能因此被批評有所偏向。 一些官員對於世界遺產的作用和影響還缺乏真切的認識。更多時候，負責考察的外國專家在中國受到款待，並對此誠懇致謝，但並不會因此就改變專業評價。而這往往被中國人認為“不夠意思”。 最著名的例子是雲南石林申遺時，曾派出幾千人手拿鮮花歡迎前來考察的外國專家。 專家最後在報告中著重提到三點：一是感謝在石林受到了“總統般的待遇”；二是認為當地人對自己遺產的瞭解並不理想；三是認為遺產保護也不理想。最終結論是建議暫時擱置。 郭旃說，隨著中國日益國際化，對於習慣於按國內政策和程序辦事的人們來說，必須儘快適應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簽署一項國際公約後的新情況。

修舊如舊，最小幹預

如何與世界打交道，顯然不僅是中國人在申遺方面遇到的問題。在世界遺產涉及的專業領域內，有不少令郭旃覺得迫切需要改變的地方，它們關係著中國的世界遺產能否為世界所認可，並發揮自己的作用和影響力。 某次文保專家按照“修舊如舊”的原則修復一座古寺廟，“達到了古建修復的最高境界”。結果當地領導很不滿：“修了這麼多年，花了那麼多錢，修了跟沒修一樣！”還有一個省份，一年之內將30多座古塔全部翻新。 雖然存在爭論，但郭旃強調，“最小幹預”是國際上對文物保護、修復的基本要求。他認為，現在很多地方對文化遺址進行大規模重建，而新建的東西無論多好，都會影響遺址的歷史信息，這樣的重建毫無意義。

郭旃強調，作為一項涉及國家形象以及現實利益的重大問題，世界遺產的監測機制還需要更為有力地推進。比如如果有政府部門在一處世界遺產旁蓋樓、破壞其完整性，可能並非文保單位所能阻止。 也許，建立更高級的協調機構是一種有效選擇。目前，只在國家文物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設有專門負責世界遺產事務的處級單位。其中，景區內的歷史建築由文物部門管轄，景區管理則由住建部門負責。 在另一種工作範圍劃分中，國家文物局負責“文化遺產”，住建部負責“自然遺產”和“雙遺產”申報。 但通常情況下，申遺後的管理工作由地方政府負責。 以彩票設立世界遺產專項資金等建議，也都有人提出。而一些地方因世界遺產而獲得的旅遊收入，從未撥發給文保部門。 郭旃認為，加強管理和檢測，以及毫不留情地糾正失誤，是保護世界遺產的根本之道。 申報和保護世界遺產是一條光榮而艱辛之路，借鑒外部世界更新觀念、重新認識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同樣如是。

（山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