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3日，原江西省委副書記尚勇調任中國科協黨組書記，官至正部級。

現年57歲的尚勇，2008年由科技部副部長轉任江西省紀委書記，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換屆時獲得連任。但在換屆至今三年不到，尚勇的職務兩次變動——2012年2月升任省委副書記，這次他“轉戰”中國科協。

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換屆共產生了13名常委，到目前三年不到，已經有6人調離江西，加上原省委秘書長趙智勇被免職，常委更換過半。

常委“更換”頻繁，並非江西獨有。截至目前，31個省市區中，每個省區都有常委被調整，最多的是西藏、江西，各有7人不在本地擔任常委，較少的有海南、甘肅、山東，各有1人被調離。

按慣例，全國黨代會前，地方黨委先換屆。十八大前，31個省市區自2011年10月開始換屆，到2012年6月結束，共產生常委404人，任期到目前剛至屆中。

換屆後，新的調整隨即開始，原安徽省長王三運2010年10月30月連任安徽省委常委，當年12月12日就調任甘肅省委書記。原國家計生委主任李斌接替他，當了一年三個月的安徽省省長後，又回北京任國家衛計委主任。

據南方週末記者統計，截至2014年7月8日，本屆404名省級常委中，已有103人不再擔任本省常委，包括落馬的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長譚力等7人，比例達25%。

另有60人雖然還在省內任常委，但分工已經調整，如從統戰部長轉任省委秘書長等。本屆省級常委中，總計已有163人不再擔任換屆時的職務，比例超過40%。

超半數異地任職者獲晉升

不再在本省擔任常委的103人中，除了7人落馬外，正常調整職務的有96人，其中有9人是“戎裝”常委，87人是地方黨政幹部。

總體而言，這些常委職務調整的原因主要有退休、升職、平級調動三大類。9名戎裝常委中退休、升職、平級調動各占3名。87名不再擔任本省常委的地方黨政領導中，退休的只有四川省長蔣巨峰，另有5人到齡後轉任人大、政協副職。

87人中，半數以上都獲得了升遷。從副部升正部的最多，共有20人。其中有10人通過“外調”實現升遷，另外10人就地提拔，其中8人從常委（或副書記）升任政協主席。

需要注意的是，從地方黨委常委（副書記）轉任政協、人大正職領導，並不意味著仕途終點站。如天津副書記何立峰升任政協主席一年之後，剛剛調任國家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

這些常委中，從正部級升為“副國”級的也不少，共有16人，去向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等。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就任最高法院院長後，入列“黨和國家領導人”。晉升副國級的大多數都是省委書記，但寧夏是政府主席王正偉、西藏是人大常委會主任向巴平措獲得升任。一般來說每省只有一人有升任機會，但廣西自治區黨委書記郭聲琨升任國務委員的同時，政府主席馬飆也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除了這36人獲晉升，換屆時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地方黨委書記的張德江、俞正聲、張高麗、汪洋，連任省（市）委書記不久就不再兼任地方職位，走向更高領導崗位。

上述40人晉升後，行政級別都有明顯跨越。另有10多人職務變化後，在行政級別上沒有明顯跨越，仍保持原來的級別，但也可謂獲得提拔，如正部級幹部中，安徽省長王三運調任甘肅省委書記，山西省長王君調任內蒙古黨委書記。

地方不同，機會不一樣

87名不再擔任本省常委的官員中，青海省委書記強衛調任江西省委書記，西藏組織部長尹明德調任天津組織部長，這類平級外調從級別、職務上看不出變化，但畢竟去了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

一般而言，“平調”後看不出明顯“升遷”、“重用”跡象的，都是從地方調任中央部門領導，如寧夏黨委書記張毅調任國資委主任，遼寧省委宣傳部長張江調任社科院副院長等。

在不同省份之間“平調”者，獲得“重用”相對較多，如北京市委常委陳剛調任貴陽市委書記，湖北省委常委兼襄陽市委書記范銳平調任四川省委組織部長。

但在不同省份間平調的，也有“降格”的，多是臨近退休時的調整，且調入地經濟相對發達。如今年1月，60歲的海南三亞市委書記薑斯憲調任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今年1月，59歲的福建省委宣傳部長袁榮祥調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浙江是袁榮祥老家，他在浙江一直工作到1999年才赴福建任職，此番退休前回故鄉，多少有點葉落歸根之意。

從被調整的常委們的去向看，副職們在不同地區任職獲提拔、重用的幾率不一樣。例如離開北京市委常委會的4名常委中，吉林、魯煒已升至正部，衛戍區司令員鄭傳福升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陳剛調任貴陽市委書記也屬重用。

上海是2012年5月選舉產生新一屆常委會的，到目前已有6人常委離任。時任市委書記俞正聲已升任全國政協主席，市委副書記殷一璀、宣傳部長楊振武、組織部長李希已升任正部級。紀委書記楊曉渡調任中紀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丁薛祥調任中辦副主任，顯然獲得了重用。

