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66名“空降”幹部中，目前已有13人升任副部級。其中2013年是這批幹部的收穫之年，在地方工作三年後，這一年共有10人升任副部級。

2010年，中組部組織了66名中央司局級幹部到地方任職，與“掛職”不同，“任職”幹部的檔案、工資關係都全部調走，成為真正的地方幹部。同時中央也從地方選拔了63名廳級幹部到部委任職。此後中組部在2011年、2012年又組織了兩批幹部雙向交流。

第一批66名空降幹部中，南方週末記者通過公開渠道統計到61人的信息，至少有13人已官至副部級。未晉級的官員中，大多也在平級調動中獲提拔、重用。而63名到中央任職的幹部中，提拔為副部級的有4名，大多數尚在原崗位。

這些交流幹部的仕途，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和作用？京官赴任地方，地方官進京任職，仕途進步的快慢有何不同，有何不同的政途路徑？

“宰相必起于州郡”

2010年5月2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時任中組部長李源潮的一篇講話“領導幹部要從基層來到基層去”。講話提到，幹部隊伍中“三門”（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進衙門）幹部多、基層經驗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根據2009年中組部一項統計，中央機關司局級幹部中，來自高校應屆畢業生的高達44.6%。

李源潮引用了古語“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說明基層經驗的重要性。之後中組部決定各中央機關派出60名正局級幹部到地方任職鍛煉，同時也從地方挑選60名正局級官員赴京交流任職。

經過差額選拔，最終確定66名局級幹部調任地方，擔任副省級城市常委、副市長，省直部門正職，地市黨政正職、副職等。

擔任部門領導的，基本要“專業對口”。如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主任郭運德調任天津市文廣局長，國家安監總局四司司長楊富調任廣東安監局長，國防科工局總工吳忠瓊調任遼寧科技廳廳長。

更多的“空降”幹部都擔任了黨政領導，其中擔任了市委書記，或地級市市委常委兼下轄的縣（市）委書記的9人，全部安排在中西部。如貿促會辦公室主任周學海擔任蘭州市委常委兼榆中縣委書記，環保部財務司長舒慶擔任鄭州市委常委兼滎陽市委書記。

66人中有6人生於1950年代，其餘60人生於1960年代。平均年齡46.5歲，最大的時年54歲，最小的是時年41歲的原團中央組織部長萬超岐，調任西藏阿裏地委書記。

與以往“掛職”不同，這次全部是“任職”。其中一位局級幹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過去有到地方掛職的經歷。一般掛職是副職，一兩年就回原單位，有“鍍金”心理，工作深入程度不一樣。任職不一樣——你成為地方幹部了，有的還擔任正職，責任感是不一樣的，對自身來說也是機遇與風險並存，幹好了提拔，幹不好就在地方退休。

現任內蒙古烏海市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的劉惠，原來是供銷總社國際合作部部長，那次集中下派時，他調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兼新城區委書記。他到任一個月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地方接觸的面非常開闊，黨政軍民學各方面都要考慮到，感覺時間不夠用。“對幹部的培養很有幫助”。

2012年5月，中組部召開了一次交流幹部座談會，由團中央學校部部長調任南昌市委常委的李小豹說，在團中央時，很多工作可以按部就班、等領導指示，但在地方，經常是遭遇戰、突擊戰，需要當機立斷的勇氣和實時應變的智慧。

對京官的“愛”與“恨”

作為一種組織行為，這些官員的“空降”是受到地方重視的。

2010年10月31日，昆明市召開副廳以上幹部大會，宣佈張太原、董保同任市委常委，時任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仇和主持會議。而一般宣佈市委常委幹部到任，很少會召開全市副廳以上幹部大會，也很少由省委常委來主持。

當時有三名中央部委的幹部交流到陝西任職，時任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和省長袁純清會見了他們，希望他們儘快轉換角色，這種規格也很少見。

原國家林業局新聞發言人曹清堯那次被交流到重慶，任南川區區委副書記，後來升任區長。曹清堯曾接受媒體採訪說，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對他們都給予了很大期望，地方希望通過他們瞭解中央宏觀政策，中央希望通過他們知道地方在實施政策中的問題。

“地方領導都很歡迎我們。”一位赴地方任職的局級幹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因為中央幹部能給地方帶去更多資源和項目。

這在上海虹口區委書記吳清身上表現得很明顯，吳清此前任證監會基金監管部主任，2010年調任虹口區長，後在2013年升任區委書記。

2012年5月，中組部組織的交流幹部座談會上，吳清說他去虹口一年，虹口在航運和金融業發展中取得了好幾個全國第一，一年內虹口的金融機構增加了九十多家，數量翻番，質量也大幅提升。這被認為是中央幹部優勢的一個典型。

“但地方上同級幹部的心態就不一樣了。”那位局級幹部說，以前掛職時跟地方幹部相處非常融洽，因為不占地方幹部名額，現在任職地方，關係就複雜了，地方官場的機會和職位有限，空降一人就占了他們好不容易騰出的位置。

