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富

最近在本澳某免費雜誌上看到一篇題為《華麗背後》的文章，其中有句話令筆者深有感觸“澳門旅遊業發展蓬勃，旅客人數不斷上升。如今吸引客人的不再僅僅是參觀賭場，在購物中心買奢侈品、入住五星級度假酒店才是許多他們（旅客）前來的目的。澳門奢侈品市場的客人十居其九都是內地人，作為前線的銷售人員，對他們又愛又恨，皆因他們是‘最豪恩主’與‘最強蝗蟲’的化身”。據雜誌專欄介紹稱，該文章作者“在澳門縱橫奢侈品牌行業多年，見證奢侈品牌由剛落戶澳門變至現在名店林立，身經百戰，見盡行業的千奇百趣”。的確，文章中作者雖未刻意描繪所提到的內地遊客形象，但寥寥數言，卻也將部分內地旅客的“土豪”形象、低素質特點表現的“淋漓盡致”，若真排除有色眼鏡看人的可能性，亦足顯出作者在奢侈品行業的經驗和底蘊之豐富。但對於“最豪恩主”與“最強蝗蟲”的形容，筆者卻有不同認識。

“恩主”心態從何而來

“保守估計養起本澳整個奢侈品行業的八成半是內地客”，由此足見內地旅客的消費能力。其實，不論是奢侈品行業，還是普通的零售業，乃至本澳其他產業，其發展都與龐大的旅客市場有關聯。多金而又樂於消費的客人當然是前線銷售人員眼裡的“恩主”。畢竟銷售額直接與業績和收入掛鉤。但也需要特別指出，“恩主”心態下，前線銷售人員是否仍能將其作為普通客人對待？是否會有曲意逢迎，甚至縱容某些低素質行為的發生？從一個良好品牌的發展角度來看，區別對待客人，將毫無疑問的抹黑品牌文化。所以，從業者角度來講，將內地遊客作為“恩主”看待，似乎不合適。

同樣的，“恩主”心態並不僅僅在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中存在，內地旅客中自我感覺良好的“恩主”思維也的確存在。曾有香港媒體深入分析過內地客“恩主”心態形成原因。“隨著經濟強勢，部分大陸人對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種“恩主心態”，對香港、澳門乃至臺灣地區尤為顯”。

部分大陸遊客以“恩主”自居並非新鮮事。早前面對香港所謂的“滅蝗”遊行的辱與圍攻，不少大陸遊客在接受採訪時就表達了“如果不是我們過來消費，香港不會這麼好，香港人吃什麼呢”的觀點。雖然這些遊客在被“圍攻”後表達的觀點不免偏激，但這樣的論調卻並不陌生，早在2008年，一位內地旅客滯留香港機場，向記者抱怨工作人員服務態度不好，在採訪中就拋下一句：“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顧你們, 香港就完蛋了”，震驚全港，令很多港人對內地人開始有意見。而隨著赴澳門以及臺灣旅遊的大陸遊客越來越多，相似的摩擦也同樣出現在澳門和臺灣。

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大陸變得有能力與越來越多的國家進行頻繁的經貿和人員往來。而“恩主心態”也隨著這些進一步蔓延，不僅僅局限在對港澳臺地區。特別是經過上一輪經濟危機，使得不少國人相信中國對於全球經濟“救世主”的角色，認為“歐美是依賴中國才能擺脫金融危機，而如今歐美國家的繁榮也十分依賴中國。”而對於這種“恩主”心態，另一個十分典型的表現就是美債問題。據美國財政部的資料，去年11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總額就達1.3167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面對巨額的美國國債，就不斷有大陸民眾隔空喊話要美國還錢”。甚至還有人認為如果不是中國購買美債，伸出援手，美國政府早就會破產了。而中國購買美債的這種投資行為，在這些人的眼中也成了一種“政治恩賜”。

其次，也有資深媒體人指出，長期錯誤概念的灌輸，讓一些人有了想當然的“恩主心態”的錯覺。還以香港為例，比如當初CEPA（兩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協定）的簽訂，北京媒體將之稱為“送大禮”，但其實這其中完全依據世貿組織的原則及標準。再比如，當年內地供應香港生鮮食品的“三趟快車”，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時的宣傳造勢就達到了頂峰，成功將內地塑造成了支持香港的大後方。現如今，這種宣傳語態也並未消失，諸如“中美、中英簽署貿易大單，中國送出數十億美元大禮”的描述仍然不時見諸報端。

最後，中國人把生意和人情混淆的歷史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視。中國傳統文化裡，做生意也不是一件純粹的事，而這種文化上的耳濡目染對這種“恩主心態”的作用也不容忽視。歷史上，這種把生意當恩賜的感覺更為明顯。比如在鴉片戰爭以前，由於中國是不需要外貿的，一切貨品自給自足，域外新奇物品也只需要“藩國進貢”。當時只是為了對崇尚中國貨品的洋商體現一點恩賜，朝廷才在廣州開設了一個港口，接待來做生意的洋商。而如今，在中國，生意和人情之間仍舊有巨大的交集，有些賣家做成生意後仍然會以“賞口飯吃”來表達對買家的謝意。而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大陸人以己度人，在本比較平等的貿易中摻雜著諸如“恩主心態”這樣的其它因素也不足為奇。

