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內地和香港之間關係正變得越來越微妙，這體現在雙方互相對待的態度上，比如前段時間關於內地遊客素質的紛爭以及特區政府考慮縮減內地遊客自由行人數，儘管2014年5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2013年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排名中，香港仍然居首，但緊隨其後的深圳和上海則預示著內地城市與經濟的崛起正對香港形成的壓力。我們希望探討香港經濟現在的境況是如何一步步演變的？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一窗獨留

17年前，有一首歌風靡內地，歌中不斷地感慨：“香港、香港，怎樣那麼香？！”彼時，香港雖然未必是內地人心中最“香”的，卻是在“香”單上最有可能一親芳澤的。

1949年中國內戰消停，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轉機—— 一方面是以上海人為主的內地富商，攜帶巨額流亡資金湧入；另一方面是冷戰降臨，中國內地被鐵幕包圍。在這一點上，後人不能不佩服英國對紅色中國的率先認可，這對換取香港“現狀”暫時不變，無疑大有裨益。而新生的紅色中國，也明智地勒住了戰馬的韁繩，留下香港，為自己在即將到來的鐵幕合圍中留下了一個順暢出氣的窗口。

偌大的中國都堵上了，只留下香港一窗，巨量的物資進出口蜂擁而來，量全國之物力，推香港之繁榮，小小的香港被從天而降的巨大餡餅穩穩砸中。

1757年乾隆皇帝宣佈的“單口通商”——即廣州作為歐美商人對華貿易的唯一口岸，被廣泛理解為中國“閉關鎖國”的標誌，自此直到1842年鴉片戰爭重開多個口岸，普遍被稱為“廣東體系”（Canton System）。而這，恰恰是流傳最廣的誤讀。

乾隆時代的“單口通商”，所限的僅僅是歐美商人，更確切地說，主要是英、美商人。葡萄牙人在澳門、西班牙人在廈門，都可以繼續自由貿易；來自東南亞、日本等國的商人，也依然可以繼續在其他口岸自由貿易。相比清代的廣州，冷戰時期的香港，才是真正的“單口通商”。在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內地的苦難——除了冷戰的鐵幕之外，還有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構成了香港騰飛的歷史機遇。

兩次轉型崛起

“單口通商”，最初僅僅是轉口貿易，這也是二戰前香港的支柱經濟。隨著“單口通商”積累了大量資本、技術、勞力、原料和經驗，香港逐漸具備了發展加工業的條件。1960年代，全球經濟開始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及產業的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香港比臺灣、新加坡、韓國都更早地抓住這個機會，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大力發展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終於打造了“亞洲四小龍”之龍頭地位。

而彼時的內地，依然在政治運動的旋渦裏掙紮，不僅令香港、臺灣等亞洲四小龍少了一個原本應該強勁的競爭對手，也給香港提供了巨大的資源與市場腹地，這也正是香港有別於另三條“小龍”的關鍵競爭力所在。

從1949年到1979年，可算是香港經濟的第一次轉型。到了1970年代末期，國際石油危機爆發，香港出口受阻、製造業停滯。此時，內地終於開始了改革開放，再度為香港的發展注入全新的活力，由此掀開了香港經濟的第二次轉型——將製造業大規模轉移到內地，依賴內地的廉價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獲取“第二春”。同時，騰出手來，在香港本土實現了從製造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的經濟轉型，到80年代末期，服務業在GDP占比中超過80%。並且，充分發掘內地改革開放的需求，將香港建設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更高層次上的“單口通商”——香港不僅成為內地改革開放的燈塔，更成為溝通內地與世界的橋樑。

百花爭香的挑戰

香港經濟的第三次轉型，發生在九七回歸前後。在香港此前的經濟奇跡中，已經潛藏著巨大的隱患：對房地產及金融投機的過度依賴。亞洲金融風波來襲後，香港在1998年甚至出現了經濟的負增長。危機之後，香港一直試圖進行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而中央政府也大力推動了諸如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英文簡稱）等政策，予以扶持。

值得注意的是，自1949年之後，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在香港與內地的經濟交流中，港商港企總是享受著特殊的政策關照，其在內地從未在平等的市場規則中、與內地商人和企業以平等的市場參與者身份，進行平等的市場競爭。這既是香港崛起的原因之一，也是香港“邊緣化”的原因之一。

