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五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對澳門特區提出的四點希望，其第三點是「繼續築牢根基，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習近平主席指出，和諧穩定是經濟社會發展、市民安居樂業的根基。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都要倍加珍惜、全力維護和諧穩定的大局。

因此，特區政府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施政理念，察民情、知民需、解民憂、紓民困，妥善處理社會多元訴求，平衡好各方利益，積極營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要讓廣大居民更好分享發展成果，改善生活品質，提高幸福指數。而澳門各界人士也要繼續弘揚愛國愛澳的社會主流價值觀，支持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增強社會凝聚力和正能量，共同致力於實現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同時，要防範和反對外部勢力滲透和幹擾，鞏固澳門安定團結的良好局面。

澳門居民具有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這也正是澳門能夠成為模範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的主要原因。在歷史上，澳門居民並不認同葡國的殖民管治，因而過去長期以來，沒有多少華人居民為了進入前澳葡政府工作而學習葡文；即使是持有葡國護照，也是為了出外旅行方便（當時的「CI」亦即無國籍護照，外出旅遊極不方便），而並非是在民族情感上認同葡萄牙。「一二‧三事件」的爆發，起初就是一場反對殖民管治手法的民族鬥爭（毋庸諱言，也是受到內地當時「紅衛兵造反」的影響）。而相關方面借力使力，籍著澳葡當局的軟弱無力，「搭單」提出禁止進行「偽慶」活動、懸掛「偽旗」，及驅逐「蔣匪集團」的組織和人員出境的訴求，更是使得澳門成為「半個解放區」。再加上此後前澳葡政府無能也無力管治，因而許多本應由政府承擔的服務市民的工作，都由傳統愛國社團肩負起來，使得市民與傳統愛國社團的關係更為密切，前澳葡政府對自己的管治一度意氣闌珊。尤其是在「四‧二五革命」後，葡國曾經一度由被稱為「葡修」的親蘇共產黨執政，既是為了配合前蘇共對中共的攻擊，也是要偷換概念，違背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及聯合國大會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清單」剔除出去的決議，以讓葡屬殖民地獨立的模式，搞了個「放棄澳門殖民地」的陰謀，因而也使得前澳葡政府更無心管治澳門，而傳統愛國社團介入社會事務的廣度、力度就更大、更深。

中葡建交後，正式確定了澳門是中國領土，暫時由葡國管理的政治地位，前澳葡政府才開始較為負責任地管治澳門，尤其是華人領袖何賢先生在歡迎新任澳督高斯達將軍蒞任的酒會上，號召全澳市民服從澳門政府的管理，才使得前澳葡政府真正樹立認真管理澳門的信心。但由於歷史的原因，更為依賴傳統愛國社團對其管治的協助，從而在客觀上形成了「大社會，小政府」的「共管」現象，傳統愛國社團的活動天地更為寬闊，愛國愛澳陣營更為強大。儘管「藍底」學校所擁有的學生佔了全澳學生數量的一半以上，為了適應到台灣升學而採用了台灣的教材，事實上「藍底」學校的高中畢業生的主要出路也是在台灣地區，因而絡繹不絕地前往台灣升大；而內地「文革」期間「停課鬧革命」，「紅底」學校畢業生除非是家庭負擔得起而讓他們到外國或香港升大，一般學生就斷了升大前路，因而形成「藍底」大學畢業生比「紅底」大學畢業生多得多的情況，但在傳統愛國社團佔領澳門社會活動陣地及高地的情況下，「半個解放區」的本色仍沒有改變。

這就確定了澳門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社會政治態勢較為穩定，愛國觀念深入人心。在此情況下，澳門特區基本上不存在將「一國」與「兩制」分割開來的問題。即使是「反對派」，也沒有更不敢持有「澳獨」的思維，在進行集會遊行時活動時，沒有人打出葡國國旗或前市政廳旗，也沒有進行「澳獨」的活動。就是不少葡裔居民，為了入境珠海方便，在居民身份證上加註了中文姓名，以便領取「回鄉證」；更有一些葡裔居民承認自己是中國公民並辦理了相關手續，從而獲中央政府委任為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或獲行政長官委任為行政會委員，或是獲邀請出任全國政協或各地省級政協的委員。因此，在澳門特區，要像香港那樣發生挑戰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的「佔中」等事件，沒有政治基礎及思想基礎。

但這並不等於澳門沒有民怨。實際上，由於博彩業發展急速，造成了兩大困擾，其一是中小企業的發展以至生存空間受到嚴重擠壓，紛紛結業；其二市民生活受困，雖然僱員收入中位數是回歸時的三倍，但樓價卻是十多倍，交通、醫療等問題也越顯突出。因此，這幾年的民怨逐漸積累，一有適當的機會就噴發出來，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

在此問題上，雖然是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但特區政府顯然也有嚴重失誤。就如「上樓難」問題來說，如果說當初推出「投資移民」政策，並決定停止公屋計劃，在地產市道低迷時還可說是無可厚非的話，到了博彩業開放而促使經濟復甦、發展，尤其是「投資移民」政策的「門檻」甚低，而導致樓價飆升，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正在享受中低樓價之便的中低收入階層，其所引發的民怨之大就是可想而知。

習近平主席似是洞悉這種情況，在十九日甫抵達澳門，僅是在下榻酒店會見崔世安之後，尚未休息就直奔石排灣公屋實地考察住戶實況。從正面看，當然是在關心居民福祉的同時，肯定特區政府的公屋計劃，但多少也反襯並強調了影響澳門社會和諧的焦點，是在於「上樓難」問題，因而向特區政府猛敲「邊鼓」，必須繼續堅持公屋政策，並加快興建公屋的數量和速度。由於澳門並非是一個政治城市，相信民生問題獲得妥善解決後，影響社會和諧的負面因素就將極大地得到消除。因此，就居住領域而言，應當加快新城填海區Ａ區的進度，爭取在崔世安的這五年任期結束前，完成分配作業。另外，對於已收回的霸地，倘具備條件的，也應盡早投入興建公屋規劃。

習近平主席提出要妥善處理社會多元訴求，平衡好各方利益。這當然也包括了「反對派」在基本法框架下的訴求，這就使特區政府在如何妥善安排各類諮詢機構的位子時，有了壓力。行政長官崔世安已經表明，要調整諮詢機構政策，不能一人身兼多個機構，但在實際上卻仍是繼續委任已擁有多個機構的人士出任職務，繼續發生「有人飽死，有人餓死」的情況。為了讓更多的新人尤其是近年關心社會的年青人參與諮詢組織的工作，已經叱吒風雲多年的年長人士，宜「讓」出幾個位置，甚至是功成身退，騰出位子提供給新人，以利於社會訴求更均衡，及薪火相傳，培育新人。

但必須是「軟的更軟，硬的更硬」，對那些破壞特區社會安寧的行為，尤其是與外部勢力有關連、有勾結的情事，應提高警覺，斬斷外部勢力伸進澳門的黑手，以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確保澳門特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