這位局級幹部到地方工作後，對工作的看法發生了“顛覆性”變化。不能像中央工作時發發文件、搞搞調研了，地方上很多事要反復做工作，對上反復請示，要協調各方關係，“做成一件事很難，要付出很多精力”。

他在中央工作時，同事來自五湖四海，人際關係不太複雜，但到了地方，本地人較多，裙帶關係、人情關係比較普遍。幾年下來，他的心得是“入鄉隨俗，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與本地人打成一片”。

10人在地方任職三年後獲得提拔

按照一名空降官員的書面回復，他們到地方，是“有進步預期”的，希望通過工作上的鍛煉，得到提拔的機會。

在南方週末記者公開搜集到的61人的資料中，最早提為副部級幹部的是喻紅秋。“空降”之前，喻紅秋是全總黨組成員、資產部部長，2010年10月調任貴州省貴陽市委副書記。2012年4月升任省委常委，官至副部，並兼任遵義市委書記，當年11月回京擔任全國婦聯副主席。

2010年10月由國家民委辦公廳主任調任深圳市副市長的陳改戶，也在2012年5月升任國家民委副主任。當年7月，原工商總局辦公廳主任滕佳材在擔任長春市副市長不到2年後，回京升任工商總局副局長。

2013年是這些“空降”幹部的收穫之年，在地方工作三年後，這一年共有10人官至副部級。當年1月冀文林當選為海南省副省長，原審計署企業司司長王常松從吉林松原市委書記升任省高院院長。8月，原財政部財稅司司長史耀斌先後擔任湖南湘潭市長和省財政廳長後，調回財政部升任副部長。

目前首批“空降”幹部已有13人升任副部，其中有9人是去中西部任職的，交流到沿海和東北的只有4人升任副部級。這符合中央提出的幹部提拔向中西部、艱苦地區傾斜的提法。

在13名升任“副部”的人員中，冀文林是個特殊例子。他2010年從國土部辦公廳主任的崗位，出任海口市市長。2013年升任海南省副省長。2014年2月，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落馬。

在中組部第一批組織66名中央幹部空降到地方任職的同時，也組織了63名地方的廳級幹部到中央任職。四年後，無論是被提拔的人數，還是受重用的比例，前者都高過後者。

南方週末記者統計，63名到中央任職的幹部中，提拔為副部級的有4名。如原吉林省監察廳長陳薔，進京後先擔任審計署經濟司司長，後於2012年1月擔任中紀委駐審計署紀檢組長。原遼寧阜新市委書記姚志平於2012年擔任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副書記。

大多數由地方到中央任職的廳官，四年後都還在原崗位，少數平級調動。如原重慶人社局局長張季，開始時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社會研究局局長，目前改任辦公室主任。

從中央調任地方的幹部中，許多人雖然沒有官至副部，但都獲得了重用，如李小豹由南昌市委常委提拔為萍鄉市長，原國家林業局新聞發言人曹清堯也從重慶南川區委副書記提拔為區長。此外至少還有10人已從最初的市委副書記或市長，被提拔成了市委書記。

南方週末記者統計到的61人信息中，4年內職位沒有變動的只有8人，其中包括生於1969年的萬超岐。

“大多數都回原系統升官”

升任副部級的13人中，分析履歷可以看出，在地方獲提拔的只有3人，分別是喻紅秋、冀文林以及曾任工信部運行檢測局局長、現任青海副省長的辛國斌。

另外10人則都是重新回到本系統獲得提拔，其中8人是回京提拔，如財政部的史耀斌、國家民委的陳改戶等。還有兩人雖然沒有回京，但也是在系統內提拔。如原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到陝西擔任楊淩農業示範區黨工委書記，2013年被提拔為副部級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黨委書記。

這些回本系統提拔的幹部，雖然都只是提了半級，在“明格”上沒有越級，但在“暗格”上都跨越了好幾級。如吳海清從山西晉中市長直接提拔為質檢總局副局長，劉俊臣從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盟長一職直升工商總局副局長。

按照一般的升遷路徑，非省會的地級市市長直接升任副部級幹部的幾率並不大，省會城市市長如果能接任市委書記，往往會成為省委常委。地級市市長如果先升任市委書記，繼而升任副省長，然後平調進京擔任部委的副職，一般都會被認為是“升遷”，甚至一些省委常委、副書記調任部委副職都是常見現象。但吳海清、劉俊臣繞過了不少中間環節。

此外，鄒天敬從山西省委政研室主任一職直接升任供銷總社副主任，跨度也不小。回原系統任副部級官員前，滕佳材是長春市副市長、金學峰是西安市委常委、陳改戶是深圳市副市長、史耀斌是湖南財政廳長。這類幹部如果平調到經濟發達的地級市任黨委書記都算“重用”，日後逐級提拔也是不錯的結果，但他們都未經歷這一過程。

回京幹部中，有些人的級別雖然沒升到副部，但職務提高了。如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長從南京市委常委任上回外交部，被提拔為部長助理；原國家宗教局法規司司長陳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