香港的“邊緣化”，體現在其貿易中心、製造中心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內地城市的競爭下，不斷消解。臥榻之側的廣深珠（廣州、深圳、珠海），長三角的上海，都表現得咄咄逼人，並且從機場、港口到金融等，全方位挑戰香港的地位。

九七後，香港自身的一些問題，也加劇了“邊緣化”的進程。

一是香港的投機心理。在長期的高速發展泡沫之下，港人普遍有著“搵快錢”的心態，整個社會的投機心理嚴重，從炒股、炒樓到炒作所謂的科技電訊產業，莫不如此；二是香港對於房地產的過度依賴，從政府到民間，總是將“起樓”作為拉動經濟的不二法寶。三是總是期望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當然，內地改革中出現的同質化建設、無序競爭，也對其有相當影響。

回歸17年來，與其說那是香港走向“邊緣化”的歷程，不如說那是走向正常化的歷程。無論是在冷戰時期，還是改革開放初期，香港所獲得的那種特殊國情支撐，對整個國家和民族來說，都是悲劇，是“非正常”的。而改革開放的過程，則是中華民族復興、走向“正常化”的過程，從一窗通氣到千“窗”百孔，從一花獨芳到百花齊放，這是中國的進步，當然也是香港的進步。香港不再獨香，這是國家之福、民族之福，也是香港之福。

香港危機：產業越來越單一

“我中意(喜歡)坐在海邊喝啤酒，吹風又放鬆，現時很少去酒吧。還要早回早睡，明早要返工(上班)，不能遲到。”6月5日操著港味普通話、土生土長的90後香港人陳浩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說。

一邊是像陳浩這樣坐在海濱長廊的長椅上喝東西神侃的年輕人，一邊是馬路對面40多層豪宅底商的酒吧裏喝酒聊天的外籍人士和白領。就業格局分野的背後則是回歸17年來香港經濟結構越來越單一化的現實。香港《經濟日報》社評就認為，因自由行生意太易賺，令香港缺乏危機感，過度依賴旅遊業而未力拓其他新產業，香港必須痛定思痛，大力推動經濟多元發展，為經濟與就業多建新支柱。

年輕人的憂慮

陳浩在灣仔一家電器行當銷售員，他目前正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普通話水平，“聽得懂，但講不好。”據統計，到2013年年底，普通話在香港已經超過英語，成為僅次於廣東話的第二大語種。

不過，陳浩最近擔心的並不是自己的普通話水平，而是本來就不多的收入不但要減少，還面臨失業的危險。因為自去年下半年以來，他所在電器行的生意增長就開始停滯，到今年更是開始下滑，而且是大幅下滑。門店經理經常威脅店員，再不努力，就不用來“返工”了。

在陳浩看來，香港現在可提供給年輕人的職位都與服務內地遊客相關，而且多數薪水不高，也看不出更多的職業上升空間。他抱怨：“香港生活太累了，什麼都貴，就業渠道又窄，高薪職位幹不來，低薪職位沒勁。”“我有機會也想出去看看，也可以考慮去內地。”說這話時，陳浩一臉嚮往。

與作為年輕人的陳浩不同，經常往返廣州和香港做生意的李新宇今年50歲，曾在美國留學十年的他通曉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他表示，“現在生意機會都轉移到內地了，不管是貿易還是製造業，要做生意只有北上。”

製造業空心化

據香港貿發局經貿研究發佈的香港經貿概況，香港經濟目前主要是四大支柱產業和六大優勢產業，前者指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金融業、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性服務，占GDP比重超過70%，後者指文化及創意產業、醫療產業、教育產業、創新及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產業，以及環保產業。2012年，這六項產業的增加值占GDP的8.7%。

不過，來自內地、在香港大學專門研究香港經濟的學者王先生認為，香港的四大支柱目前都呈衰落態勢。香港的轉口貿易增長最強勁的時期是上世紀80年代，現在內地港口的吞吐量增長很快，香港貿易的中轉地位下降早已開始。而目前香港非常倚重的金融業，被上海趕超也只是時間問題。旅遊業和服務業，與內地遊客數量息息相關，但目前也有見頂的趨勢。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認為，香港沒有實體經濟優勢，服務產業與內地實體經濟又是“兩張皮”，越來越貼不到一起，這是香港經濟逐漸喪失增長動力的內在邏輯，這個邏輯不改變，再過十年香港還是走不出低增長的格局，甚至可能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