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澳門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及發展趨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港澳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李環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成為繼香港之後中國的第二個特別行政區。回歸15年來,澳門經濟發展迅速,政治形勢基本平穩,社會各項事業均取得不小的進步。尤其是2002年開放博彩業以來,在博彩業的帶動下,經濟平均呈雙位數增長,人均收入躍居亞洲第一,社會結構與社會面貌都發生深刻變化。在澳門由昔日的寧靜小城變為繁華都市後,影響澳門社會發展的因素也變得複雜,需要特區政府未雨綢繆,及早調整施政理念,改善施政能力,積極回應市民訴求,化解社會(可能及已經出現的)矛盾,促進社會全面健康發展。

一、澳門回歸15年來,尤其是博彩業開放十幾年來,經濟增長迅速,城市面貌、市民心態、社會結構等發生一系列變化。不僅極大地改變了澳門人的生活,也對特區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回歸前,澳門社會相對比較傳統、平靜,雖然賭博、黑社會等社會問題也時有極端事件發生,但總體而言,社會節奏較為緩慢,人心“知足常樂”,生活“波瀾不驚”。回歸後,特區政府研究新的發展策略,決定首先從一向在澳門社會中扮演著獨特角色的賭博業入手進行調整,開放賭權,引進競爭,改變澳門賭業“一王獨大”的狀況。2001年,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帶動其他行業仂,調發展”的產業策略,開啟澳門嬗變的歷程。

2002年2月,經過前期一系列的考察、研究及具體事項的醞釀,特區政府決定發出三張賭牌,即以何鴻燊為主要股東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以美國人史蒂芬‧永利為主要股東的“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和由香港呂志和家族與拉斯維加斯威尼斯人集團合資“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獲發賭牌。後三張正牌又分出副牌,即賭牌由三變六基本形成現在的博彩業格局。大體而言,華資和外資各占一半。外資進入澳門的傳統賭業,不僅為澳門帶來了很具視覺沖擊力的建築理念,而且為其帶來了不同於澳門原有的先進的經營模式與管理經驗,新舊的相遇與激蕩,為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新鮮活力,也帶動澳門經濟的快速增長。

自2002年開始,澳門GDP實際增長率從10.1%迅速攀升至2004年的28.3%,雖然2005年回落至6.7%,但2006年迅速反彈至16.6%,且當年人均GDP總值首次超過香港,達22萬澳門元,創下歷史新高。2007年,澳門的人均GDP達到29.2萬澳門元(約3.6萬美元),超越新加坡、文萊、日本,成為亞洲最富有地區。2012年澳門GDP總值達3482億澳門元,人均61.2萬澳門元。2013年GDP為4135億澳門元,同比實際增長11.9%,高於2012年的經濟增長率,人均GDP達69.7萬澳門元。GDP的增長得益於博彩收入的增加,2003年,博彩稅總收入首次突破100億澳門元,2008年,博彩稅總收入達到418.97億澳門,2013年澳門博彩收入達到3607.49億澳門元,同比增長18.6%,刷新了2012年創下的3041.39億澳門元的歷史記錄。與此同時,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博彩稅收為主要來源)也不斷增加,居民收入中位數大幅增長,失業率持續下跌,其中失業率從2002年的6.3%的高位下降到2008年的僅3%,達到了充分就業的狀態,此後,失業率進一步下降,現在維持在2%以內。2014年6至8月的最新失業率為失業率為1.7%,就業不足率為0.3%,兩項指標均繼續處於歷年低位。

博彩業帶動了旅遊業、零售業,乃至會展業等相關行業的發展,並吸納了澳門最多的勞動力人口,一些特殊的工種如荷官等還專門對澳門本地人開放。在本地人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手需求的情況下,特區政府開始引進外雇。目前,澳門有15.5萬的外雇,且這一數目還在不斷增長中。外雇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澳門原有的社會結構,澳門社會的多元性有所增加,而外雇帶來的融合問題也逐漸突出。

澳門社會開始展現出蓬勃的活力,市民在生活水準上升之後,開始關心身邊事,澳門事,特區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的同時,也加大財政支出,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這些都促使澳門市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度和參與興趣大幅增加,且隨著網絡媒體的發達,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傾向直接(向特區政府相關部門)表達意見,澳門多年來根深蒂固的社團文化出現松動。

