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補法》草案規定高官不但退休後有長俸、特首任內還可以不受刑事訴究，這顯然已經突破了澳門不少市民的底線——市民雖不關心政治，但是政府不能做得太過分。

澳門特區政府不久前推出一項名為《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簡稱“離補法”）的法案，內容有兩大重點：一則，包括特首在內的高官，退休後可以獲得經濟補貼；其次，特首在任期內不受刑事訴究。法案引起社會軒然大波。隨著一場以反對此法案為主題的近兩萬人的遊行於2014年5月25日登場，外界將目光聚焦在了澳門這個以往被看作是紙醉金迷的賭城。遊行結束之後，澳門特區政府綜合民意等因素的考慮，宣佈撤回法案、重新進行公眾咨詢。這場創下了澳門回歸以來歷次參與人數紀錄的社會抗議，使得外界對澳門政治、社會以及未來發展的走勢，有了不同的思考與解讀。

澳門市民輕政治、重生活

通常認為，澳門社會不似香港那樣過度熱衷政治議題和社會運動。港澳之間，一海之隔，最大的區別在於：昔日殖民政權的統治究竟是否深度。香港的殖民統治，是一種全方位意義上的深度殖民，英國將來自本土的價值觀、社會管理模式以及文化習慣，滲透于普通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不少香港人都會有一個英文名。但是，在澳門，葡澳當局與普通華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隔閡，維繫葡澳政府統治的中介，是傳統意義上的華人社團。由此，葡萄牙的文化與生活模式，根本沒有深入到普通澳門市民的生活中。在澳門，也很難看到普通百姓以葡萄牙語為自己取名帶姓。

此外，英國與葡萄牙這兩個國家自身的歷史也完全不同。英國自開始統治香港直到移交中國，150多年的時間中，其本土的政治體制大體保持了議會民主主義模式，且在不斷完善和改進中。反之，葡萄牙則在治澳的數百年中，歷經戰亂、革命、軍政府獨裁等歷史動盪，連帶影響對澳門的治理。如此情狀，使得回歸之時的澳門華人，對葡萄牙並沒有好感或留戀。

有一種看法認為，當普選作為一種政治安排，被寫入《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時，基於對傳統澳門社團政治的尊重，澳門《基本法》中沒有提及普選的問題。當香港的愛國陣營斥責一些爭取普選的民主派為“港英殘渣餘孽”時，你卻很難在澳門找到“葡澳殘渣餘孽”。因為澳門的這一群體，已經小到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

與香港數量700餘萬、階層結構複雜的人口狀況相比，澳門的社會與人口結構要簡單得多，人口也要少很多。這使得管治者在面對兩地市民時，無論是公共行政的措施，甚至施政心態，都有巨大的差異。在曾蔭權時代，香港政府基本對社會奉行不幹預政策，也擱置了《國家安全條例》的立法；後來引起社會巨大爭議的國民教育，雖由曾蔭權政府提出，卻是由梁振英正式宣佈擱置。“做多錯多、不做不錯”，成為部分輿論對香港政府的評價。畢竟，香港政府不能不面對的現實是：無論在選民支持率、傳媒輿論的生態以及一般民情指數上，香港市民對政府多抱以監督甚至“挑刺”心態。於是，恰恰是在香港，一個老太太可以用環保的理由，透過司法訴訟，一度逼停港珠澳大橋的施工。

澳門的情況則剛好相反。澳門回歸之後，以新澳門學社為主體的泛民主派，一直試圖複製香港社會運動的經驗，力圖實現澳門政治格局的轉變——遠期目標是普選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近期目標則是減少和廢除特首委任及間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這些目標與訴求，在意識形態與價值層面，獲得少許知識階層的贊許，但是卻難以贏得一般市民的認同。澳門市民更加看重的是自身的日常生活，過度政治化的議題很難在他們中取得支持。