從調職情況看，發達地區的常委受提拔重用的幾率更大，其提拔重用都是“外調”完成，不搶佔本地資源。在經濟發達的江蘇、浙江，常委們也很少平級外調，要麼外調獲提拔，要麼在本地退休。

但在中西部地區，常委們升任正部的途徑，除了在本地升任人大常委會主任或政協主席外，外調提拔的機會就小很多。如河南省委三名常委連維良、毛超峰、毛萬春，外調後依然是副部級；湖南三名外調常委中，副書記梅克保任質檢總局黨組副書記兼副局長、長沙市委書記陳潤兒任黑龍江省委副書記、宣傳部長路建平任新華社副社長。

地區不同，不僅副職們獲提拔、重用幾率不一樣，接替者來源也不一樣。

在上海，6名常委離開後，有5個接替者在上海本地產生，只有紀委書記由審計署副審計長侯凱接任。福建5名常委離開後，有3名來自本地。江蘇本屆常委班子最穩定，今年6月蔣宏坤、楊新力離任常委職務後，從本省補充了一名常委，由副省長徐鳴擔任。

相比之下，中西部省份常委出現空缺時，接替者“空降”的比例更大。

重慶到目前已有5名常委被調整，接替者中市委書記孫政才、副書記張國清、組織部長曾慶紅都屬“空降”。廣西本屆屆中補充的4名常委中，包括書記彭清華在內的三人都是“空降兵”。河北本屆屆中補充的兩名常委都是“空降”，安徽屆中補充的3名常委也全部都是“空降”。

崗位不同，機會不一樣

本輪地方黨委換屆後，有60名常委雖然還在省內任職，但分工已經調整。

60人中，浙江省長夏寶龍等9人從省長升任省委書記，山西省常務副省長李小鵬等7人從常委（副書記）升任省長，雲南昆明市委書記仇和等8人升任省委副書記。此外，還有36名常委在省內平級“轉崗”，如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白瑪赤林轉任人大常委會主任後，同時保留副書記職務，浙江省常務副省長龔正轉任杭州市委書記。

在升任或轉任其他職務時，能看出不同崗位的常委，擁有的機會並不一樣。

以本輪換屆後的常委調整為例，能升省長的常委，主要是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紀委書記、組織部長能在省內升職的，多是人大常委會主任或政協主席，而擔任省委秘書長、統戰部長的常委，尚無一人直接升正部級。

本輪換屆後，在省內平級“轉崗”的36名省委常委中，秘書長、統戰部長是“轉崗主力”，有8名秘書長、4名統戰部長轉崗，新職務包括常務副省長、政法委書記、紀委書記、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等。但從其他由常委擔任的職務轉任秘書長、統戰部長的很少，一般都是從副省長、地級市市委書記新晉升的常委才會擔任這兩個職務。

組織部長、宣傳部長轉任常務副省長、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的比較多。而常務副省長、政法委書記、紀委書記一般不再轉任由常委擔任的職務，如果年齡允許，他們往往會升任副書記，組織部長、省會城市市委書記升任副書記的幾率也比較大。本輪換屆後，在省內升任副書記的8名常委中，有一人是常務副省長（遼寧的許衛國），3名組織部長，此外還有4名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的市委書記。

“調整頻繁的問題不好解決”

在被調整的省級常委中，不算被查處的7人，共有156人職務屬正常調整。

156人中，被調整時在之前的崗位工作超過5年的，有45人。在同一崗位上任職4到5年的有11人，3到4年的有22人，2到3年有32人，1到2年也是32人，另有14人在同一職務任職不到1年就被調整。

例如原浙江常務副省長蔡奇，去年11月才任常務副省長的，但只幹了4個月，今年3月就被上調北京。調動最頻繁的要數現任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他2011年5月從新鄉市委書記調任鄭州代市長，當年10月“轉正”，兩個月後又調任省委政法委書記，但也只待了兩個月又調任鄭州市委書記。

“官員調動太頻繁，前幾年在黨內引起過重視。”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政治學者許耀桐說，但一直到現在都還處於“口頭重視”階段。

據南方週末記者觀察，造成官員調動頻繁、任期制難以落實的原因，與目前的官員任用體制，以及換屆方式有關。

中國目前換屆採取“自下而上”模式，基本遵循鄉鎮—縣—市—省—中央逐次換屆的順序。這麼做的原因是代表需要“逐級選舉”，有必要自下而上。但在下級換屆完成之後，上級換屆要從下級提拔幹部，導致下級不得不在屆中調整幹部。

例如，浙江省內各市在2012年2月和3月集中換屆。人事調整完成後，浙江省委4月換屆，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衢州市委書記趙一德新晉省委常委。於是，溫州、衢州兩市立即進行常委調整，金華市委書記陳一新調任溫州市委書記，剛剛完成換屆的金華又進行常委調整。

但調整並沒有結束。當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之後浙江省長夏寶龍接任省委書記，省委副書記李強接任省長。省委常委兼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