澳門社會的變化在政治領域也有所體現,最明顯的市民對每五年一次的行政長官選舉和每四年一次的立法會選舉的關注度逐漸增加,尤其是後者,每四年一次的競選,不僅炒熱政治氛圍,而且每年都吸引新鮮面孔參加選舉,在2013年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中,不僅選舉議席增加引發更激烈爭奪,而且參選團體、選民人數等都有所增加,堪稱回歸以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選舉。定期的選舉對澳門人而言,可謂最樸素的“民主課程”。雖然,澳門基本法沒有規定澳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最終由普選產生,但隔幾年一次的選舉洗禮,對澳門社會的影響尤其是對年青一代的心理沖擊不容忽視。尤其是隨著澳門出現較多的中產收入階層,他們希望分享經濟利益,參與政治的熱情逐年增長。在2014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中,有團體因不滿“小圈子”式的選舉模式,發起民間公投,這無論是對中央政府,還是對特區政府而言,都是一個清晰的信號。澳門將來無論實施怎樣的選舉制度,開放更多的政治權利予不同階層利益的代表將成為不二的選擇,圍繞此,如何讓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更開放、更民主,更適合澳門社會的發展變化,是所有關心澳門未來發展人士需思考的課題。

不過,目前澳門市民的主要訴求還集中在經濟、民生領域,這一點不同於鄰近的香港。而如何積極有效地回應市民的經濟、民生訴求是特區政府的一項長期任務。回應得好,澳門社會的發展會基本平穩,回應得不夠好,那可能會出現一些波折。在澳門回歸近15年的時間裏,特區政府也曾因歐文龍事件等形象受損,主要官員捲入某些醜聞而威望下跌。且隨著市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增加,參與意識高漲,對特區政府施政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於是,在現在的澳門,我們看到一個“悖論”的現象,澳門人的生活水準在不斷提高,但市民對特區政府不滿的聲音也在增加,特區政府近幾年每年通過“派錢”來直接回饋澳門市民,可批評特區政府缺乏長遠規劃的聲音也越來越多,特區政府在每年的施政報告中都提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舉措,可業界普遍對政府的真實意願與行動缺乏信心……凡此種種都顯示特區政府在澳門發展過程中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提升。

未來澳門社會的發展會怎樣?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特區政府應以怎樣的形象與理念治理這個“一國兩制”下的現代化城市?需要特區政府早研究、早思考,並真正有所改變,才能在越來越複雜的內外環境下管理好澳門,發展好澳門。

二、影響一個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可分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內部因素是最關鍵、最根本的。但在一個互相聯系的世界裏,尤其對於微型經濟體而言,其與外部的緊密聯系也會導致其敏感性和脆弱性增加。

當前,澳門已完成由安靜小城到繁華都市的轉變,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會越來越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其中最大的外部因素是國際因素,尤其是美國因素。美資自大規模入駐澳門,給澳門博彩業帶來新鮮沖擊與活力的同時,也給澳門的未來發展增添不穩定因素。美資一方面堅決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在澳門賺得盆滿缽滿,另一方面,又號稱不捲入澳門當地的政治社會事務。但實際情況是,從澳門近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出美國的“影響力”,而美國對澳門的影響力還不止於此,在美國近年對匯業銀行的調查中,對位於拉斯韋加斯的博彩業巨頭金沙集團的調查中,都可嗅到“政治”味道。在中美博弈的世界格局下,美國對澳門的“心思”絕不單純。

除了國際因素,對澳門未來發展影響最大的是中國內地的因素,無論是內地的經濟發展狀況,還是打擊貪汙腐敗的舉措,或者鄰近澳門的珠海的一些發展策略等都會多多少少對澳門產生影響。而同樣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近年來圍繞政制發展等問題爭拗不斷,對澳門的影響尤其是對澳門(針對政府的)抗爭方武的影響不容小覷。

然而,外部因素終究屬於外因,內因才是事務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對澳門而言,影響其發展的內部因素主要涉及博彩業帶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對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伴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中產階層的出現、市民對澳門社會民生事務的關注日益增加以及由此給特區政府施政帶來的壓力等。這些因素相互影響,且處在不斷變化之中。

博彩業是一把雙刃劍。博彩業在促進澳門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其在經濟、社會領域產生的負面效應也始終困擾著澳門。首當其沖的是產業單一化。雖然特區政府這些年來一直宣稱促進產業適度多元,但從博彩業收入長期佔據澳門GDP的過半情況來看,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目標並未實現。博彩業已經成了澳門名副其實的支柱產業,也成為主要吸納澳門勞動力的產業。這就造成了後續的很多問題,如就業單一問題,由於博彩業門檻低,收入可觀,很多年輕人一畢業就進入賭場工作,以賭場的荷官為例,不需要特別的技能,卻能拿到較高的薪水,眼前利益的強大吸引自然削弱年輕人學習其他技能的欲望,這也導致澳門的教育出現偏差。人才培養偏重博彩業,其他的專業要麼在澳門沒有市場,要麼畢業後無法在澳門找到合適的工作。長遠看,博彩業的“排他”效能還會繼續發揮,對澳門的青年教育、產業優化等長遠發展造成阻礙。近年,澳門賭場的荷官為增加薪水不斷進行抗爭,採取罷工等手段。實則是年輕人缺乏長遠規劃與引導導致的惡劣後果。

博彩業的迅猛發展導致外雇的大量增加,由於澳門優先保障本地人就業的原則,一些待遇優厚的工作也都優先招收本地人。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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