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插過隊的北京知青包括習近平和王岐山。他們和本地青年路遙一起在黃土地上度過了青春

延安專列

習近平帶著妻子女兒回到梁家河村的那一天是臘月二十三，中國北方這一天是小年。

當年的大隊書記和入黨介紹人梁玉明告訴《博客天下》，習近平用陝西話說：“這次帶著婆姨(妻子)回來了。”

延安的許多鄉村接待過這種“回來看看”的北京知青，十年前甚至有上千人的集體還鄉活動。這些大多已經年過六旬的昔日青年往往會認為，這片神奇的黃土地給他們的人生打上了－個強烈的烙印。

習近平對黃土地的那種情感集中表現在他的回憶文章《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上，和多數背井離鄉的北京孩子不同，陝西是習近平的老家，他比其他插隊的同學有著更濃厚一層的感情。

“回家看看”20天后，在2015年的兩會上，習近平和上海主持入曹可凡談起正在播出的路遙原著改編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我跟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曾深入交流過。路遙和谷溪(曹穀溪)他們創辦《山花》的時候，還是寫詩的，不寫小說。”

北京知青離開北京的日子，根據去向不同會有區別，詩人食指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描寫的是奔赴陝西的火車，那是1968年的冬天。奔赴延安的人的記憶是1969年1月，在那整整一個月裏，北京青年從北京到西安，西安到銅川，銅川到延安。北京出發時的火車被稱為“延安專列”。

延安專列上的人還有，作家史鐵生，“赤腳醫生”孫立哲，“紮根於農村”的丁愛笛，作家陶正，後來成為共青延川縣團委書記的陶海粟。

兩位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通過這趟列車來到延安－－習近平和王岐山。

大多數知青會記得那個“青山綠水”“牛羊成群”“果樹滿山”的謊言，來接北京娃娃的幹部曾經這樣把青年們連哄帶騙地帶走了。

曾經在延安插隊的，後任北京郵電大學教授的王聽在回憶文章中記述：”坐在西去的列車上，欣賞著車窗外北國的風光，在茫茫白雪覆蓋下的田野、山川””想著自己妤不容易換來的掙脫父母羈絆的獨立的心聲，以及接我們去陝北的當地知青辦的同志描述的滿山果樹、遍地牛羊的新的家園，滿心充滿對新的目的地的好奇。”

超過26000名北京青年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來到延安，在陸續回城之後，他們在各行各業表現出眾，從政的人超過了八分之－。

習近平曾經轉述1993年延安地區行署專員跟他說的一個數據：

“延安行署專員給我講，你們知青來了二萬六，號稱三萬。現在出了省部級幹部八個，廳局級幹部大概二三百個，處級幹部三千多個，這是一筆大資源。”

在“省部級幹部八個”中，包括當時擔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相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王岐山，其中習近乎和作家路遙、史鐵都在延川插隊。

轉變的北京娃

延安對北京知青來說是一個有象徵意義的存在，在1966年的紅衛兵串聯當中，許多人都把終點設置為延安.狂熱的青年們從千里之外步行前往。

當時的習近平心事沉重，因為父親習仲勛的原因他受到了管制，僅僅因為床位不夠才得以倖免。

習近平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文中說：“後來決定送我去少管所，當時少管所設有：黑幫’子弟學習班。在要我去的時候，床位滿了，大概要排到一個月才能進去。”

在毛澤東”上山下鄉”的號召發出之後，習近平報名下鄉。去延安咸了習近平逃離北京的一種方式。當時造反派發現“要去的地方是延安，跟流放差不多”就允許習近平離開北京。

每個人來到延安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遠走避禍、有的逃離父母、有的是跟著女朋友一起來，有的則是理想感召。梁家河村的大隊書記梁玉明趕著毛驢車接走了包括習近平在內的15個各懷心事的“北京娃”。

村裏安排習近平等6個男知青住在一個窯洞裏，睡一大炕。因為學生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每天吃過早飯，梁玉明給這些年輕知青上學習班。

在梁家河，不到16歲的習近平是年紀最小的知青。

下鄉第一年，習近平表現不算好。他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也就沒有注意團結的問題。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幹活，我卻很隨意，老百姓對我印象不好。”

在梁玉明的印象中，習近平“這個人脾氣倔，跟人不多說話”。

延長縣作協主席張思明後來在撰寫習近乎的知青經歷時去梁家河采訪，村民告訴他“習仲勛曾說過習近平的性格　，是個‘強慫’(固執偏激的人)”。這個評價很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轉述的父親評價。

1969年底，習近平跟梁玉明請假探家，回到北京後又被關進“學習班”，送到海澱的工地上埋水管。半年後被放出來，習近平聽從姨夫魏健(東北大學學生、二‧九運動的參加者)的建議，回到梁家河。

大隊書記梁玉明對《博客天下》描繪了他再見到習近平時的樣子：

“是從山西扒著煤車回來的，回來的時候臉上沾著煤土，黑　　的。”

據延川縣作協主席張思明瞭解，習近平先到了延安縣馮莊(延安縣是現在延安市寶塔區)，他的朋友、北京35中的學生王岐山在那裏插隊。因為路遠天黑，習近平在馮莊留宿了－晚，借住在王岐山的窯洞裏，習近平從北京帶回來兩本經濟學的書，被王岐山扣下了－本自己讀。