破除思維定勢 尋解決之道

回到前面提到文章，之所以將內地旅客形容為“最強蝗蟲”，是因為種種的低素質行為，以及對居民生活帶來的不便。這種說法其實最早是出現在香港，甚至爆發成部分香港與內地線民的對罵。事實上，內地遊客出外遊玩時素質低也時有耳聞，比如埃及古廟上題字“到此一遊”，巴黎盧浮宮泡腳等等，在媒體的大肆炒作之下，內地旅客素質底下幾乎成為思維定勢。但這是否真的就是全部？每年大陸前往世界各地的旅客數以億計，個別旅客的不文明行為是否能夠以偏概全的全部否定所有內地客？明眼人很輕易就能得出結論。但往往在思維定勢之下，很多人都是帶著有色眼鏡看待內地客，甚至是可以的尋找內地客的不雅習慣，然後將之無限放大。這種情況雖然在本澳並不明顯，但也不可否認其存在。

面對層出不窮的遊客低素質事件，本澳作為旅遊城市必須切實提出有效的解決之道。曾經有內地媒體指出，亂扔亂丟、隨地小便、亂塗亂畫等問題本屬於道德範疇，靠道德的力量來約束人們的言行舉止。一旦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減少或者喪失，諸如此類有悖道德的事件就會不斷上演。既然道德對遊客沒有了約束力，那就應該考慮法律。而且用法律來管理本屬於道德的素質問題在國際上並不鮮見。法國早在1886年就出臺了世界上第一部禁止隨地吐痰的立法。香港特區立法委2001年7月通過的《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罪行條例草案》規定：對隨地吐痰等違法行為，實施定額罰款600港元。新加坡吐痰的罰款額度高達300新幣(約合人民幣1500元)，亂丟垃圾如果“再犯”的，除罰款外，還要穿上特別背心到公共場所強制做清潔勞動，更嚴重的不文明行為，還有可能被處以鞭刑。

本澳雖然有公共地方規章等法律法規存在，但是具體的執法效果並不彰顯。因此，未來應該結合旅遊業界，在加強文明旅遊宣傳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對相關規範法規的檢討與修訂。此外，亦必須強化執法力度。形成足夠的法律阻嚇力。

警惕承載力“爆表”

由於遊客過多，造成對居民生活的影響，香港曾發生數起居民與遊客的不愉快事件。我們所提到的“蝗蟲”之說也正是源於此。借鑒相關經驗，筆者認為澳門要想避免出現類似的問題，必須時刻關注本澳旅遊承載力。

“承載力”一詞原為工程力學中的一個常量，指結構或構件所能承受的最大內力或達到不適於繼續承載的變形時的內力。而最早在其它科學領域提出“承載力”的是比利時數學生物學家P•E 弗瑞斯特，自從他將“承載力”的研究領域擴展至生態學之後，後繼的學者將“承載力”的研究領域更加擴大至人口研究、環境保護、土地利用、移民等領域。1963 年拉佩芝首次提出旅遊環境容量的概念，他詳細地闡述了區域旅遊發展容量的規模，並建立瞭解決熱點旅遊區的環境承載力與遊客數量之間矛盾的理論基礎。世界旅遊組織（WTO）在其1978～1979年度一般工作報告《世界旅遊組織六個地區旅遊規劃和區域發展的報告》中，也首次正式提出了旅遊容量的概念，並著手開始組織相關的研究，如《旅遊地飽和》、《度假地飽和超容量的風險》等。進入新世紀，人們更加注重旅遊環境承載力的量化研究，用量化的結果來指導旅遊業的管理與可持續發展。

綜合來說，現時我們所提的旅遊承載力是指一個旅遊目的地在不至於導致當地環境和來訪遊客旅遊經歷的品質出現不可接受的下降這一前提之下所能吸納外來遊客的最大能力。旅遊承載力也稱景區旅遊容量，它是在一定時間條件下，一定旅遊資源的空間範圍內的旅遊活動能力，即滿足遊人最低遊覽要求，包括心理感應氣氛以及達到保護資源的環境標準，是旅遊資源的物質和空間規模所能容納的遊客活動量。景區承載力強調了土地利用強度、旅遊經濟收益、遊客密度等因素對旅遊地承載力的影響，在內容上包括了資源空間承載量、環境生態承載量、物理承載量、經濟發展承載量、社會地域承載量等基本內容，一個旅遊地的旅遊承載力是這些承載力的綜合能力。

由此可見，開展對旅遊承載力的研究不僅是應對旅遊數量的增多，更要滿足旅客旅遊體驗，同時也避免對旅遊區造成生態、環境破壞，保證旅遊區長期持續發揮經濟社會效益的根本所在。如若忽視相關研究和跟進處理，必將付出沉重代價。這其中我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張家界的經歷較具代表性。1992年，由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索溪峪風景區、天子山風景區三大景區構成的武陵源自然風景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但在1998年前因為張家界森林公園的火爆及管理不完善，景區內出現不少酒店，對景區造成污染。1998年，張家界森林公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處以“黃牌”警告。當地政府至此才狠下決心進行景區整治，僅拆遷任務據說就耗費財力2億多元,而重新安置建設更要花掉幾倍的資金。直至2005年張家界才摘去世界教科文組織的這塊“黃牌”。

雖然本澳的旅遊區並不與張家界的自然景區一樣，容易遭到污染和破壞，但也要明白。本澳的旅遊區多屬於世界文化遺產，屬於非可再生的資源，一旦出現超負荷引致的破壞，就會成為永久的損傷，並不是投入金錢就能挽回的。即使要修舊如舊也難現其在悠長的歷史歲月中所沉積的韻味。況且，由於本澳的旅遊區與市民生活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