或許可以這樣去理解香港與澳門的不同：香港已經是一個比較西方化的社會，這使得不同的政治力量在香港生存紮根，都必須以西式的模式去與市民接觸，這其中也包括政府；但澳門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型華人社會，傳統意義上的街坊、鄉親依靠各種福利會、同鄉會、職業聯合會等社團進行組織動員。所以，香港的NGO帶有強烈的西方式社會組織色彩；但是澳門的NGO——如果可以這麼稱呼它們，則完全是東方傳統的華人宗法、宗族社會紐帶的一種在新時代的延伸和表現。

於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發生了。經常被中國內地傳媒、輿論以及網民熱烈討論的“陸港矛盾”，其實在香港的表現形式相對溫和。例如，當內地遊客與香港導遊發生肢體碰撞時，旅行社與香港旅遊業議會所能夠採取的措施，便是報警、然後錄口供、最後讓遊客回內地。但是在澳門，曾經發生內地遊客與澳門本地導遊的肢體衝突，引發的效果則是全澳門的眾多導遊，罷工包圍旅遊巴士，逼使涉嫌動手的遊客道歉之後，才讓遊客離開。這種激烈方式，其實恰恰是東方傳統宗法、宗族社會的一種動員和反應。但澳門的事件，卻並沒有引起內地輿論的激烈反應——也許，東方式的糾紛解決方法，即便激烈，也不會讓內地人覺得不可接受；部分內地人不能接受的，反而是一些香港人西方化的文明優越感。

“東方性”的澳門社會

因而，香港作為一個較為西化社會，很多政令法案在推動進程中，遭遇的阻力甚大；而沒有經過深度殖民的澳門是一個東方社會，政府的權威很大，普通民眾對官府也是多抱以信任和支持的心態。故而，理論上看，推行政令或法案，在澳門應該容易很多。但是今次針對涉及高官的《離補法》，為何卻引發眾多民眾上街抗議？

這恰恰是澳門社會“東方性”的體現。東方社會的特質，帶來了澳門特區政府管治的便利，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一個非常容易為人忽略的關係是：東方社會中，民眾對公權力的支持，是建立在一種對價或交換關係基礎上的——政府給予民眾幸福的生活；民眾則放棄部分價值訴求，給予公權力以支持。在澳門，不少市民支持政府以及親建制議員，理由就是希望政府施政順利，少一些阻力，以此換得社會的和諧、經濟的發展——歸根結底，是想得到自己生活的幸福。因此，澳門的民主派以普選等口號動員市民去反對政府，一直難以收到效果。

然而，澳門近幾年來的社會民生狀況卻在不斷惡化。物價——特別是樓價，不斷飛漲；一般性生活消費成本上升，導致升鬥小民的荷包越來越難以承受生活之重。雖然澳門政府每年以俗稱“派錢”的方式與市民進行現金分享，但這種並非長遠解決之道的做法，已經收到了反效果——民眾對政府的要求越來越高。另一方面，以博彩和旅遊為產業支撐的澳門，產業結構過度單一，帶來的是青年人向上流動的路徑變窄，社會貧富差距變大。這些民意的怨言，已經是數年以前便已形成的暗流。今次如此多的民眾針對政府推出《離補法》草案上街抗議，不少人並非反對澳門政府或轉向支持澳門泛民陣營，而是對本地民生狀況不滿的一種爆發。

東方社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少人曾經認為澳門人不關心政治議題，政府可以輕鬆收到管治效果，但今次卻大跌眼鏡。《離補法》草案規定高官不但退休後有長俸、特首任內還可以不受刑事訴究，這顯然已經突破了澳門不少市民的底線——市民雖不關心政治，但是政府不能做得太過分；且百物騰貴、物價飛漲，不少市民的孩子至今還買不起樓。

這便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澳門。很多人事前都未有意識到：民意會對政府推出《離補法》草案有如此大的反彈。假如真的存在與西方化社會不同的東方社會，則不能忽略的是：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在東方社會也是有限度的，這便是政府必須不斷提高民眾的生活水平。今次，無論澳門最終是否會通過高官離補法案，如何面對市民對政府施政的期待、改善民生，都將是澳門特區政府未來所面對的重大挑戰。

（徐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