沒有入知道那一夜兩人聊了些什麼。王岐山和習近平是同一年從北京到延安插隊的知青，被分在不同趵村子。但王岐山是高中畢業生，到延安時就已經2l歲，比習近平年長得多，而且王岐山過去是輔導員－－王岐山的朋友“老驥”曾經回憶，在“文革”前的北京中學裏，有些地方有這樣的規矩，從高中的班幹部裏選擇一位大哥哥來幫老師管理和指導初中的小同學們。

王岐山在馮莊受人尊重，他並不強壯，勞動不算一把好手，卻有強大的號召力，不管是北京知青還是當地村民，有事都願意找王岐山商量。習近平應該看到了壬岐山在襯裏的情況。

回家和借宿之後.習近平有了明顯的轉變。梁玉明告訴《博客天下》：“他說他就紮根農村，紮根一輩子，就好好於一輩子。沒有回北京那一說了，說要好好勞動，接受再教育。”習近平回憶文章中將轉變歸結到 “和群眾打成一片”，和鄉親們一起上山勞動，推土建壩。在許多梁家河鄉親的記憶中，習近平鹹了一個“賣力，不偷奸耍滑，能吃苦”的娃娃。剛下鄉時，習近平只能靠勞動掙6分，跟婦女水準類似，兩年後能掙滿10分，成了－個頂用的壯勞力。

因為父親習仲勛的問題，習近平人團申請與入黨申請屢次被駁回，在遞交十餘次後才被較開明的官員批准。入黨後不久，習近平當選為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在任期間，他帶領村民“整社(處理姓氏宗族之間矛盾)”、修築大壩、修建沼氣池，這些舉措為他在當地贏得良好口碑。

在梁家河的山溝裏，生活跟陝北高原一樣貧苦，每天吃糠咽菜，勉強果腹。村裏不通電，也沒有文化娛樂生活。習近平在梁家河的7年，除了勞動之外.還看了兩箱子從北京帶過來的書。

“咱們那時候是困難，公有制，煤油一個月給一斤。一斤煤油還得節省點，那煤油燈得用細撚子不敢用粗撚子，粗撚子費油嘛。”梁玉明說。

梁玉明回憶起當時在窯洞裏，借著昏暗的煤油燈光，和習近平一起抽煙拉話。

“兩個人－晚上抽三包煙”。

和王岐山類似，習近平也有了上門找他商量事的人。對于一個知青來說，這是成功的標志。

雄心勃勃的本地青年

本地知識青年王衛國也在這幾年間，在窯洞裡逐漸成長為作家路遙。

1968年，19歲的王衛國是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副縣長)。“當時的王衛國，長期身處社會底層，被壓抑的政治抱負與權力欲望開始得到實現，但他懷疑這種身份的真實感，甚至不敢正視其尷尬的境遇。”延安大學文學院院長梁向陽在《路遙傳》中寫道。

農村青年王衛國還沒來得及在革委會副主任的位置上施展抱負，就因為被懷疑組織武鬥打死了人接受了－輪審查。1968年底，王衛國隨著“老三屆”學生回到家鄉郭家溝參加“農業學大寨”運動，他收到了－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一把老鱖頭，一塊新的白羊肚毛巾。

王衛國這樣的人被稱作“回鄉知青”或者“本地知青”。

在王衛國回鄉後不久，1969年元月，從北京來的兩萬多名知青陸陸續續到達延安。延川縣接納了兩幹多名北京海澱區的知青，其中不乏清華大學附中、八一中學這樣名校的學生。

1960年代，清華附中是大批幹部子女的聚集地，也是紅衛兵運動的萌發地。這些學生將在學校裏就已經具備的“精英意識”帶到了陝北農村，在經歷了1966、1967年的殺伐紛爭之後，許多人抱著浮士德改造世界的情懷。

來自清華附中後在延川插隊的作家陶正曾說：“我當時的全部感受只用一個字就可以概括：‘幹’。嘴裏還得說接受教育，心裏念叨的改造農村改造中國。我也真想在革命聖地學到什麼革命傳統。陝北窮，落後，能大有作為，這是真的。志同道合的17人編成一組，專挑荒僻窮困的地方落草紮根。”

“如果北京知青沒有來，路遙和我們這些人的人生可能會大不相同，或許就一輩子當個農民。”路遙和習近平插隊時的朋友、陝西詩人曹穀溪對《博客天下》說，他認為北京知青給延川這個閉塞小縣城帶來的沖擊巨大。

“我們這兒的人看到北京知青刷牙，都指著說‘你看這個娃娃在嘴裏掏什麼呢？，有知青回來開玩笑說，‘要不是我們北京知青，你們連刷牙都不知道’。”延安知青文化網站發起人之一拓隨娃告訴《博客天下》。

曹谷溪曾任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的通訊幹事。1970年，他把王衛國調到延川縣通訊組，以培養通訊骨幹的名義進行培訓。在通訊組裏的還有陶正，以及成為王衛國妻子的北京知青林達。